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上期，笔者根据彦修草书碑，指出《古诗四帖》是五代彦修真迹。 本期，将讲述《古诗四帖》的流传史，主要是明代的几位顶级名家，丰坊、王世贞、项元汴、詹景凤和董其昌，围绕《古诗四帖》和彦修草书碑发生的故事。他们面对真相，欲言又止，欲拒还迎，各有姿态。 作 者：吴 斌 接上期：《古诗四帖》与五代彦修（上） 北宋末，《古诗四帖》入宣和内府，收录于《宣和书谱》，系于谢灵运名下，叫《古诗帖》。 南宋末，是贾似道囊中物，著录于《悦生堂别录》和周密《云烟过眼录》，还叫谢灵运《古诗帖》。 元末，“翰林院国史院检阅官”荣僧肇题跋道：“岂谢公以佳诗雅韵，掩其书名耶？”此时，它依然归在谢灵运名下，并保持着宣和原装。 入明，《古诗帖》被拆开，散落各地，无锡华氏搜罗四十年，集成四帖，也不知是否是全轶。嘉靖二十八年（1549），丰坊受华夏所托，精心考证了一番，写了超长的题跋，核心思想是：帖中有庾信《步虚词》，而庾信晚于谢灵运，所以，这不是谢灵运真迹。 丰坊完成了《古诗四帖》的第一次学术进步。他排除了谢灵运，用不确定的语气，把《古诗四帖》的作者，定为贺知章。 丰坊在长跋开始，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世有石本，末云：谢灵运书。” 丰坊又根据拓本，找到了早先《古诗四帖》被标为“谢灵运”原因：“其石刻是子晋赞后截去十九行，仅存谢灵运王而已，因读王为书字。”  丰坊题跋局部。 石刻上的信息，和《古诗四帖》完全吻合，“谢灵运王”这一行之后，正有一道纸缝。所以，丰坊鉴定时所用拓本，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古诗四帖》中谢灵运诗刻的石。  原文本是“谢灵运王子晋赞……”，被好事者截去“谢灵运王”之后的部分，再把“王”视作“书”字，于是变成“谢灵运书”，这是之前此帖被归为谢灵运的原因。 华夏之后，《古诗四帖》归了项元汴。项元汴也写了一段题跋： 右题中（指荣僧肇题跋）已极详备如此，余又尝见宋嘉祐间不全拓墨本，亦以为临川内史谢康乐所书，妙入神品。今幸获睹真迹，殆不虚语。笔势纵横，使人真有凌云之想。书于五色笺上，其笺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玺，为庸人擦去，可惜。装褙错序，细寻绎之，方能成章。第前二篇，见近世所刊六朝人诗《庾信集》，味其词气，颇不类谢公为可疑。深愧浅陋，不能考订以破数百年之惑，而使妙迹不遇知音，悲夫！注：荣僧肇和项元汴跋，早已佚失，今据汪砢玉《珊瑚网》抄录。 项元汴说自己曾见过“嘉祐间不全拓墨本”，也是被当成谢灵运的书法，书艺入神，今日见到真迹《古诗四帖》，十分荣幸。 按照语意，作为华夏的下家，项元汴看到的拓本，和丰坊看到的是同一种，甚至是同一件。 除了丰坊和项元汴之外，王世贞也是知情人。他在《弇州四部稿》卷154说部《艺苑卮言附录三》写道： 陕西刻谢灵运书，非也。乃中载灵运诗耳，内尚有唐人两绝句，亦非全文。真迹在荡口华氏。凡四十年购古迹而始全，以为延津之合。属丰道生鉴定，谓为贺知章，无的据。然遒俊之甚，上可拟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可以从中看出，王世贞也见过丰坊鉴定《古诗四帖》时所用的拓本。 既然三人都见过同种拓本，不妨把他们描述的拓本信息综合起来：项元汴说“嘉祐”“不全”，王世贞说“陕刻”、“唐诗两首非全文”。有这几个条件约束，碑刻的范围已经不大了。 上期，笔者已通过和彦修草书碑的图像对比，指出《古诗四帖》是彦修真迹。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下彦修草书碑的基本状况。 彦修草书碑，现藏西安碑林，刻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有题记为证。  题记释文：乾化中僧彦修，善草书。笔力遒劲，得张旭法。惜哉名不振于时。遂命摸刻，以贻同好。嘉祐戊戌岁冬十月九日，司农少卿知解梁郡李丕绪题。 碑是双面三段刻，碑阳刻唐末裴说《寄边衣诗》。诗的前部不全，首句是“……风杀柳条，浓烟半夜成黄叶”，缺“深闺乍冷鉴开箧，玉箸微微湿红颊。一阵霜”17字。  碑阳整拓示意。唐末裴说《寄边衣诗》释文：……风杀柳条，浓烟半夜成黄叶。 重重白练明如雪，独下闲阶转凄切。 只知抱杵捣秋砧，不觉高楼已无月。 时闻塞雁声相唤，纱窗只有灯相伴。 几展齐纨又懒裁，离肠恐逐金刀断。 细想仪形执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 愁捻银针信手缝，惆怅无人试宽窄。 时时举手匀残泪，红笺漫有千行字。 书中不尽书中事，…… 碑阴首句是“一片殷勤寄边使”，占两行，这是从碑阳末尾转入的《寄边衣诗》末句。后接《入洛诗》和嘉祐题记。碑阴下部，是张旭《肚痛帖》，注明“张旭书”的字样。  碑阴整拓示意。首句“一片殷勤寄边使”，是碑阳《寄边衣诗》末句。后接《入洛诗》。再后是嘉祐题记。再下是张旭《肚痛帖》（《肚痛帖》失拓）。  《入洛诗》释文：残秋入洛谒明君，身事成来愧忝尘。若说此生勤苦甚，等闲之苦是何人？此回重入洛阳城，又忝皇恩赐一名。又向乐师（？）院住，如斯谁是得来情。 注：碑阴《入洛诗》，先前无人知道作者为谁。笔者猜测，《入洛诗》的作者也是裴说。因诗中有“又忝皇恩赐一名”的句子，说明作者是状元。而裴说正是唐哀帝时的状元。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彦修碑的基本信息，和丰坊、王世贞和项元汴记载的拓本特征，相吻合。 唯一不匹配的是，三人是根据《古诗四帖》为底本的谢灵运诗叙述的拓本特征，而现存彦修碑上，并无谢灵运诗。 为何会这么蹊跷？ 我们再看彦修碑碑阳，书写的是《寄边衣诗》中段，头部虽然少了17字，可是，首字“风”顶右上角，缺字并不是碑石破损造成的。  碑阳首段示意。 裴说是906年的唐末状元，彦修所处的后梁乾化，是911年五月～913年正月，两人同时代，甚至两人有交情，不存在彦修看不到全诗的可能。李丕绪在嘉祐三年（1058）刻石，晚于乾化约150年，150年并不久远，相当于现在看清代同治，彦修真迹当时就丢失首部的可能性不大。 李丕绪是什么人呢？《宋史》说他“家多图书，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他的藏品档次其实很高，北宋董逌《广川书跋》说他有怀素六帖，欧阳修《集古录》也多次提到李丕绪，欧阳修的不少重要藏品，都来自于他，比如《晋人七贤帖》。 对李丕绪来说，彦修真迹，实在算不上了不起的东西，打个比方，这相当于，当今的大藏家，看待一位“名不振于时”的同治时期书法家的作品。反言之，如果李丕绪能刻彦修草书，他应该刻了更多的藏品。这相当于，当今大藏家出版藏品集，如果印到小名头，大名头肯定已经印了，断无只印小名头的道理。 李丕绪把家藏法书，一件件紧凑地刻下来。刻完碑阳转碑阴，刻完碑阴转下一块碑的碑阳，刻完一位书法家，就留一段题记，紧接着就是下一位书法家。其实这也能解释，彦修碑碑阴下部，为何还有张旭《肚痛帖》！ 所以，彦修碑完全可能已非完璧，北宋刻了不止一块，碑林仅存的，是组碑之一，或者说，彦修碑是北宋李丕绪私家刻帖的唯一遗存。《寄边衣诗》首部缺失的17字，在上一块碑碑阴的尾部，但是上一块碑，已经佚了。 又因为上一块碑碑阴尾部，仅有《寄边衣诗》的开头17字，说明在上一块刻石的《寄边衣诗》前面，还有更多的彦修草书。否则，不会留着17字的尾巴，17字也就是三行而已，《寄边衣诗》必定单独开碑，然后顶头摹刻。 那么，会不会，丰坊、王世贞和项元汴看到的拓本中的谢灵运诗，存在于彦修佚碑中？也就是说，彦修佚碑的一部分，是根据《古诗四帖》中的谢灵运诗，真迹上石？ 这样，其实就能够解释，为何三人看着一件符合彦修碑特征的拓本，对《古诗四帖》中的谢灵运诗品头论足了。 我指出这种可能，请大家体会。 如果是这样，事实就可怕了。这说明，丰坊、王世贞和项元汴，当时就明白《古诗四帖》和彦修碑的密切关系，当然也知道《古诗四帖》是彦修的手笔。 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动机，不指明彦修的真相。因为，彦修的年代虽早，却属于书史中的生僻人物，如果不是碑刻侥幸流传，名字早就湮灭了。彦修的名声，配不上《古诗四帖》这卷在《宣和书谱》中排名靠前的名迹，公开实情，会伤害藏家的利益。 丰坊题跋之后约五十年，即万历壬寅（1602），项元汴的儿子项玄度，拿着《古诗四帖》向董其昌求跋。48岁的董其昌把《古诗四帖》定为唐代张旭。 选中张旭，是因为他晚于六朝庾信，是顶级的草书名家，配得上《古诗四帖》煊赫的流传，并且，彦修遥接张旭，《古诗四帖》和张旭书风，有连通。 我们完整地看看董其昌在《古诗四帖》卷后的题跋文字： 释文：唐张长史书庾开府《步虚词》、谢客《王子晋衡山老人赞》，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与其所书《烟条诗》、《宛溪诗》同一笔法，颜尚书、藏真皆师之。真名迹也。自宋以来，皆命之谢客（谢灵运），因中有谢灵运王子晋赞数字误耳。丰考功（坊）、文待诏（征明）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顾《庾集》自非僻书，谢客能预书庾诗耶？或疑卷尾无长史名款，然唐人书如欧、虞、褚、陆自碑帖外，都无名款，今《汝南志》、《梦奠帖》等历历可验。世人收北宋画，政不须名款乃别识也。或曰安知非醉素，以旭肥素瘦，故知为长史耳。夫四声始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时皆未之有。丰人翁（丰坊）乃不深考而以《宣和书谱》为证。宣和鉴书如龙大渊辈，极不具眼。且谱止云古诗，不云步虚词云云也。阁帖二卷，张芝知汝帖，米元章犹以为伯高书，此诚不随人看场者。余故为项玄度正之，且刻诸鸿堂帖中。万历壬寅中元日董其昌跋。 董其昌在题跋一开始，就说张旭《古诗四帖》"与其所书《烟条诗》、《宛溪诗》同一笔法”，这句话是董其昌把此帖归为张旭的依据，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我们找到《烟条诗》和《宛溪诗》，哪怕是其中之一，对判断董其昌的心思，会有关键性的帮助。可是，徐邦达、启功和谢稚柳，异口同声地说它们失传了。 难道，真的已经失传了吗？ 下面，我再指出一种可能，请大家再次体会。 彦修碑碑阳《寄边衣诗》的头两行，是“……风杀柳条，浓烟半夜成黄叶。”内有“烟”“条”二字，《烟条诗》会不会就是《寄边衣诗》？  彦修碑碑阳《寄边衣诗》的头两行是“……风杀柳条，浓烟半夜成黄叶。”内有“烟”“条”二字。 在古代，查诗的出处，并非易事，譬如说，《古诗四帖》中的庾信诗，北宋之后400多年，直到明代丰坊才查出来。彦修碑又缺首部17字，查找更加不易了，所以前人在不知诗名时，按照一般习惯，摘取前面的“烟”、“条”二字，凑成帖名。 可以确信的是，董其昌必定见过彦修碑拓本。在2007年第10、11期的《书法》杂志上，刊载了一件董其昌墨迹。临写的内容，就包含彦修碑的《寄边衣诗》。   董其昌临《寄边衣诗》，和彦修草书碑的章法布局完全一致。可以证明，董其昌必定见过彦修碑。 但董其昌在卷后诡异地题道：“秦中刻碑有张长史不全千文及怀素书寄边衣诗，虽似狂怪实二王。时所未见也。董其昌临并题。” 看风格，董其昌此卷，书写于60岁前后。距题跋《古诗四帖》，已经过了十来年。也许在此期间，查出了裴说的诗名。 彦修碑拓本，在当时的江南流传不广，所以董其昌说“时所未见也”。他一边对着拓本为人临写，一边把彦修报成怀素，还说“虽似狂怪实二王”，这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 临写碑帖，平常不过的事情啊，为何要隐瞒呢？莫非，不想让人知道彦修拓本的详情？ 在项元汴身边，还有一件事，可以把“烟条”和彦修联系起来。 詹景凤《玄览编》卷三： 张颠真迹三卷，……又《烟条帖》长幅，用素绫书，原云间顾氏物，今在项元汴处。……《烟条》疑宋僧彦修书，而文太史作径寸余八分书题后，乃评为颠迹。彦修在宋甚有名，书法豪纵似张，但乏古意，岂太史未之见耶？ 詹景凤和项元汴有现实的交往。项元汴有一件素绫长幅《烟条帖》，原来是云间顾氏（笔者认为是顾从义）的藏品，詹景凤在项家一见到，马上想到彦修。他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文征明所说的张旭真迹。 明确的彦修书迹，世上惟有彦修碑。如果没见过彦修碑，谁也不可能知道彦修书法是什么样子。詹景凤把项元汴收藏的《烟条诗》素绫长幅指向彦修，说明《烟条帖》和彦修碑有关联。前文指出，《烟条帖》或许就是彦修《寄边衣诗》。 几件事凑在一起，是不是很微妙？ 当然，以现在的艺术史眼光来看，唐代张旭素绫长幅，未必是真迹。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根据彦修碑造的伪物。所以，詹景凤一看，心如明镜。 彦修佚碑，就算历史上真的存在，估计也永远找不到了。但是项元汴家的顾氏旧藏《烟条帖》，是有刻帖的。清初杨宾《大瓢偶笔》道：“中江潘允亮与顾从义俱刻淳化帖一部，而顾更有名。又刻玉泓馆兰亭、柳公权兰亭、十七帖、兰馨、烟条等帖。”更早的，在《汪氏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二十一的《星凤楼帖》条目下，也有顾从义刻《烟条帖》的记载。 如果，顾刻《烟条帖》能够找到，就可以证明我的部分猜测。我觉着，这事儿大有希望，毕竟，文博机构的藏品很多，根据线索，或可按图索骥。 这一期，我主要是指出，围绕彦修草书碑、《古诗四帖》和《烟条诗》，在明代鉴藏圈里出现的种种巧合。反正，巧合多了，或许就是隐蔽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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