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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8月，是史称“98洪水”的紧张月份，全国各地都在抗洪。媒体也调动大量记者奔赴前线。我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主动要求参加抗洪报道，被派到江西。 江西抗洪的紧要之处，是襟带长江和鄱阳湖的九江市及其湖畔属县。在差不多一个月里，我除了写出圩堤抢险、江堤合龙等动态消息，以及抗洪情景的短篇特写之外，有一篇调查性报道，是在月底回到报社之后，才艰难见报的。
我因为在8月7日到九江市属县瑞昌采访，刚好错过了当天九江长江大堤决口的重大新闻，此后的日子里，我都是在追悔中度过的，差不多每天都在江堤沿线采访，最终形成一篇调查性报道，主要想揭示决堤的深层原因。 尽管我是报社的评论员临时参加抗洪报道，而且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记者，但那时，我就是按记者来要求自己的，而不是客串一下，交差了事。 那篇报道中的许多权威来源的信息都是在大堤上而不是在机关办公室采访到的，因为抗洪期间属于“战时”，尤其是九江还出了江堤决口的大事故，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日常都在堤上。 虽然我的报道总体上是一篇反映问题的作品，但现在从报道中看，包括副市长在内的那些权威消息来源在堤上对我的回答，都是比较坦率、明确的，没有遮遮掩掩和打官腔的口气。
但是这篇稿子见报的过程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国的抗洪还没有结束，抗洪期间为了鼓舞士气，媒体基本上是正面报道。而九江江堤溃口事件，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问题，国家权威机构尚未对此做出责任的认定。因此，一家媒体报道涉及这么大责任的相关信息，肯定会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我那篇调查报道在我回来一周之间，都没能发出来。 那一周对于我非常煎熬。从我当年8月27日简略的日记来看：那些日子里，新闻中心主任将此稿转给一位值班副总编，而那位值班副总编又转给总编辑老徐。老徐又转给另一位常务副总编。而那位常务副总编根本不（在稿件系统中）取这篇稿子。 所以，8月27日早晨我给老徐打电话，提出这稿不用就算了。这当然是气话。 他说：不，要用。 我表示，不甘心把它改成“一切为了人民”的表扬稿的样子。（我给老徐写的短函说：“把准批评稿弄成表扬稿，我怕人笑话我。”） 老徐说：“要不我改一遍你看看？” 老徐也是评论员出身。我日常工作主要受老徐管，他对我并没有什么格外的照顾。但从他这句话来看，他确实对我足够包容。 老徐改后真的把稿件传给我看。遂定稿。
这篇稿子见报之后，曾和我一起在江西报道抗洪的本报驻江西记者李菁莹打来电话，告诉我：九江市对这篇报道有意见，有两处失实，要求更正。 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到： 说94年以前是土堤。这是我弄错了，应是84年。我怎么会留下这个印象呢？21日在堤上，水利厅长刘政民对我说到：如果95年不修这个堤，因为没有混凝土墙，这次决口会更长，不可能是60米。哪有那么大的船来堵呢？ [少华按：当时江堤决口之后，水流很急。用一艘装满石料的船减缓水流速度，解放军集中兵力连续多日奋战，才把溃口堵上的。——马] 当然，即使是那位厅长当时确实是那么跟我说的，即使这个日期不重要，报道失实的责任也在我身上。因为采访对象也可能一时记错了。而我作为记者，有责任通过更多来源的信息在见报之前更正这个错误，而不能把这个责任反推给采访对象。
本报在9月2日刊出了我写的更正： 本报8月28日二版《堵口之后堵什么》一文中“1994年前在大堤是土堤”，应为“1984年”。此为记者疏忽。特向读者和九江市致歉。
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为什么将1984年前是土堤错写为1994年前，就会引起当地官方的不满。不过，从现在来看，这样一篇“语涉责任”的稿件，当地官方只提出一个日期的更正，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在此前的一份的草稿，是写在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每日汛情快报”的背面上的。因为字迹特别潦草，我在此只贴出一页作为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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