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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截击，秦师全军覆没，三员秦将被俘。后来三将被放回，秦穆公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追思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百里奚任秦穆公相国，政事无不参预。他为相期间，秦国建树国威的几件大事，秦人俱归功于他，口碑载道，传颂不绝。这几件事情正是《通鉴》中说得“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第一，“三置晋 百里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晚年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他依靠出众的才智和超群的谋略，使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为秦国取得霸主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像《史记》所载孔子的评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即百里奚），爵之大夫……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百里奚相秦期间，内外安缉，充实秦的国力，奠定称霸以及统一的基础，在春秋时期已很明显，为有识者所称道。秦霸西戎，与晋国抗衡，成为诸侯争霸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势力，都是秦穆公时期完成的，这固然是穆公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的结果，但与百里奚的相业也是分不开的。故论者称许秦穆公的功业，总以任用百里奚为其大端。
百里奚的品德和修养，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道德高尚，注定了他以德治国，而非以暴欺民。在百里奚这里，内圣和外王一一贯之，完全打通，领导者的道德感召是一个榜样，是一面旗帜，在这种榜样和旗帜下，民风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教化，还用得着外在强制性的规范和法律吗？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打通了“内圣”和“外王”的隔阂，达成了个体和类的和谐统一。而这种状态是中国政治文化所期盼的最终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如此的美好和纯洁，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种文化的崇高和伟大。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理想，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消解问题。通过对产生问题的土壤进行消除，把那些让人陷入非此即彼两难选择的问题化解的无影无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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