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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1881年6月，在清廷的一纸命令下，被派往美国学习的留美幼童们被全部撤回。 据统计，除已病故或之前即因故撤回及抗拒不回的26名之外，其余94名全部回国。 其中，抗拒召回的是谭耀勋和容揆，前者在撤回途中逃跑，后者则在叔叔容闳的帮助下藏了起来。后来，两人都重回耶鲁大学直到毕业。 至于容星桥这批人，回国的前景就非常不妙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回到上海后，原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其中不无愤怒地倾诉道： “我们曾经幻想，热烈的欢迎、熟悉的人潮和祖国温暖的手臂在等着我们。可是，这完全就是幻想！ ……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只有一些苦力在为争生意而吵闹喧嚣。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一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幼童们到上海后，随后被清政府以“听候任用”的名义羁留在求知书院。为防止他们逃走，上海道台还派兵丁把守大门，即便是中秋佳节，也不准幼童与亲人团聚。 当时，就连上海《申报》当时也刊登辱骂他们的文章，其中不无恶毒地说： 幼童们出身并非世家，在外沾染洋人恶习，言谈举止与外国人无异，学非所长而目中无人，对中国之忠孝义廉毫无所知，国家送他们出国学习，纯属浪费金钱云云。 不久，幼童们被重新安置，其中21人进入天津电报总局，23人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 其余50名，则“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容星桥即为其中之一。他先是被拨入北洋水师学堂，之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海军军官。 容星桥何时离开海军已不可考，但从《清末海军史料》中保存的各种官方档案来看，容星桥在海军服役时似乎并不得志。 他的很多同学，如蔡廷干、陈金揆、黄祖莲、曹嘉祥、沈寿昌、吴敬荣等都被提升到二副、大副甚至舰长的职位，但这些升迁名单上并没有容星桥的名字。 容星桥去世后，其族人在其《逝世纪念册》中称他参加过中法海战并表现英勇, 此处或误指为同样留美幼童出身的容尚谦而非容星桥，因为后者并未加入过福建水师，更谈不上管带管带“扬威”舰并因此而立下五品军功。 从海军退职后，娴熟外语的容星桥转而经商，并同时在香港太古洋行任职。经商期间，容星桥结识了香港著名的关氏家族的小姐关月英，两人于1891年成婚。 容星桥走上革命道路与关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关月英的祖父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关元昌是当地有名的牙医，并热心教会工作。 关元昌夫妇生有十男五女，其中第七子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的同班同学，两人在1887年同期入学。 当时，关景良的母亲关黎氏在雅丽氏医院担任护士长，她常邀孙中山到家与儿辈同游共食。因为这层关系，孙中山在港期间经常出入关家，并尊关元昌夫妇为义父母。 后来，关家第五女关月屏和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温秉忠结婚。经后者的介绍，容星桥认识了关家第八女关月英，两人结为百年之好。举行婚礼时，孙中山也前来出席。 自此，容星桥与孙中山结下不解之缘，这也为他日后参与革命埋下伏笔。 1895年，容星桥在香港加入兴中会，成为孙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之一。而在当时，容闳正致力于各项改革活动，国内外名声都很大。 容星桥作为容闳的堂弟，又是留美学生，因此孙中山对其非常尊敬，常称容星桥为哥哥。在此期间，孙中山经常通过容星桥打听容闳的消息，容星桥无不一一告知。 容星桥还多次写信给容闳，转达孙中山对他的敬仰之情。其后容闳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并逐渐从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民主革命者，容星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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