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可能

摘要：风行半个多世纪至今的''理论''，揭示出形而上学自明性在述事中掩藏述行的实质。说掩藏是因为虚构无法被排除在述行语理论之外，其作为述行/述事的佯装一体有待于祛魅。又由于虚构体现着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替代本性，述行/述事的分岔便是话语内在固有的，''理论''在揭露这种分岔的同时也便面临着自我解构：相信它所说的内容，便意味着不能轻易接受它。这个悖论使''理论''逐渐引发反思并进而引出''后理论''。''后理论''承认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又努力让这种分岔成为建构而非解构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顺应着文学作为符号陌生化操作的性质，是文学善于和乐于为之的。''后理论''由此必然走向文学，不再流于大写化的文化批评理论，而在''解构—建构''这一新型写作形态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新生，包括将述行视点同时展出给述事、以主动使之获得观看框架的因缘写作，与意识到述行视点相对性而主动更新视点的转义写作等。我国学界在这一走向上获得的本土化契机，是相应地考虑杂文等写作对''后理论''的智慧贡献，以及沿此以进的中国故事与''后理论''的联结前景。

关键词：后理论；文学；“解构—建构”写作；因缘写作；转义写作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17BWY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晚近‘后理论’的三重面相研究''（项目编号：2017ECNU-YYJ014）

作者简介：刘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四期

  一   “后理论”的深层学理成因  

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描述为文学理论(以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等为代表)、“理论”(文化批评理论)与“后理论”这三个阶段。“后理论”作为文学理论的最新阶段，指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化批评理论逐渐衰落后出现的新反应。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一书富于代表性地提供了“后理论”研究的思想背景。拉曼·塞尔登等三位英国学者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五版(2005)，在结论中正式亮出了“后理论”这个概念，并逐渐影响到近年来我国文艺学界的相关研究兴趣。从这一轨迹可以看出，“后理论”(Post Theory)乃是对“理论”(Theory)的接着讲。“理论”(Theory)这个概念由乔纳森·卡勒等晚近理论家提出，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少数族裔理论等包含在内而成为特称，即使在新近的文论著作中也被打上引号，涵盖了20世纪后半期包括白人研究、身体研究、创伤研究、残疾人研究、动物研究、庶民研究与工人阶级研究等在内的“高产的后现代形式”，并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如卡勒反复宣示的那般，“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主要表现为批判与超越自明性(卡勒称自明性为“常识性观点”)，因为自明性在“理论”看来虚设了述行(语言所做的行为)与述事(语言所展示的事实)的一致性(如黑格尔式的传统表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让我们从这对有助于澄清问题的概念入手分析。

述行与述事这对概念来自卡勒的《文学理论》专门论及的奥斯汀。后者指出“我道歉”、“我发誓”与“我愿意娶你为妻”等语句并非在单纯报道一个事实，而是在实施一个行为，相信在说话的同时发生着被陈述的事实所指涉的行为，并由此将作为整体的话语分为所说的内容、在说话中实施的行为与说话对听者的影响(效果)这三层，前一层是述事，后两层则是述行。这一以言行事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破除意图先行的形而上学窠臼，坚持“不宜把它(按：指述行)看成是在实施一种与此不同的内在精神行为(按：即意图)”，确实找到了语言论哲学反抗形而上学符合论的一个理据。但它也存在着彼此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是，无法从述行的根源上完全破除意图。因为除非不说话，说话就是出自某种想要得到意义的意欲指向(意图)，只要述行是用语言述，就离不开作为根本前提的意图，这是任何述行活动的根源，正是它从根本上发动着述行与述事接下来所可能呈现出的关系。塞尔由此修正了奥斯汀的理论，提出“以言行事的行为必须通过意向性来执行。如果你不是意图作出许诺和声明，那么你就没有作出许诺和声明”。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出于对意图论的警惕而将虚构行为排除在以言行事之外，便将以言行事的范围与内涵缩小与窄化了。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把虚构也容纳进来，认为虚构是伪装的以言行事。这里的“伪装”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意图性的、有意的伪装(尽管塞尔本人与其他某些学者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理解)，而应被在更为合理的意义上理解为语言性的、不得不如此为之的伪装。因为所谓伪装，即戴上了面具后的替代，按索绪尔，话语作为符号系统是对事物的必然替代而非指及，语言本身因而恰恰就是一种无法同时述事(去指及那个外在而自明的事物)、而行使着替代作用的符号系统，伪装=替代=想象=建构=创造。就此而言，语言在本性上就是虚构。用语言说一件事，就是在做(行)一个替代的行为(事)，想要说的这件事则是述事，两者可能总在努力地无限接近，却始终不会等同为一体，即必然存在着述行与述事的分岔。明明必然分岔、不是一回事，却要让人相信是一回事，这种佯装一体便形成了自明性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

“理论”就是要不断向我们揭示这种深层结构。卡勒认为述行“这个概念集中了一系列对于‘理论’很重要的议题”，此语耐人寻味。自明性否认述行与述事的区别，企图表示说的跟真的一样，却回避了这样的追问：那个掩藏、隐匿在所说之中的深层结构如何能保证使所说的不暗暗走样？当一则广告向观众宣称“人一生有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所以选择一床舒适的羽绒被是多么重要”时，它不动声色地通过符号操作将前者包裹在罗兰·巴特所说的“纯逻辑的现象”之中，通过“把叙事作品的语境的编码尽可能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而掩盖了述行，使“所以”一词转折出的前后环节因果紧扣，令结论在作品中显得难以避免，使得“事实看起来是自己指谓自己，完全是自明的”，从而令作品企图暗示与推销的某种意识形态或伦理价值暗度陈仓，得到顺利的实现。“理论”(比如符号学)充分看到述行与述事的这种分岔，揭示述行是如何微妙地影响与塑造述事的，发展出繁复细密的理论路数来展现(批判)那个支配着纯逻辑现象的深层结构，便用建构性研究路线取代了自明性研究路线，成为充满解码热情、并很自然地将视野扩展至广阔社会文化的研究形态，出现了伊格尔顿所总结的那种目前被集合在文学理论名下的种种方法没有一种专用于文学研究的局面。在揭穿形而上学的要害——在述事中掩藏述行并佯装一体这点上，“理论”的功绩不言而喻。

但当“理论”这样做时，它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个悖论。述行与述事是怎么佯装一体、形成看起来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自明性现象的？这是旨在还原真相、充满批判精神的“理论”独家致力于拆解(解构)并揭示的内容，我们确实看到，形形色色的“理论”深刻地解构着对象的自明性，整个过程充满解码的思想快感，祛魅的热情使今天谈论文学的感动问题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但一个尴尬的后果是，我们能否相信“理论”所说的呢？如果我们相信它不断反复在说着的内容——述行与述事是分岔的，我们似乎就将立刻变得不再能相信这种内容，因为这种内容的背后，不也存在一个与之正分岔的述行成分吗？它当然不是不可究疑的，那么其可疑性会不会使它正置我们于新的假象中呢？看起来，“理论”在揭露述行与述事的分岔之际，也成了这种分岔的结果，无法严格实现正面建构，而面临自我解构：相信它所说的内容，便意味着不能轻易接受它。我认为这个悖论是“理论”在晚近逐渐引发反思的深层原因，至少是内部哲学原因，它显示出，“理论”的祛魅归根结底是在语言中怀疑语言，这好像的确陷入了一个怪圈。那么“理论之后”怎么走？已出现的两种“后理论”走向其实都是对这个悖论的处理尝试。一种是反“理论”。比如美国学者史蒂夫·纳普与沃尔特·迈克尔斯合撰于1982年的《反理论》一文，便断言“整个批评理论都被误导”，认为“理论”作为指导解释实践的一般化公理，在套路的重复演绎中死去，从而主张抛弃“理论”。这就等于主张抛弃语言，因为“理论”的根本套路，无非是不停地还原知识表述背后的建构意图，即不停地揭示述行与述事的分岔，而这个特征如前所述，是语言固有、从而也只能不断重复的，因厌倦这个套路而取缔这个套路，等于厌倦并取缔说话，可我们能不说话吗？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自己不仍在说话吗？另一种是改进与修补“理论”，认为“理论”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其暴露出的问题，可以通过策略上的发展与改进来得到解决。比如美国学者朱迪丝·巴特勒、约翰·吉勒里与肯德尔·托马斯合编于2000年的《理论剩下了什么》一书，汇集了若干种让“理论”自上而下、由大变小的设想。这似乎是想促使“理论”一方面关心研究对象中潜藏着的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另一方面又适度提防自身作为一种话语现象所难以避免的这种分岔，而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这样的设想已颇有价值，为探究“后理论”的新走向作好了某种必要的准备。

  二   “后理论”走向文学  

“理论”离不开语言、离不开述行与述事的分岔而解构着自身的效应，又必须同时确保自身不取消，而从正面建构出意义。这使我们思考“后理论”的新走向时实际上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既保持“理论”对述行与述事的分岔的深刻揭示，又不令这种分岔成为解构的力量，而相反努力尝试来使之成为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它唯一地存在于文学中。广义上，述行作为对述事的替代，很自然地引发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被动地顺应这种替代，在替代中形成操作的惯性，并由于惯性而有意无意地导致替代行为与意图合谋。应该承认，“理论”对自明现象的深层结构的拆解，主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理由的，也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导致了“理论”不知不觉所陷入的上述悖论性困境，因为在操作性的替代姿态中，符号的位置不知不觉地在区分中被固定化并形成了深层结构。作为对此的积极反拨，另一种反应则是主动地创造这种替代，即在替代中不断地继续替代，从而杜绝替代姿态因反复操作而趋于固定化的惯性。那么，如何在替代中不断继续替代呢？由于替代的过程是符号的区分过程，不断继续的替代，便是让符号在区分中保持不断而继续的进一步区分，这样做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化熟悉为陌生的陌生化进程。按“陌生化”(一译“奇异化”)理论的提出者什克洛夫斯基的分析，这种陌生化状态因将熟悉的事物以陌生方式写出来而增加感受难度、延长感受时间，凸显话语自身的构造，而非试图与那个似乎外在自明的事物对象达成符合，便是对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在横向毗连与纵向对应的互动区分中不断灵活创造出建立在无限差异基础上的意义这一点的深化。这样，符号的位置无限自由地被更替，便在无限自由的区分关系的相互牵制中抵消(消除)了固定化所带来的惯性可能，而始终生成(即非满足于现成)着新的意义。

沿此可以发现，如果说在非文学活动中，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常导致前者将后者强行拉入自己的轨道，就像利奥塔揭示的大叙事那样。那么文学的情况与之不同。一方面，这种语言的艺术作品，同样离不开述行与述事的分岔，虚构即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这种分岔在文学中并不解构自身话语，却积极建构着意义。有力说明这点的证据，是文学作品的自我生长能力。我们都知道毛姆对《红与黑》的评论很著名，他以为这部小说的后三分之一比前三分之二来逊色，因为在前三分之二里，于连是按自己的生命道路展开个人命运的，司汤达成功地使人物自动运行起来了，但到后三分之一中，作者不恰当地硬将已在走着自己道路的于连拉回起初设计的环境中，导致了人物形象与性格机械化的不良后果。确实，作者若总将笔下发动着的故事机械纳入意识中先在的道德观念与政治见解的轨道，作品将告失败，意图论值得破除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而在另一些卓越的大师比如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那里，无论是一度狂热盘踞于脑海的贵族王政与保皇思想(如关于伏盖公寓的明显具有倾向性的著名描绘)，还是同样的宗教热情(如大段的说教与议论)，都未损害《高老头》与《复活》的富于自身生发能力的故事。导致这些作品自我生长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符号在陌生化灵活操作中创造出的新世界。符号的陌生化灵活操作，是在符号之间不断地随顺区分的无限可能性，这个过程在被现实的主体意图发动起来后就进入了自己的游戏规则，不是人力所能简单左右的了。因此，在这个被崭新创造着的世界中，述行与述事尽管仍存在(替代性)分岔，却积极协调、融为一体并创造出了意义，克服了一般语言活动中述行与述事分岔的解构性后果，实现了富于意义的共处。纵然两者的分岔构成虚构的来源，唯有在文学中，虚构才不再作为仅仅等待被祛魅的对象而存在，而唯一地成为着真实，以至于“说许多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由假话所构成，并不等于说它们是由妄命题所构成”，好小说就是好神话。有时候可以看到这种分岔积极形成的张力带给作品的空白与缄默，它们在深化意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是被大量杰作所印证的客观事实。

那么，文学借以确保述行与述事的分岔不解构自我、却行使积极建构作用的替代性创造是什么呢？这就是叙述的创造。述事带出着“在”，述行触及着“说”。鉴于语言的符号性，“说”只能是对“在”的某种替代，即出自某种角度的叙述。这是述行与述事必然分岔而无法相向一致的根本原因。任何人类活动，从广义上说都是对世界的观看。观看总有一个视点参与其中。视点因与观看者的自由意识相适应而积极自为，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准确位置，否则，看到、看清自身后的视点就已不再是原先视点了。这个事实使相对性无法从任何一种观看中被排除出去。你一方面想看到对象，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观看方式(比如某种价值判断)渗透进了正在观看的对象，得到的便是两种姿态的融合，而使观看注定成为相对的：观看本身成了被理解着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会是世界的全部。非文学活动，例如科学活动以这点为憾事，因为这意味着述行无法掌控述事，世界测不准。文学活动却以这点为能事，因为述行本身被坦然接受为述事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为了在述行的相对性中依旧努力写出故事场面的真实性，便不能不运用智慧来努力进行叙述上的种种创造。比如引入外聚焦视角显现故事隐藏于水下的深厚冰山，才保证人与世界的融合，这种融合恰恰带出了人的独特标志：意义。因此，作为述行的“说”与作为述事的“在”的分岔，在文学中得到独特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带给了文学建构意义的积极机遇。举例来说，后现代的解构性，在文学上其实便常常仍伴随着建构性，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把十个不相干的故事开头嵌套插入，主干则是男女主人公共同寻找《寒冬夜行人》这本书，小说快结束时，十个故事的看似散乱的小标题，连起来成为十句话，竟也能成为一段通顺的内容，轻易就被陌生人理解为另一个故事的开头，解构中于是有建构。对这种建构取得的意义，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具体发挥。但首先看到贯穿断片结构(打断即打岔，这因而是对述行与述事的分岔的某种强调)的建构诉求，又是深入解读文本所绕不开的。

文学在述行与述事相分岔中建构意义，而“理论”合乎逻辑地既承认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又试图不让这种分岔流于解构性力量，“理论”由此推进至走向文学的“后理论”，融入文学的思想方式来更新自己，便可谓题中之义。在这儿，“走向文学”的意思是走向文学的思想方式(而非仅仅走向后现代意义上的虚构性与修辞性手法)，正是它保证了“后理论”回归文学思想方式(而非文学文本，因为静态文本意义上的纯文学是文学的狭义，已不足以涵盖文学作为活的思想方式的动词性质)的本体性走向：不是“后理论”可以走向文学或不走向文学，而是必然需要走向文学。看起来，“后理论”就应是一种兼容解构与建构的新型写作，即既承认而非回避、掩盖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又努力让这种分岔焕发建构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后理论”不完全流于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更成为一个写作实践(语言符号的陌生化创造)问题。不妨称这种新型写作形态为“解构—建构”写作。

  三 “解构—建构”写作：因缘与转义  

“解构—建构”写作，在述事的同时也给出述行，主动地把两者同时保持在视野中(这一点很关键)，不丢失其中任何一个，这是“理论”无意于做的。述行是述事的底牌，“理论”的述行底牌是同一张：语言论转向。无论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中寻找协调、后殖民主义关心西方如何在话语方式中想象外部世界，还是女性主义关注女性形象如何被男权社会通过想象加以规范，在这些看似十分不同的“理论”中，“是什么”都被从“被说成了什么”(替代)这个共同的角度加以阐释，底牌共同而唯一。这维持了“理论”的生命，也使它处在一种不无矛盾的自我运行中：既试图保持住新鲜感，因为新鲜感才意味着建构；又其实不具备新鲜感，因为底牌不断落入前面所述的、引起反“理论”者反感的重复套路演绎，可重复的是不可经验的或者说超验的(这正是德里达解构在场的根由)，而值得解构。“理论”既用前者掩盖后者，又离不开后者，才出现上文所述的自我解构，而由于掩盖了述行，它在一些论者看来仍不乏宏大叙事意味，也便不难得到理解。如此看来，是在“理论”中创造性地来尝试兼容述行与述事的时候了。当这般酝酿时，它便已成为回归文学思想方式、逐渐走向了文学的“后理论”。基于这一学理逻辑来考察，至少有两种彼此相关的新型写作形态，都使“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充满了吸引力，一是因缘写作，二是转义写作。

首先，在述事中同时交代述行，主动展示替代的角度、方式与理由等因素，这样的理论写作便融入了一种因缘。因为既然述行代表对述事的观看视点，而观看本身如前所述，注定成了被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不会是世界的全部，这反过来表明世界始终不为观看所限，而是始终超出着观看，有着不被观看所垄断的一面，所叙述之事作为始终超出着叙述本身的、具有生长性的存在，同理不随着叙述的不同而改变自己，那么，叙述实际上只是被叙述之事获得的一个具体观察框架，一种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使人融于了世界中的“因缘整体性”，它发自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积累以及修养趣味等因素所共同而微妙地构成的契入点，并从这个契入点渗入(而非穷尽)所叙述之事，这就打破了自明意义上的纯粹性，生发出诗意(意义)而出现了文学的效果。假如掩盖述行，而让述事看似合乎逻辑地得到客观展现，其实质恰是掩盖了观看(叙述)视点的相对性，不意识到这种相对性，便把这种相对性夸扬为绝对性，所叙述之事不仅已被从外部决定好，而且被决定为一个主观化的结论性产物，其潜台词是“你必须无条件接受它”，这自然不是文学的思想方式。但在述一件事的同时把替代的角度、方式与理由等也坦承出来，置于同一个理论文本中，由于被述的这件事在被观看的相对性上得到了确认，它反过来以“还能得到别的视点的不同观看”的开放姿态始终高出于此刻的述行交代，才客观地绽出了述行(人)融于述事(世界)的意义，即建构出了意义。因此，当“理论”在写作中并置述行与述事，它可以不再为两者的分岔及其解构后果所困扰，而是形成一种具体生动、不可替换与重复的因缘情境，来获得正面建构意义从而开发出新思想的能力——人融于世界而向未知的可能性筹划，未知的，即新思想。面对新思想的跃跃欲试的话题写作、个案写作等，都是这种因缘写作的具体表现。

以一个实例来看，郑嘉励的《胡子史略》便成功地践行了一种因缘写作。作者要述之事很明确，那就是国人对待留胡子态度的观念发展史。为此，他从对历史课本中北京猿人复原像下巴光光的存疑入笔，据众多石器遗址从未出土过修胡子工具而推断上古先民是留胡子的，进而引出语言学家王力与文学家沈从文有关胡子的有趣学术争论，前者以古乐府“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之句推论胡子长得好是古代美男子特征之一，后者则引大量文献资料表示异议，作者认同前者之际又假设，胡子留定后会由于地球引力影响而不断往下拖，所以后世胡子有了上翘式(如武梁祠画像石与北魏至唐代的佛教造像)与下拖式(如元明以后的戏曲人物造型)之分，后者被认为与蒙古人的征服有关，前者则被视作国粹，可到清末民初，人们又倒过来以前者为异态，以后者为常态。述事总伴随着述行成分。如就这样一路写下来或写到这儿为止，那个被掩藏起来而不暴露出的述行成分是什么？显然便是胡子留法在我国数千年演变历程中的某种规律性。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史论，但它是稀松平常的，在纯逻辑的符号操作中有强迫读者接受这一理论单向设定的可能，因为习惯性认知抑制了可能性生长，无新鲜思想的冲击力。作者却在叙述上面内容的同时这样主动述行：“于是，中国男人失去了留胡子的自由。倘不小心留了上翘的胡子，就免不了被人说假洋鬼子；倘让胡子自然而然地垂下来，又不免被人讥为老派守旧。胡子自由的丧失，是鲁迅先生平生一大愤懑。为避免国粹家的闲话，改革家的反感，先生索性将胡子修得既不上翘，也不下拖，作成隶书的‘一’字，从此天下无事，所麻烦者，必须时常修剪胡子而已。我以为，这是中国胡子史上最气派、最具独立精神的胡子。”这个述行成分透露出明确的替代角度，那是与国民性反思有关的一种新想法。在这个述行成分的主动交代下，原先简单呈现为观念演变的史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情境，一个有关在保守排外与改革创新之间每每举步维艰、最后走上中庸之路的国民性情节。作者不失时机地赋予这种中庸精神以新解：比起非此即彼来，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未必不是更具独立精神的选择。火花被点燃了，这就出现了从理论上可以继续来不失时机地跟进的新想法、新创意，比如超越二元论(非此即彼)而趋向后形而上学(亦此亦彼)。隐喻与言外之意在形象的叙述中，都精彩而睿智，其情境不可替换，而具有当代学者德里克·阿特里奇在分析事件(Event)时所指出的“独一性”(Singularity)。一堆冰冷的史实，有了这个述行交代后，变成场面(事)与身体感觉(行)的统一体。这种因缘写作有潜力成为“后理论”走向文学后的新形态。

其次，不仅在述事中同时交代述行，而且对已经形成的述行视点进行改进与更新，主动变换替代的角度、方式与理由等因素，这样的理论写作便实现了一种转义。因为既然在叙述与被叙述之事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那么，观看视点在选定一个契入点的同时便无法固定于这个点，而得考虑被叙述之事始终多出叙述的例外状态，进而改换观看策略。这其实就触及了晚近以来正成为学术前沿的事件思想(Eventalization)的深层文学机理。福柯相信事件“不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事实或意识形态后果”而现身，不“把分析对象归诸整齐、必然、无法避免与(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者说现成结构”，巴迪欧认为“事件是额余之物”，齐泽克也主张“将事件视作某种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都向往着例外状态的新鲜思想冲击力，而例外状态对常规的溢出，就孕育着事件的创造。一方面，这当然是对语言论学理逻辑的顺应与深化。基于语言的符号性，它对任何一种理论目标的叙述，都是一种不断去替代、不断对理论目标进行延缓化与差异化、在不断延伸与扩展中走向新文本的转义，每一次替代都是对原先视点的反思与更替，它当然创造新意义，在此意义上必须承认“转义是所有话语构建对象的过程”，失去转义机制，话语便无法正常运作。另一方面，这种转义作为对例外性的观看，又是对原视点的进一步反转，而区别于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将旧所指通过夸大畸变改造为新所指、造就今日神话的正转。后者在新旧所指若即若离的前提下进行，沿循常规方向而推进，“多年生绿色乔本植物”虽被广告商蓄意改造为“滋养生命与保护环境的必备物”，可其间逻辑的正向(光合作用制造氧气)毕竟是明显的，这就为纯逻辑现象在掩盖述行与述事的分岔中顺利实现自己提供了条件。作为对正转这一前提的接着讲，反转观看视点，显然仍是在承认视点相对性、从而将述行与述事保持于同一个共生视野的前提下进行。因此，两者的分岔同样克服解构的消极性，而从正面建构出了新的思想。

也以一个实例来看，吴非的《论武松之相信官府告示》便有效地展开了一种转义写作。对武松过景阳冈打虎这件事，历来的观看视点都聚焦于当事人的无畏精神抑或英雄气概，这几乎成了不变的述行模式，也因而令人麻木。能否从中发现观看的不可靠(这无疑源自视点的相对性)因素、进而尝试来进行必要的转义？作者通过细读作品文本，依循原著行文踪迹发现：“店家的劝说，武松不信；见树皮告白，没有落款，武松不信；再走二百多米，见到官府的榜文，酒后的他却立刻信了！道理很简单：那是带了印信的官榜。有意思。他竟然不信群众而信官府！”由此剖析其无政府主义外表下潜藏着的“对权力机制的敬畏”，进而说古论今，联系当下某些值得针砭的不正常风气，再回到文本深化一笔，探究其何以由这信任官府的姿态一步步发展至最终旗帜鲜明反对招安而开始不相信官府，完成了振聋发聩的一次转义写作。诸如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细微比较等理论上的新想法与新创意，都能被这一火花所激活。述行在此仍被醒目地公开出来，与述事并置，但其间的分岔基于逆向思维造成的、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意义，同样被建构得令人难忘，给人以“原来如此”的醍醐灌顶感。从广义看，因缘写作把述事层面的世界分配给观看它的、述行层面上的视点，已是一种初级转义，或者说为转义的前景提供了可能。这个例子显示的逆向性转义，属于更本质也更显著的进一步转义，它在替代中继续替代(反思)不可靠的观看视点。这种转义写作同样有潜力成为“后理论”走向文学后的新形态。

对“理论”来说，文学作为内驱力，消弭了述行与述事在一般意义上的分岔及其悖论性后果，让两者在并存的同时建构出意义。如以上例证所示，做到这一点的“后理论”是一种融理论与文学书写方式为一身的新型写作形态，在其中，我们已很难轻易分清哪是理论表述，哪是文学表述，两者的冲动与筹划，消除着彼此的外在性与界限，相互塑造而融为了一体。实际上，这是未来文艺学研究与教学的理想状态。因为在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与教学中，对理论描述的常规处理经由哲学思维进行，这种熟悉而习焉不察的处理，容易微妙地流失一些东西。比如对具体思想形态的归类建立在归并的基础上，而归并在某种程度上以化约与牺牲思想独特性为代价，为了概括的方便而对阶段内部彼此抗衡甚至对立的张力性元素贴出划一标签，正是招致尼采批判的理性主义的症结：以知识与逻辑为标志的理性(即合理性)企图达成与事物的一致，属于保存自我以获求安全感的强力意志与非理性冲动。这些流失，滥觞于理论在概念、判断与推理的每一环上都悬置具体情境、从情境的具体性中分离出来并抽象组接的宿命。克服这些局限而推陈出新，无疑是“理论之后”走向文学、迎来如上新型写作出场的契机所系。

四  本土化契机：杂文、中国故事与“后理论”的联结

发展出上述走向文学的新型写作形态后，“后理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超越“理论”。第一方面是更具体细致地展示“理论”的理路。例如卢敦基的《机智的张良》，便是对话语权力理论的文学化书写。第二方面是揭示“理论”的局限。例如赵健雄的《扑满杂说》，便是对结构主义局限的文学化书写。第三方面则是还原“理论”内部的深入学理关联。例如何鑫业的《说错误》，便是对现象学—存在论哲学内部各具体理论的文学化书写。“错误的得以修正，并非一律是好事，而且，越是可以修正得天衣无缝的错，越容易导致和怂恿错误的频繁发生。”这里不仅交融着作为存在论一系列思想主题的烦(海德格尔)、恶心、虚无(萨特)、荒谬(加缪)、晕眩(昆德拉)、颤栗(克尔凯郭尔)、羞愧(舍勒)与无根基(舍斯托夫)等现代生存体验，而且所有这些都展开于一个共同前提，即对相信运用知识纠错、即可不再犯错的二元论思想方式的现象学反思。抽象分割的“理论”群落，被文学的创意书写克服并提升。三个例子都涉及乔纳森·卡勒所明确归类过的“理论”，它们如今被引向文学，成为“后理论”开辟新路的借镜。

富于意味的是，以上所举例证都是杂文写作。这种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为，以思想批判性与文学性的交融见长、既注重开掘新想法又使之富于叙事形象与情感的杂文写作，是对包括因缘写作与转义写作等具体形态在内的“解构—建构”式理论写作的重要启示。长期以来，受到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对小说、诗歌与戏剧等文类说得太多，而相形之下对杂文说得太少、太不够了，意态斑斓的杂文写作，某种程度上都尚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的视野，这是一种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可惜的空白，也是一种机遇。事实上，文学观念在今天，正从阿贝·巴托“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意义上的纯文学逐渐发展至杂文学，这也为杂文写作的价值提供了时代证明。当今天的我们对“写作”这一活动展开谱系式深入研究，探讨罗兰·巴特、德里达、阿多诺、维特根斯坦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写作观等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先秦诸子便已发端、至今还在更新发展的杂文写作，尤其保存和焕发着值得“后理论”吸收的因缘与转义智慧，为我们全新展开“后理论”的文学走向、探索各种文学写作方式与“理论”的互融互渗可能，进而大力来充实文学理论这个看似与史料建设无关的学科的取材视野，提供了创新的参照系启迪。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至少在当下本土语境中，杂文写作往往是与新鲜丰富、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纠缠在一起的思想写作，我们能否触摸到“后理论”与中国故事在不远将来的某种联结可能呢？而如果走到了那一步，“后理论”与文学不分彼此的创造性书写，是否又将能为一种理论话语对中西方的阐释有效性提供全新水平的证明？是否又将能为重建文艺学在“理论”的祛魅热情之后的感动维度，探寻到生机？这些前景在起点上已使我们激动神往。

投稿请登录本刊网上投稿系统：www.xb.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