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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术圈有件大事——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开幕了。虽然我对这样的“第一次”、“盛会”都没什么兴趣，但并不能否认，这本应该是件很严肃的事。 然而，随着不断有参会资料的流出，画风一转，这届大会的格调居然变成了这样： 有人用一半A4纸的篇幅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有人讨论了圣人的标准、绝对真理的标准；有人还自称是中国的“第二个老子”…… 那些荒诞和无聊自然用不着多说，我所关心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才会培养出一茬又一茬的韭菜，哦不，应该是奇异果。 01 “民哲”之前，热闹的还有“民科”，他们这帮人研究领域各异，深度也不一，有些是沽名钓誉，可有些却是真花时间、真投入的付出。一概而论的道德评判肯定不妥，但总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 ·这样有毅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敬佩的。 起初，我自己的观察：不管是民哲还是民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沙滩上盖楼”，缺乏对自己研究领域内基础知识体系的掌握。只是根据自己某个时间的灵光一闪，就有了一个结论。接着，他们的工作就是努力证明自己的这个结论是正确、有效、可行的。 总而言之，先确定了结果，再进行论证。 但这就违背了所有科学的基本常识——逻辑和实证。 缺乏了“程序正义”，在事先就确定目标的情况下，必然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所有不符合达成目标的知识碎片，甚至在衔接不上的地方就自创“逻辑体系”，完成所谓的“填补空白”。 从这个过程来讲，民哲比民科好当多了，毕竟他们只有动动嘴，而人家民科好歹还得做出个“东西”来。 02 但后来我又慢慢发现，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并不是仅仅只是一个知识或是思维过程，而是一种观念的桎梏。有知识的人同样会成为民哲、民科。比如交大博士夫妻怼郭德纲的事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他们的眼里，相声就是个逗乐的形式，谁想干都能干。特别是自认为聪明绝顶，加了这么多自创的“公式包袱”，你敢说不好笑？ 在导师和观众都不认可的情况下，仍然要强行辩解，斥之为“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听不懂”。 这听起来是又个多么熟悉的过程。所以有人才笑称，中国有了民科、民哲，现在又有了“民相声”。 这位博士忘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郭德纲能到今天这个地位，靠的并不是天天挤兑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而是对相声、曲艺技能的扎实掌握，没有这种基础，能在台上进退有据，信手拈来吗？ 而且，这个现象并不是那对交大博士夫妻个人的问题，以我对周围人的观察，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学的那套才是“高级的”、“科学的”。而其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小意思”，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搞定。 偏见、狂妄、自大……这些品质和研究什么东西并不相关，而是一个人的素养。 交大博士上台就问郭德纲，“你认识我吗”，“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么牛的人到你这里玩，是给你这个戏子面子。不知不觉中，他在“成功学”的鄙视链中把自己放到了上位。 可能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是小有成就的，但他们完全搞错了社会的鄙视链。不管是工商社会还是权力社会，他们都不是上位。 在跳出小圈子营造的虚幻满足感后，他们一定会湮没在真实社会鄙视的口水里。 03 所以，不管是所谓的民科、民哲还是民相声，在这些人的眼里，成功学才是中国最精深博大、最值得研究的学科。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几乎都不在自己的“学科内部”进行交流，而动不动就喜欢挑战“大师”的原因。 毕竟“学术碰瓷”与“哗众取宠”，是所有路径中最快的捷径。 ·不管是中科院或是牛顿，凡是权威都要挑战 这种观念，往小了说，是一个人的素养，往大了说就是一种文化。任何工作或者是研究，出发点并不是一种爱好，并不是为这个事业添砖加瓦的责任，而是想靠着这种东西获得别人的认可，甚至想获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为什么中国的基础学科这么差，为什么芯片、发动机搞了这么长时间都搞不出来，有人说是国家不够重视，投入不多，自然产出不够。有人说世风日下，人人心里想的都是钱，“板凳要坐十年冷”，然而辛辛苦苦穷十年的功力，出来的成果很可能只是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人家上台领奖，名利双收，你可能得到的只是一句“做学问真扎实”的恭维之言。 这些当然都对，可这些都是标，不是本。治好了标，本不行还是白搭。 所以说诺贝尔奖拿不到，却出了这么多民科，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相反，中国太聪明。事事总是“先敌一招”，先想结果，对自己有何利害关系，而对当下要干的什么却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反正“忍忍就过去了”。 天才与成功，是两个最为民哲与民科所津津乐道的词汇，当然，也是被他们误解最深的词。因为从头到尾，这两个词只关于他们自己，与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毫无关系。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不疯魔不成活”，英特尔的创始人也有句名言“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可到底疯魔和偏执的是什么呢？是人吗？还是忠实的事业？ 这是个哲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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