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朗读者》的热播，董卿的个人特点一直在被不断放大。舞台上，她的一切仿佛都在说话：微微倾斜的姿势，能瞬间泪目又能含住眼泪的眼睛，好像总也言之不尽的嘴唇，还有精妙而细节化、自成风格的语言。带一点思想性，开放式，使人施展想象力，她的语言能带人翱翔很远。 面对赞美，董卿说：“所有的风格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天天一年年的累积也不明确，甚至很多时候，经历了很多黑暗和迷茫，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走了，才慢慢地看到一个光亮，才找到了那个方向。” 这一季《朗读者》现场朗读的嘉宾有143位，而真正接受董卿采访的嘉宾是60位。从1月份录到最后一个在长城上走路的镜头，董卿始终惦记着采访对象。 说服贾平凹是她今年最得意的事之一。先是在文联大会，贾平凹说：“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朗读是丢人现眼。”她给他女儿打电话，再通过出版社出书的编辑，找出版界的领导，想尽了一切办法。贾平凹依然硬气，来了只谈书，董卿心想“上了台就听我的了，哈哈！”，于是聊了两个多小时。她聊起自己的采访对象一脸的得意、倾慕，热爱着与他们交锋的每一分钟，尤其是那些让她“为难”的人，但“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 越来越难以取悦的还有观众。“这个时代自制视频已经泛滥，传播没有门槛，一打开手机，鸡汤、励志，文字千千万，我们读什么？”董卿说，站在推荐者的角度，她从一开始就觉得恐慌。浙大数学系的蔡天新读过一篇蒙田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知道的知识，跟我们的无知相比，仅是沧海一粟”。这让她不断审视自己，“你有没有找到真正好的东西？”。 “我对语言非常非常热爱。主持人被称作吃开口饭的，我已经做了24年。你可以说一些很流利但却完全不会被记住的话。一开始不会察觉，慢慢地就有一个觉醒的过程了。”她做这一行做到很后来，才发现把话说好听，是一件没底的事。“那个话还能说得更好，能瞬间让人泪目，或者瞬间热血沸腾。刚开始我也只认为语言是工具，后来才知道语言是艺术。” 直到现在，她每采访一个嘉宾，上台之前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作为制片人，她前一秒还在疲劳和焦虑里，下一秒就要云淡风轻面带微笑。她曾累到对团队说：“我觉得我上不了台了，我怕我显得不够美好……” 做《朗读者》第二季之前，董卿很犹豫。盛名之下，“怕没有第一季那么好。”直到她采访94岁的肝脏外科大夫吴孟超。他86岁的时候接到一个谁都不愿意开的病人，肝部肿瘤重达9斤，女孩20岁出头。吴孟超看了愿意亲自动手术，护士长拦着，怕他万一开坏了，这晚节不保。吴大夫却说：“我的名誉算什么啊？我不过就是个吴孟超，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董卿在采访时感动得眼泪直落。 她保留着专业领域所能容纳的感受力的最大化，“这个特质挺好的，虽然我小时候为自己的‘易感’难为情。职业总是磨灭很多个人的东西。尤其主持人这个行业很消耗，不仅体力，还有情感的消耗。”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划定界限，把自己能量的一部分用来框定自己。在电视和镜头语言已经成熟到今天这个程度时，她仍不停地想出一系列情节、细节和画面，想要开辟新空间。“画面为什么暗，停顿一秒还是一秒半，音乐不行。”在和她一起工作的人看来，她就像罗马士兵一样，每次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战壕。 选择文本，是她的文学组的工作。有时最后一刻她还在挑剔有没有更好的读本。“大家已经觉得谈情怀很虚无的时候，你还去挖掘一些真的情怀。因为这世界一定有那样一些人值得我们相信。” 《朗读者》第一季里，翻译家许渊冲念着情诗，用过往的丰盈，古老岁月和原始的文学，以叙述的语言进入了一种安详的平静之中，让丰盈的情感细水长流。这也是董卿说“我爱这些老人”的原因，许渊冲面对镜头瞬间的热泪盈眶，让她被击中，“还拥有那样动人的光华”。 从浙江省艺术学院到上海戏剧学院，从话剧团到电视台，从杭州到上海，这期间董卿在不停更换自己的职业和学业的跑道。她内心深处曾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几乎在30岁之前，她在为自己果断做出判断和选择，从不惧怕从零开始。 “每一次的改变，都很痛苦，但我的判断又告诉我，可以去做。”她的每一次转变和跳跃，往回看都是冒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是后知后觉。“如果真的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控，生命本身的魅力也会减弱的。” 但是在40岁到来的时候，她却困在一种僵局之中。她形容那是一座山峰的顶端，而自己要选择，下来，重新攀爬另一座山。“其实每一次都是一次艰难的巨大的考验，我知道放弃了什么，可是不知道能得到什么。” 2016年2月份，董卿以制作人身份提交了《朗读者》的节目企划。她可以只做主持人，当时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是董卿从综艺主持向文化节目主持转型的成功之作。她的语言，透露出的阅读量和表达力，受到了非同以往的关注。她把《朗读者》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守着它从孕育到出生，不舍得交到别人手里。 “单打独斗”是她过去的习惯，做主持人允许她工作的纯粹。“准备好，上台，说完，接受掌声。”但一个社会化合作项目的制作人需要把控整个制作链。“过去20多年里我没这么舍下脸去求人。”她形容自己最初的状态是“一个念头，两页策划，三个散兵，四处磕头。” “我并不擅长台下的沟通和联络，可能内心还是比较骄傲的。之前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拿命换来的，吭哧吭哧一台台地做，最多的时候一年做了132场节目。不同地方，不同主题。所以那段时间不是在台上讲话，就是在台下准备讲话。除了刻苦，我不会用其他方法去获取机会。”为了《朗读者》，一年里她几乎见了几十家“有意”赞助的资方，每每自己说得口沫横飞，却只在结束时换来一句“我们合个影吧”。 现在她觉得人生进入了下半场，“才知道每一步都不白走”。 每一期《朗读者》，她写的“札记”在网上流传成了“范文”。她并无幽深的表达，这些词句包含了她思考的愉悦，温和又带着轻微的古典气息。带着对文本的热情和真实表述的需要，她这几年被“知性”的评价包裹。 “我也不是突然就变得知性，而是慢慢把一些好的习惯放大。”读书在董卿看来“不是事儿”，更不值得炫耀，只因为自己从事抛头露面的工作，容易得到鼓舞和激励，“有了一个绽放的舞台”。读书对于需要表达的人，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比起更多喜欢看书但从事一般行业的人，她觉得自己只是“容易被看见，影响很多人”。 谈起文学，董卿说它“不夺目”，“但其实真的有光，我自己一次次被感召、被照耀过”。她说起某篇文章还会起鸡皮疙瘩，聊到采访对象会激动。“文化本来就不是热点，以后我还敢不敢舍了命去做？我与文学互相借力。只要我自己能被打动，这个东西就能感染其他人。” ● ● ● |
|
|
来自： 昵称38696288 >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