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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2494字。 全球变暖和环保主义上世纪50年代起，科学界越来越多人相信一个假说，叫人为因素导致全球变暖，简称全球变暖理论（Global warming）。要理解它，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叫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就是太阳通过短波辐射向地球提供热量，然后地表通过长波辐射，将吸收的热量发散到宇宙中去，在经过大气层时，这些长波辐射会被大气层截留一部分，于是地表温度上升。如果没有大气层，地表的平均温度会降到-18℃，碳基生命无法存续。 大气层中能够留住长波热辐射的气体，叫温室气体，其中对温室效应贡献最大的是水蒸气，占了绝大部分。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不包含水蒸气，而是二氧化碳、甲、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这六种，其中后三类气体对长波辐射的吸收最强，但总量太小，所以这六种气体中对温室效应贡献度最大的是二氧化碳，有说是占了六种气体影响中的70-80%。 由于工业化以来大气中水蒸气含量增幅不超过1%，二氧化碳含量却提高了近一半（约46%），有人认为，工业文明造成的碳排放激增，引起了全球气温上升。世界变暖了，这必然会改变生态环境，造成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物种消亡，要阻止这一危机，自然就要减少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就是碳减排。而燃油车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就成了众矢之的。 全球变暖理论的历史很短，最早是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的，但仅仅是一个假说，缺乏数据支撑，没想到几年之后，美国一位气候科学家叫詹姆斯汉森，他声称自己建立的气候模型已经证明全球变暖是真的，1988年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当人问起时，他说有99%的把握确信。正是这次事件，让“全球变暖的恐慌”从科学界走出来，传遍了世界，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个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是人为导致全球变暖理论的主要缔造者，为全球碳减排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思想动力。 IPCC在2013年的 AR5报告中提到，工业化以来，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释放了3650亿吨碳，其他人类活动释放了1800亿吨，总计人为排放5450亿吨碳，海洋吸收了其中的28%，即1550亿吨，陆地吸收了29%，即1600亿吨，则人类活动实际向大气排放了2400亿吨碳。 我粗算了一下，大气中现有二氧化碳总量29788.8亿吨，工业化前二氧化碳浓度是280ppm，现在超过400ppm，相比工业化前，增长了8936.64亿吨二氧化碳，也即2435亿吨碳，与AR5基本一致。  看起来，大气中新增的碳全是人为因素导致。地球生态来不及适应如此高速增长的碳排放，于是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滞留在了大气中。 但实际上这不可能。 2009年美国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上公布了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自1850年以来，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占人类总排放量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从那时到现在，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从每年约20亿吨增长至约350亿吨，这说明地球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出版的一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通过卫星采集的数据显示，全球植被面积正在不断增大，过去33年增大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达到695万平方英里，这些增长的植被能够根本性改变气候系统的水和碳循环。这项研究还发现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对于导致全球植物绿化现象起到70%的作用。可见地球生态自我调整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但也有地球科学家宣称，这种绿色效应不太可能永久持续。至于不持续的期限是多久，不清楚。 IPCC支撑“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依据是，其气候模型估算1880～2012年间，全球平均地表增温0.85℃，人类活动导致了这期间一半以上的全球变暖（概率大于95%）。 但报告无法解释的一点是，在此期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持续增加，地球却多次进入寒冷期。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 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全球气温下降约0.05℃，这段时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恢复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剧增，气温反而降低。有意思的是，1971年丹斯加德等人发表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谱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气候有10万年轨道周期变化，其中9万年为冷期，1万年为暖期。按此规律推算，目前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于是提出了“全球变冷”的假说，为此也很是争论过一段时间。 气象学家竺可桢也发文参与过这场讨论，认为过去5000年地球气温一直有规律地呈现冷暖交替，上下波动在1-2度是很常见的。1972年他在《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中这样写道：“5000年前仰韶文化到3000年前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比现在平均气温高2℃左右。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1700年，摆动范围1-2℃。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1-0.5℃……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去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知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也就是说，1850年以来，全球气温变化还没有脱离历史规律。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莫伯格发现，中世纪暖期有一段与工业化后气温变化十分接近。不过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那时的气温上升主要集中在北大西洋一带，而如今的变暖现象却涉及各个大洲。 对全球变暖的质疑从未停止。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为因素对气温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与政府支持的IPCC相对的，民间有一个NIPCC，一直反对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说法，因为以IPCC的理论，全球气温最高的应该是热带对流层上层，而实测数据并非如此。 气象卫星NOAA探测的全球对流层底层平均气温从1979年到1999年期间的线性趋势只有+0.06℃/10a，几乎没有变暖的趋势，而IPCC报告却显示同一时期的全球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也就是说这期间全球气温上升仅仅出现在近地面非常薄的一层大气中，这与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理论相违背，因为如果升温是二氧化碳含量激增造成的，大气层本身的增温应该比地球表面增温更快。 许多气象学者的研究也间接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们发现，由于城市扩张导致气象站周遭环境改变，IPCC采用的全球气象站数据都被“人为增高”了。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气候学教授约翰·克里斯蒂曾是IPCC的主笔。他对非洲东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3个气象站分别进行研究，发现气象站显示全球气温上升的数据主要是由周边土地开发等因素造成的。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斯·麦克特里克也对IPCC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有充足的资料证明，IPCC的气候数据被许多因素‘污染’了，比如工业化、数据的质量问题等等，使得结论偏向于变暖的说法。” 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曾是全球变暖的“铁杆”支持者，但在实地调查534个气象站后，发现已调查的气象站中有56%是严重不合格的(误差高于5℃)；87%的气象站是不合格的(误差高于1℃)。这些为“全球变暖”提供原始数据的气象站，有的位于空调设施附近，有的位于废弃物处理厂边上。在英国，曼彻斯特机场旁边的一个气象站原本被田野包围，而现在，它周围全是散发热量的建筑。 全球变暖的支持者给出的报告也说明，人为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可能没有预想的那么大。2009年11月由IPCC报告历次作者编写的《哥本哈根诊断》中，首次明确承认“在年代际尺度上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变冷，可能超过温室效应的影响”。 相比于自然界每年超过7000亿吨的碳排放，地球碳循环41万亿吨的总量，以千年为跨度，人类目前的碳排放确实微不足道。 考虑到对环境的认识还很浅薄，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支持并不像舆论宣传的那样铁板一块。美国气象学会前主席M·罗斯表示，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的想法，是迄今为止他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科学滥用。加拿大气候学博士蒂莫西在《全球暖化：有硬数据支持吗》中对此的评价也带着戏虐：“有人提到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会‘超出地球恒温的安全警戒线’，有地球恒温这样的东西吗？难道他没有听说过冰期吗？” 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双方的观点都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气候学的研究历史很短暂，它真正发展为一套理论，是在温度计和气压计诞生之后的事，也就是最近200年左右的时间，和工业化进程同步。而它近期的迅猛发展，也是无线电、气象卫星、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带来的。这门学问的准确性非常依赖科技的进步，而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非常之广，对因素的认知又很有限，比如过去我们知道太阳的红外线会对气温产生影响，却不太确定紫外线和太阳磁场在其中的作用有多大，类似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所以，气候的预测常常被打脸。人类连明天是什么天气都拿不准，却相信自己能预测100年后的灾难，这份自信到底从何而来呢？ 说了这么多，只想告诉大家一点，人为因素导致全球变暖的假说，在科学界并没有达成所谓的共识，有关它的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 但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一次又一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海平面上升了，气候改变了，物种灭绝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还将继续变暖，而这一切，都是人类排放造成的，工业文明造成的，自由市场造成的，人类应该主动站出来与之抗争。这就是环保主义者。 环保这件事，与人类文明的道德基因非常契合，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天然的政治正确。而它的社会运动属性，必然产生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作为20世纪70年代才诞生的“新宗教”，只用了半个世纪就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政治力量，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来历。 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运动起源于60年代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蕾切尔·卡逊，这本书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告诉人们，如果继续滥用DDT等农药，鱼鸟虫豸将会灭绝，过去生机盎然的庄园将变得一片死寂。在此之前很多生物学家都在呼吁禁用DDT，收效甚微，就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不久，另一位生物学者出版了《我们的合成环境》，观点差不多，却没什么反响。卡逊充满戏剧张力的文学功底帮助这本书诱出了美国民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并且愈演愈烈，1970年4月22日，在群情激昂中，一场由民主党政客引领的，针对现代工业化污染的环境保护运动爆发了，这阵狂潮迅速席卷全球。领导这场运动的政客叫盖洛德·尼尔森，他连任威斯康星州州长的竞选口号是“肥沃的土地，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公民选出来的环保斗士。而这场传奇运动的巨大成功，宣告环保人士从民间走出，在庙堂之上胜利会师，环保主义作为崭新的意识形态正式登堂入室——尽管任何一个环保人士都不承认有“环保主义”这个东西。随后，美国成立了环保署，还颁布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人类社会进入了“大环保时代”。 环境治理本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存在的，但环保组织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其行为却总是倾向于激进，可以说自诞生以来，就不断为了保护自然而牺牲人类自身的利益，这种带有怜悯和补偿心态的环保冲动，与科学的理性精神格格不入。我只能这么去解读他们的心理：工业文明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触动了人心中柔软的部分——飞鸟做错了什么，森林又做错了什么，就该受人类摧残？所以我们要补偿，要赎罪。这种上帝视角和自我牺牲给人带来的心理高潮和道德优越感，是最容易引发盲目和偏激行为的。 上文提到的《寂静的春天》，是一个生物爱好者为大自然抗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后续。 1972年，美国宣布禁用DDT，其他国家纷纷跟进。 DDT是一种杀虫剂，毒性并不强，但难于降解，水中含量极微的DDT通过食物链，最终会在顶层肉食动物尤其是鸟类体内富集，浓度比在水中提升了1000万倍，超高浓度的DDT造成鸟类生殖系统紊乱，蛋壳变薄无法孵化，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就差点因此灭绝。滥用DDT会破坏生态平衡，这是事实。 但DDT带来的好处也很大。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号召全球推广DDT，仅用了十年时间，危害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疟疾就得到有效控制，举个例子，斯里兰卡在使用DDT之后，每年新增疟疾患者数量从280万人降低到了1963年的17人，欧美甚至直接根除了疟疾病。据WHO的报告，DDT的使用可能挽救了5000万人的性命。 禁用DDT之后，疟疾在第三世界卷土重来，每年非洲南部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大部分为孩童。2006年，WHO不得不再次号召非洲使用DDT，并且认为，只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章程谨慎投放，对环境的影响只有过去的0.04%。随后非洲的疟疾再次得到控制。 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阻止他们活下去的源头，会是一个笑容那么和蔼的女士。  但这能怪她吗，她也不过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科普作者。对自然的迷恋，蒙蔽了她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认知，对田园牧歌的向往，让她对现代工业抱有偏见。她对污染提不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治理方案，只能单纯的希望：这东西破坏环境，就别用了吧！ 试想如果真的禁用农药，会是什么状况呢？ 尽管对农药严格监管，美国每年仍有约二十人因农药残留而死于癌症。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统计学教授比约恩·隆伯格算过这笔账，如果为了挽救这20人的性命而禁用农药，水果和蔬菜会减产，因为不能摄入足够营养而死于癌症的人数每年会增加26000人。 自人类诞生起，没有一项活动不是在破坏环境，包括卡逊向往的庄园生活，也同样在破坏环境。人类改变了自然的一部分，也因此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更璀璨的文明，这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一成不变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卡逊的思想谬误并不妨碍她这本煽动性极强的书籍传遍世界，最终孕育出20世纪最能战斗的信仰之一。而环保主义的终极目标，似乎是把人类活动模式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状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一任执行主任莫里斯·斯特朗说，“工业化文明的崩溃，难道不是地球的唯一希望吗？实现它，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你很难想象说这话的人同时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从事了半辈子的能源贸易。 就这样，环保主义成功地将环境治理这个科学问题，沦为了意识形态之争。科学的象牙塔内，一旦输入意识形态这种养分，事实和真相，有时候也就不怎么重要了。但毫无疑问环保主义是成功，因为它不仅为环保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还为政权与资本家之间的博弈，政府对市场的掌控，以及政客之间的舆论压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 如何为“强势插手企业生产和为空气征税”赋予正当性，又不会破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气质？环保主义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服务，你不是渴望清新空气吗？给我投票，我帮你赢。带有环保倾向的政客，常常更能获取民众的好感，于是欧美政坛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环保主义气息，甚至有政客宣称，环保事业应该主导一切。此时环保主义者的诉求就不再是环保本身，而是政治地位。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政治成果之一，是主导拍摄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为推动碳排放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舆论支撑，但这也被认为是一场政治秀，因为这样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家中用电量却是普通家庭的21倍。 帕特里克·摩尔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眼睁睁看着机构走向极端之后退出了，他认为绿色和平组织“用绿色的词汇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的前同事们现在“将环保运动带入了一个由零宽容和极左翼思想引领的时代。”绿色和平组织一直呼吁减少碳排放，其高层却被爆出长期乘坐飞机上下班。 环境治理是为了民众的切身利益，但环保主义者则不一定。那些全球变暖假说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们，无一例外是环保主义者。而这种信仰，必然会导致其言论的偏狭。 2007年，IPCC连续数次调低对气温的预测，依然与实测数值不符。但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对即将到来的危害却言之凿凿：“如果2012年之前还不采取任何行动，那就为时已晚。未来我们两三年的所作所为，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到了2012年，IPCC再次预测失败，只能承认其气候模型仅仅考虑了各种因素中人类已知的部分，具有较大的不确性。  比气温预测还要诡异的，是冰川消融的预测，支持全球变暖的气候学家总是倾向于夸大消融的速度，营造末日降临的氛围。 剑桥大学极地海洋物理小组组长皮特·瓦德汉姆相信，“北极很可能在2020年前就陷入无冰状态，且可能在2015年就无冰。” 1988年詹姆斯·汉森预测30年后“纽约哈德逊河的西侧公路将会被海水淹没。” 1989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纽约办事处主管诺埃尔·布朗发出警告，“留给人类应付全球变暖的时间，只剩‘10年的窗口期’了。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没有在2000年前发生转变，许多地势低洼国家将直接从地球表面消失，沿海洪水和作物歉收还将造成大量‘生态难民’” 。 2005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预测，到2010年，气候变化将会使地球上5000万人成为“气候难民”。 2007年，马斯洛斯基团队的研究人员称，保守估计2013年北极冰川将全部消融。 2009年，詹姆斯·汉森向奥巴马喊话，“只剩4年时间来拯救地球。” 与那些散落民间的环保人士相比，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IPCC对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舆论宣传，更具有煽动性。 IPCC成立之初，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为全球变暖理论提供数据支撑，因为古代气候的剧烈变化一点不稀奇，IPCC报告的数据并不能很好展现出工业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性。 不久，一个年轻学者解决了这一难题。 1998年，迈克尔·曼恩拿出了一条1000-1980年全球气温的“曲棍球”曲线，在这条曲线中，过去一千年的气温非常平稳，直到最右端工业革命的年代，直线陡然向上攀升，貌似一个曲棍球的模样，任何人只要看一眼这张图，立刻就能接受工业排放造成气温上升的观点，这张图圆满地完成了将全球变暖从假说变为事实的历史任务。IPCC很快让这位学术新人成为2001年的第三次气候报告（TAR）的主笔之一，而他当时才30岁出头。克林顿政府也引用曼恩的曲线图以宣扬自己的环保主张，这位学者一举成名。 但他的出丑和成名一样快。 两位加拿大学者斯蒂文·麦克英泰尔（Stephen McIntyre）和罗斯·麦克特里克（Ross McKitrick）不久后揭露了这个丑闻：曼恩使用了一种较为隐蔽的统计手段，将曲线的左侧人为“抹平”了，比如曼恩选择北美西海岸山区的狐尾松年轮来描述古代气温，然后加大它的统计权重，使得构造出来的气温曲线符合自己的需求。 美国国会不得不委托国家科学院进行了漫长地调查，最终在2006年确认，曼恩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其数据分析无法支撑他的结论。  曲棍球曲线  实际历史气温曲线 神奇的是，主流舆论却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摄了那部震惊世人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那条曲棍球曲线成为了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宣传手段，戈尔因为这部夸大事实的纪录片拿到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很明显，在全球变暖到底是自发还是人为的这场争论中，政治因素占了上风，科学问题通过环保主义的逆转录，变成了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2001年，上文提到的教授隆伯格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书中描述了大量与环保人士如何夸大各种危险以及他们如何选择片面的统计数据并误导公众的幕后事实。由于作者曾是局内人，书中的记录都是真实的，这本书立刻引发环保人士对“叛徒”的猛烈反攻。丹麦科学诚信委员会为了让作者闭嘴，安排一边倒反对作者的陪审团对其进行了政治迫害，一年之后隆伯格才在300位学术同行的声援中洗清冤屈。 比起环保散户的舆论攻击，政府中环保势力对全球变暖怀疑者一以贯之的政治打压，对这项科研起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只要你赞同“人为造成全球变暖”，证明这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我就付钱，政府通过成为环境和气候学研究成果的主要买家，垄断了这方面的话语权。 英国前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诉诸理性》中写道：“近来出现一种趋势，即如果气候科学家不同意危言耸听的观点，英国皇家学会对其的资助就可能会中断，这实在令人震惊。” 《华尔街日报》也有过类似的报道：“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公开质疑气候变暖说，但许多年轻科学家私下里表示，他们对全球变暖说深表怀疑，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担心这会使他们升迁受阻，甚至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2003年，学术期刊《气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编辑克里斯·德弗赖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大胆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导向（但符合事实）的同行评审文章，文章结论是，如果以过去一千年的气候变化为背景，那么近期气候变暖并非异常现象。国际上的全球变暖论者很快针对德弗赖塔斯博士发起蓄意攻击，要求撤销他的编辑职位和大学教职。所幸德弗赖塔斯博士保住了他的大学教职。” 对于“逆潮流而动”的科学家，政府的打压有时是明目张胆的。201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抨击气候怀疑论者，称“我们不应该让极少数伪劣科学家和极端理论家与‘科学事实’进行竞争”。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站出来指责政府这种违背科学精神的行为。美国加州大学的能源教授J·M·霍兰德在《匆忙判断》中写道，“关于全球变暖及其原因和影响的许多强硬声明都是基于政治而非科学的，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都是极大的。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有关气候变化的合理的科学分歧已经被政治噪音淹没。有史以来，人类曾经在不同的气候带生存和繁衍，当时的气候条件比目前所述由于全球气温变化而带来气候条件更加恶劣。”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受到全球变暖支持者的影响，对工业文明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成为呼吁对全球变暖采取紧急国际行动的第一位主要国家领导人，还促成了IPCC的成立。但她对自由市场的支持，也让她渐渐发现环保主义者的盲目性，在卸任时，她对全球变暖的看法已经改变。2003年在自传《治国方略》中不仅质疑“主流”气候灾难的论调，还嘲笑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昂贵且对经济有害”的碳减排计划是徒劳的。 全球变暖导致经济衰退也是全球变暖支持者常有的言论，比如《自然》曾公布一项研究称，如果不抑制全球变暖，全球平均收入到2100年将减少23%。对这类言论，很多经济学家嗤之以鼻。经济学教授门德尔松和威廉姆斯通过模型估算，认为全球变暖对2100年世界GDP的影响将为0.1%。他们的估算同时考虑了全球变暖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未来50年因气温上升带来的破坏将几乎为零。” 1996年A·S·梅恩(A.S.Manne)发表了著名的《C02替代减排战略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如果对气候变化置之不理，将1990年的世界GDP定为100，到2100年世界GDP就将接近约1000。不同假设之间的差别在1%上下。 各国政府做出的减排承诺，科学界也有不少人持公开否定态度。气候大会所设定的目标，是本世纪末实现净零排放，并不是不排放二氧化碳，那时的二氧化碳浓度可能会维持在工业化前的2倍，而海洋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有滞后性，海洋大量释放二氧化碳的时机可能会在那之后发生。如果人为碳排放真的是全球变暖主因，即使全面履行碳减排承诺，意义也不大。 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在《适应气候变化》中说：“假如地球上每个国家都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承诺，那么每50年所避免的温度上升也不会超过0.096℃，这对气候毫无贡献。” 隆伯格在接受《ICIS化工行业》采访时表示，如果《京都议定书》在本世纪末能够全面实施，全球变暖可推迟5年。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在2100年所达到的温度将被推迟到2105年实现。 约翰·克里斯蒂曾经参与2001年IPCC报告的撰写，但研究过程中对主流舆论产生了怀疑，多次公开表示反对，此后便不再执笔。2009年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写信说:“以我的分析来看，‘阻止全球变暖’的行动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却让能源变得更加昂贵，这对整个经济都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发现气候模型和主流的地表温度数据夸大了事实，实际气候变化并不令人担忧。” 当然反对全球变暖的一方也并不单纯。据说大都来自化石燃料行业的推波助澜，这些传言多来自环保人士和组织的爆料。 作为自由市场运动的急先锋，哈兰学会一直明确反对人为全球变暖的假说，而上文提到的很多全球变暖怀疑论者，都参加过哈兰学会召开的气候大会。在2007-2011 年间，将几百万美元用于削弱气候科学的活动，2012年被黑客爆出内部文件，其计划资助在公立学校创办课程，教导学生对主流气候科学进行质疑，比如“人类是否正改变气候是一个主要的科学争议”。资助预算是20万美元。文件还显示，哈兰学会经费主要来自一个叫“无名氏”的个人捐赠。在过去6年中，该男子向哈兰学会提供了1426万美元，几乎占该学会3390万美元收入的近一半。 加拿大的社会活动家兼记者娜奥米·克莱恩，同时也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环保主义者，在《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中写道：“从埃克森美孚以及另一些与科赫兄弟和已故的保守派赞助者理查德梅隆斯凯夫有联系的基金会中，哈兰学会募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而哈兰学会的匿名捐助者一直被怀疑与化石燃料行业有关。几乎所有参加反气候变化的哈兰气候会议的科学家都被怀疑与化石燃料行业有染，参加哈兰气候会议的迈克尔斯就曾告诉CNN，其咨询公司的40%收入来自石油公司。绿色和平组织一项针对另一参会者天体物理学家威利苏恩的调查显示，2002-2010年间，其新获得的研究资金全部来自化石燃料利益集团。2013年卫报披露，2002-2010年间，一批美国亿万富翁匿名捐助了1.2亿美元给‘散布针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质疑的组织，这些现成的现金促动了针对奥巴马政府环境议题的保守派的反扑，并摧毁了国会在气候变化领域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这场斗争很奇妙。本质上是政府与能源企业之间的博弈，战斗在最前线的，却是环保主义者与经济学家。为什么？可能是向往自然的环保主义者对钢铁文明有先天的敌意，这让它们自发地前仆后继；而现代工业仰赖的自由市场，却是经济学家们捍卫的领地。 值得研究的一次著名战役，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生物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一场十年赌约。 保罗·埃尔里奇（Paul Ehrlich），本业是昆虫学，后来对环境污染和人口增长产生了兴趣，1968年出版了成名作《人口爆炸》，书中预言人口膨胀将导致70、80年代的大饥荒，如果继续放任传统工业发展，百年之内矿产资源将会耗尽。 经济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认为这不符合经济规律，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矿产只会越来越廉价。为此与埃尔里奇展开论战，并在1980年9月提出一个赌约：以1980年9月29日为准，赌铬、铜、镍、锡、钨5种金属十年之后的价格，看看剔除通货膨胀因素是涨还是跌。 到了1990年，5种金属价格无一例外都跌了。 但埃尔里奇没有就这么放弃，于1995年联合同事史蒂文·施奈德教授，以关系地球环境和人类发展的15大趋势，再次向西蒙提出十年赌约。这些趋势包括全球气温的升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热带雨林的缩减及贫富差距的拉大等。埃尔里奇说，跟金属的价格升降相比，这15大趋势与人类福利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多么希望输掉这场赌博”，他说，“我们也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遏止这些趋势的发展。西蒙先生，要是让我们赢了的话，那才是全人类的灾难！” 这就是环保主义者的思想底色，试图拯救世界但缺乏常识，以科学自居却不容质疑，永远被现实打脸，但永不悔改。而这一切行为的诉求，常常无关科学判断，只是一场政治博弈，只要能够煽动群众，逼迫政府做出决策，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环保主义者对人类未来基本上是悲观的，尤其喜欢末日论，但这种预言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总是夸大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而弱化其对社会发展的助益，总是夸大人口增长对资源的瓜分，却忽略了科技爆炸对生产力的提升。 罗马俱乐部通过吸收《人口爆炸》的中心思想，发表了影响更加深远的《增长的极限》，对人口爆炸的结局做了更加耸人听闻的预言，最终把“低碳经济”理念推向了全球。第一版于1972年发布，随着被现实疯狂打脸，俱乐部最终承认其结论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有目的地误导了公众，为的是‘唤醒’公众的关切”。 环保主义者告诉你，全球变暖将带来致命的高温，但他不会提起，冬天的气温也增长了。美国在1979-2002年间，有8589人因酷热而死，但死于严寒的有16313人。随着气温上升，到2050年，英国因酷热而死的人数每年将增加2000人，但死于严寒的人数将减少2万人。 环保主义者告诉你，冰川消融会淹没大片城市，但他不会提起，消融的过程长达1000年，他也不会告诉你，比起被淹没的地区，北半球有更大面积的冻土会因此解冻。 环保主义者告诉你，全球变暖会引发经济衰退，但实际上，人类文明的繁荣期，大都处在气候变暖期，而分裂战乱年代，正好处在气候变冷的时候。  环保主义者倡导的碳减排计划还忽略了能量守恒。不论你怎么减排，要完成同样的生产，必须要耗费同样的热能，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想发展，采用任何能源方式你都无法阻止向大气释放热量，最终都会影响气温变化。纠结全球变暖，是自寻烦恼，在这方面，环保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是放缓经济增长，给民众日常生活增添不必要的负担而已。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更好地发展经济，更快地提升科技，把目光放到更辽阔的星辰大海，而不是那么死心眼儿地局限在地球这一亩三分地？ 环保不能推动人类进步，科技才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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