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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考杜牧的《樊川文集》，明确提到楚霸王项羽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阿房宫赋》中。该文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杜牧时年25岁。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言明了该文的创作目的。唐敬宗李湛十六岁继位，善于击球，喜手搏，往往深夜捕狐，与宦官嬉戏终日，贪好声色，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求访异人，希望获得不死之灵药，曾有在长安洛阳兴修宫殿的庞大计划。后因平卢、成德节度使借口“以兵匠助修东都”，想趁机夺取洛阳，才作罢。杜牧预感到唐王朝的危险局势与黑暗现实的必然结果，写下了这篇传诵千古的名赋。表面上写秦因修建阿房宫，挥霍无度，贪色奢侈，劳民伤财，终至亡国，实则借秦之古事讽唐之今事，规劝唐朝当政者，要以古为鉴，不能哀而不鉴，最终落得“后人复哀后人也”的结局。但杜牧的忠告，并没有使统治者改弦更张，悬岸勒马，半个世纪后，黄巢起义使唐王朝与秦朝一样归于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不满700字的名赋，前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描写秦之强和阿房宫之富丽堂皇；最后的70余字议论，总结教训，敲响警钟，点名主旨；中间的叙述部分，只有短短的30余字，“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30余字，急转直下，使行文走势发生了突变，是文章的关捩处。这里的“楚人”，准确的解释就是指楚霸王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结合整篇文章看，这里对“楚人”的描写，并不是作者所要大发感慨的对象，结尾“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才是全文的主旨和结穴处。但此处的“楚人”，从文理上论，又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面烘托。作者这里悬置了对他的“一炬”的道德评判，凸显的却是他对强秦的打击，用“武器的批判”，代表着另一种正义的力量，是一种历史的审判。 第二处，就是他的《题乌江渡》诗，这是一首专门咏写项羽的七言绝句：“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年，杜牧结束在南方十余年的漂泊生涯，由宣州赴京任左补缺、史馆修撰之职。途中经过乌江亭，写了这首激发无数后人议论的咏史诗，甚至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楚汉之事以来，对楚汉战争的结局，对刘邦、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文人骚客议论甚多，而此处杜牧对项羽兵败身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评判和剖析，认为胜败乃兵家之常事，项羽假如能够忍辱负重，退回江东，重整旗鼓，率领才俊的江东子弟，卷土重来，说不定可以改写那场战争的最后结果。一方面，该诗正如杜牧大多数咏史诗那样，习惯于以开阔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视野审视历史、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立论精辟，风格俊爽，意气风发，振聋发馈，启人深思。更重要的是，这里诗人有意对历史进行大胆的假设，重在表达自己对所咏对象的无穷惋惜之意，亦有与项羽惺惺相惜之情，暗含他以英雄自许的情结和抱负。 合起来看，作为晚唐具有“小杜”之称的杜牧，对历史人物项羽的描写并不等同于其他一般历史人物，其中有着他对西楚霸王独特的理解、认识以及深厚的感情投注，因而才有异于常人的视角和论断。《周易·乾卦》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杜牧之所以对项羽有着如此高的期许，甚至是作为异代知音而引为同调，完全可以在二人相似的出身、志向、性情以及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等方面，找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二 1、相似的出身和成长环境 关于项羽的家世，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又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项）羽岂其苗裔邪？”据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博物馆李馆长根据《项氏族谱》的考证：“项羽的父亲应是项燕的长子项超”，项氏先祖应是弃（后稷）。项羽是弃的第二十九世孙，而不是如司马迁所推测的那样是舜之苗裔。并详列了项氏家族的繁衍世系图：弃（后稷）———石窑———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公季）———文王———公旦——————××———叔度。认为项羽的祖父项燕乃叔度的第八代孙。可见无论正史记载，还是民间流传，项羽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是没有疑义的。 杜牧与项羽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世家背景。当时杜牧家族一门“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新唐书·杜佑传》）。甚至民谣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说当时杜氏门第之高，离天仅有一尺半，虽不乏夸张，但绝非空穴来风。杜牧的曾祖杜希望，历任安陵令、和亲判官、代州都督、鄯州都督等职。通悉边事，极受唐玄宗称赏，有军功被擢为鸿胪卿。因不愿“以货藩身”，触怒宦者牛仙童，下迁为恒州刺史、西河太守。爱重文学，门下如崔颢等，都名重当时。祖父杜佑，以荫入仕，曾于德宗、顺宗、宪宗朝，三度为相，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封岐国公，食邑三千户，精于吏事。被唐宪宗称之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史，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旧唐书·杜佑传》）据史传记载，杜佑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勤于学问，所著《通典》200卷，为我国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巨著。另有《理道要诀》10卷、《管氏指略》2卷、《宾佐记》1卷。杜牧的伯父杜式方，以荫授扬州参军事，转常州晋陵尉，再迁太常寺主簿。杜佑既相，式方出为昭应令，迁太仆卿。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式方丁父忧，服阕，迁司农少卿，加正议大夫、太仆卿。穆宗继位，转兼御史中丞，授桂管观察都防御使。式方性孝友，弟兄和睦，季弟从郁多病，常亲自为之煎药，及从郁病死，终年号泣。式方死后，赠礼部尚书。杜牧的父亲杜从郁，以荫于德宗贞元末仕太子司仪郎，宪宗元和初转左补缺，改为秘书丞，终官驾部员外郎。杜牧堂兄杜悰以荫三迁太子司仪郎，宪宗时为驸马都尉，历官司农卿、京兆尹、检校刑部尚书、凤祥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户部尚书、中枢侍郎、同中书省门下平章事加左仆射，宣宗时拜相，加司空、司徒、太傅，封国公。杜牧之弟杜觊，幼年患眼疾，母禁其为学。后举进士。礼部侍郎贾餗称：“得杜觊，足敌数百人。”授秘书省正字。李德裕奏之为浙西府宾佐。德裕贵盛，宾客中无人敢冲忤，只有杜觊数谏正之。及德裕谪袁州，叹道：“门下爱我皆如觊，吾无今日。”（《新唐书·杜觊传》）文宗大和末，召为咸阳尉，直史馆。常语人曰：“李训、郑注必败。”（《新唐书·杜觊传》）行未及都，李郑难作，杜觊便称疾而归。
汉语“世家”一词，首见于《孟子·滕文公》：“（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载，盖椽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汉代赵岐注云：“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于盖，禄万锺。”从孟子的原话和赵岐注可以看出，世家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但这个概念，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完全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史记》中的三十世家，从未收录过任何一个卿大夫一级的官员，足见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宽广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强宗豪右、世家大族以他们在家族教育、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深远而绵长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正如梁启超所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新大陆游记》）这种规律性的文化现象，通过上述项羽和杜牧的世家文化环境清晰可见，特别是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两种价值取向，是这两个千年之隔的家族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2、共同的乱世的社会环境 秦始皇统治时期，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又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大肆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税赋负担。秦的赋税非常繁重，田租要征“收太半之赋”；人口税也很重，“头会箕敛”。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徭役增加更多，达到古代 30 倍，远远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程度。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史载“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矛盾迅速激化。秦二世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戍卒在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国号“大楚”，口号“伐无道，诛暴秦”。接着，六国旧贵族纷纷杀长吏，相继割地称王。刘邦于芒、砀一带的山区举义。秦二世元年九月，项梁和项羽杀死会稽郡太守，号召楚国遗民起兵反秦。 再看杜牧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唐帝国从唐敬宗和唐文宗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败分裂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治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指出了唐朝当时社会矛盾交困于内外的残酷现实：王室衰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治，战乱屡起，党争剧烈，政出多门，赋税沉重，民生艰难，物财空竭。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中央政权与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形成对抗的局势，不断发生战争；藩镇与藩镇之间也时常发生互相兼并、互相侵夺的军阀混战；唐朝政府与西北、西南各民族政权也不时发生战争。杜牧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帝，其间，除唐宪宗时曾一度平藩，勉强维持一统局面，有过中兴气象外，其余皇帝一个比一个腐败无能。如穆宗只知道寻欢作乐，而置邦国兴衰于不顾，过了两年风流天子生活，便瘫卧龙床，为求长生而服食金丹，以致中毒身亡。唐敬宗热衷游宴、击球，亲信群小，乐而忘忧，居位3年，便在一个游畋的夜晚，被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人暗杀。一切迹象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历史再次出现了一个乱世争雄的局面。杜牧的好友许浑形象地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概括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 面对这样的社会剧变，懦者退缩，俗者混世，而只有勇者才会在担当中进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审视，找到一条济世道路。项羽和杜牧均属于后者，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虽然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各异，用世的形式不一，但二人的精神和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 3、同样不凡的志向和抱负 《史记·项羽本纪》一开始就写到：“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生动记载了项羽非凡的志向和抱负。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杜牧也是“自负经纬才略”。生当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的时代，他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曾作《郡斋独酌》诗，抒发自己宏伟的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商。”全祖望认为他“感时愤世，殆与汉长沙太傅相上下”。（《鲒埼亭集外编》卷37）杜牧博览群书，尤其对先秦及两汉史有着深入的研究，25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结尾处高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足见其非同寻常的气概和见识，当时名士吴武陵因此赞许为 “真王佐才”。（《唐摭言》卷六）杜牧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多事之秋。杜牧痛心疾首，忧国忧民，喜欢像他祖父杜佑那样研究历史。杜牧通过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认为世事所以如此，是国力和军事的衰萎造成的，强调知兵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注孙子序》）因此，他主张收失地，平内乱，统一国家，巩固国防。他在《战论》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论述了有关战略问题，揭露了造成内外危机的各种原因。尤其是穆宗再失宪宗所收之地，使杜牧深为痛惜。杜牧曾注《孙子》，撰写《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和《上李司徒论用兵书》等重要军事著作，以表达他论政用兵的主张。《新唐书》有李德裕用杜牧意见在会昌打败抗命藩镇的记载。杜牧还将《孙子兵法》一书注释成编，呈给当朝宰相周墀。他在《上周相公书》中说：“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在《注孙子序》中杜牧叙说自己：“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用兵也。”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杜）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还记载：“（杜牧）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可惜杜牧所注《孙子》一书，今已失传，后人无缘一睹其谈兵论谋之说了。会昌二年（842年）杜牧出为黄州刺史，他给宰相李德裕写信——《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信中大谈在泽潞地区的用兵方略，显示了他自幼酷爱孙吴兵法并精通战略的才华。《新唐书·杜牧传》记载：“泽潞平，略如（杜）牧策。”又据《旧唐书·杜牧传》记载：“武宗朝，诛昆夷、鲜卑，（杜）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直接启发了后来范仲淹抗拒西夏胡兵的军事思维：“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宋史·范仲淹传》）可见，杜牧注《孙子》，决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的卖弄，确有济世安邦的韬略和杰出的军事天才。
当然，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可能都共有着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热切关注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救民于水火的担当精神和兼济天下的高远志向等。但在项羽和杜牧身上，共同的对兵法和军事的重视，以及所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并不是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具备的。这种相投，也是颇为珍贵的。 4、共同的性格和气质 无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不二的性格和气质。但相对而言，不同的个体之间，性情和禀赋又常有相似之处。细论项羽和杜牧二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也有颇多相似之处。笔者鄙见，二者同属于那种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而又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人格类型。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项羽是最辉煌生动的形象。司马迁以高超的史笔和丰富的细节，尽现了项羽独特的性格和气质。首先，项羽年少时，见秦始皇巡游时的不可一世，脱口而言：“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后，他立即和叔父斩杀太守，帅八千子弟起兵于吴中。当起义陷于低潮，北上救赵的主帅宋义怀私心保存实力，中途滞留月余不前时，他怒杀主帅，急速引兵救赵。当各路救赵的义军，惧怕秦将章邯、王离，纷纷驻扎在巨鹿外围，对战势作壁上观时，项羽径帅楚军横渡漳河，破釜沉舟，一举全歼秦军主力，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势，也决定了秦朝覆亡的命运。而当刘邦先破咸阳，欲王关中时，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全然不顾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这一切都分明可见项羽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的性格和气质。其次，项羽性格和气质中，又具有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特点。《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鸿门宴会上，本怒誓“击破沛公军”的项羽，在刘邦示弱的几句话后，毫无心计的脱口而言：“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而且，毫不理睬范增谋杀计划的再三暗示。当楚汉战争数年未决，人苦军旅，天下疲困时，他又致意汉王刘邦说：“天下凶凶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在垓下之围的败亡前，他仍然要“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最后诀别虞姬，赠战马与乌江亭长，赠头颅与吕马童。甚至连他的屠襄城，屠咸阳，坑秦降卒，坑齐民，焚齐城，焚秦宫，杀秦降王子婴，杀义帝，都可以看出项羽爱憎分明、冲动激切、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过于“本色”的个性。有趣的是，杜牧《题乌江渡》诗批评了项羽最后的不理性，而他自己恰是一个激情浪漫的诗人，真可谓“痴情人说痴情人”！ 再看杜牧，曾再三表述自己的性格称：“疏愚于情，不识机栝。”（《与人论谏书》）“不知趋向。”（《上刑部崔尚书状》）在《上池州李使君书》中，杜牧更是形象地陈述了自己爱憎分明、率真冲动、刚直激切的性情：“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在《上李中丞书》中，杜牧陈述了自己放任自达、不拘小节而又蔑视礼教束缚的生活态度：“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病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宦途之间，比之流辈，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自省，亦不自悔。”因此，《新唐书·杜牧传》记载云：“（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太平广记》卷273“杜牧”条也记载说：“（杜）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杜牧敢于向专权结党的宰相李德裕抗言；敢于为因言时弊而被取消科举资格的名士刘蕡上书鸣冤；面对无法力挽狂澜的时局，杜牧甚至将一腔悲愤和幽怀，连同满腹经纶，交付于酒肆娼家，“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被讥为“风情不节”。 5、相同的悲剧命运 项羽是一个神勇的英雄人物，力能扛鼎，气可拔山，叱咤风云，破釜沉舟，所向无敌，颠覆强秦，分封诸王。司马迁的《史记》特将项羽列入“本纪”，精心撰写，被梁启超誉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但从楚怀王熊心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史记·高祖本纪》）而让刘邦西征，却让项羽随宋义北上渡河救赵，就注定了项羽终归是一个悲剧性英雄的事实。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史记·项羽本纪》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和乌江自刎等生动场面。特别是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的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是项羽留下来的唯一作品，也可以说是他自写的挽歌和墓志。 生逢末世的杜牧，本就注定了他无所作为而又无可奈何的命运。加之他秉性刚直，磊落不拘小节，26岁举进士后，一直被排挤，先后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作了10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仕途很不得意。36岁内迁，又受到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刺史。《新唐书》本传记载：“（杜）牧以疏直，时无右援者。”道尽了杜牧仕途困顿的情形。这种失意与悲伤，被杜牧倾注在自己的诗歌中：“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寄张祜》）“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九日齐山登高》）因而，李商隐诗写道：“刻意伤春又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司勋》）表达了对杜牧的理解和同情。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杜牧于大中六年（852年）自为墓志、祭文，月余而卒，享年50岁。
笔者认为，杜牧对赍志以殁的项羽的咏叹，也许正是感同身受的悲剧命运使然。但这绝不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抗争所表现出的坦然姿态，正如张大可先生所论：“项羽的乌江自刎，不是怯懦者无可奈何的逃避，而是勇敢者的人生顿悟，是英雄伟人的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乌江论坛——项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项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三 通过项羽与杜牧的对比，笔者得出几点颇有趣味的结论： 1、杜牧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且有着挥之不去的军事情结，具有军事家的素养和英雄人物的潜质。如果说他与项羽有区别的话，那仅仅是职业军人与非职业军人的不同而已。 2、诗人与军事家有着神秘的近缘关系。按常理，诗歌是一门艺术，而战争和军事则属于科学的范畴。一个追求浪漫和激情；一个以严密理性的判断为原则，必须摒弃主观因素和情感。二者的思维品质是极具差异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天才，都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一点，在项羽身上就体现得很充分，他的性情，他言谈，他的做事风格等，都像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自刎前的作歌，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3、项羽失败的关键，最终在于文化学养的缺失。项羽自刎前高呼“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笔者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在军事作战本身，他是无敌的，但最终决定事情成败的不仅仅是军事。可以说，从项羽最初拒绝学习文化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必然失败，《史记·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批评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是很有见地的。这种事例也可从曾国藩能够打败太平天国的事件中，再次得到证明。最终使曾国藩战胜洪秀全的，不仅仅是湘军的骁勇，因素很多，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帅曾国藩深厚的学养和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此，毛泽东早年独服膺于曾文正，并慷慨激昂地总结历史、评判英雄人物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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