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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作为清代道光朝的一代名臣，自25岁点翰林起，历任御史、道员、巡抚、总督。作为经世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任职期间切实解决了各地河工水利、盐务、漕运、农政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堪称中国有古代向近代转折关键时期的改革县区，其思想和实践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位总督大人在港城留下了许多遗迹，也留下了许多传说，但是我们最应该铭记的还是他为海州盐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因为总督大人陶澍自身才干出众，所以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且刚正廉洁的文人士大夫，如魏源、包世臣、谢元淮、唐鉴、童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支优秀“团队”。在陶澍试行淮北票盐改革的八年间（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他们或深入民间实地调查，或阐述纲领奠定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些人的鼎力协助下，淮北票盐改革最终获得了成功。 （一） 据史籍记载，盐业税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嘉、道年间，两淮盐务“弊端百出”、“口岸滞销，商情困敝，大局难支”，至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盐纲废坏，已一蹶不可复振”，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收拾”的“决裂之势”。十一年（公元1831年）正月，道光帝命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在此期间，一大批曾受陶澍提携、栽培的文人士大夫纷纷参与其中，为票盐制的改革与推行献计献策。 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举人，曾任江西新渝知县，被劾去官。包世臣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对农政、货币以及文学等均有研究。
道光十年十一月，也就是陶澍受命接管淮北盐务的前一年，包世臣即在《代议改淮鹾条略》中向陶澍提出了整顿两淮盐务的具体建议：一是裁减浮费，以减轻官盐成本；二是疏浚河渠，以便淮盐运销畅通；三是广招盐商，以便加速淮盐的运销；四是防禁私盐，杜绝灶丁透私；五是商人纳税，确保国库盐课收入。这些建议在两个月后陶澍与道光帝的交谈中均有涉及。 在具体实施中，包世臣还向陶澍提出了令“买客赴运司纳课，领票赴场买盐，有场员验明，发照出场”，这一观点在日后陶澍的票盐制改革中也得到了运用，即所谓的“分地销盐，课归商办”。其具体办法是：由商人集资到盐场采买食盐并销往各地，盐商在运司购票时即已缴纳完所有税款。 道光十一年底，陶澍在淮北着手推行票盐制改革。史料中记载：“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分设行店，听小民投行购买，运往售卖。择各场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注明斤数及运往何处售卖字样。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如此一来，这种做法便彻底解决了纲盐对盐务的垄断，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符合两淮盐场当时的实际情况，保障和增加了国家的盐课收入。
票盐制仅实行不到半年，便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优越性。文献载：“陶澍周历各场……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庸值，全活无算。”同时，“票盐之课，溢于原额，淮北通纲之引，俱以请运全浚，是票盐之利，实足以下便民生，上裕国库。”为了保护集资购票的小商贩的利益，陶澍于道光十二年的五月颁行了《试行票盐章程》，强调票盐多系民人贩卖，资本不多，各衙门官吏、差役均不准向民贩索取陋规，一经民贩指控，或经发现，即严刑究办。 由于盐利丰厚，私盐始终屡禁不绝，包世臣认为，私盐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食盐的场价与岸价相差太大，“以坝较场，相距水程二百四十里，而余息倍差；过湖加水程四百里，而获利三倍。虽从前枭徒贩私之利，不能及此。”盐枭之所以宁愿冒死犯法，是因为这其中存在丰厚的利润。另外私盐的存在，在于“小贩不得盐而无可告，晒丁苦累而莫之恤也。小贩不能得盐与场商，则增价而买于晒丁；晒丁不能取给于场商，则匿盐而售于枭徒。”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包世臣向陶澍提出了“治私四法”，即“平坝价，增场价，限买数，以利小贩”；调整制盐与贩盐利润分红比例，“使客池户与垣户分润”；疏通运道，消除走私径路；设防缉私。陶澍接受了包世臣的上述建议，私盐于是大减。 （二） 陶澍的团队里有个重要成员名叫谢元淮，相信许多熟悉咱老海州历史的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陶澍在淮北推行票盐制改革的积极践行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由谢元淮主修的《云台新志》付梓刊印，此时他的职务是淮北海州分司运判。 据史籍记载，谢元淮，字钧绪，号默卿。湖北松滋人。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纳捐监生。二十二岁即从政江苏，却始终不得其志。直到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因漕运通道受阻，江苏巡抚陶澍奉命谋划海运，时年四十二岁的谢元淮才被得以重用。据《养默山房诗藁》一书记载：道光十二年，谢元淮在《青口除夕》一诗中写道：“余自道光五年创办海运，六年挑吴淞，皆于上海度岁。八年解饷入都，舟次丹阳。九、十两年均疏浚秦淮，除夕犹羁白下，今年又在青口。”可见在此后的数年间，谢元淮协助陶澍圆满完成了镇江催运漕粮、疏浚吴淞江、秦淮河以及押运粮饷进京等紧要事务，屡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二月，谢元淮奉命赴海州调查淮北盐政。十二年（公元1832年）正月，谢元淮被任命为青口盐务委员，着手协助陶澍筹划票盐改革。当年四月，陶澍亲临海州查勘灶场。二十五日，谢元淮陪同陶澍等一行登临云台山检阅东海水师。其间，陶澍修三元宫、建海曙楼。谢元淮也在此时结识了海州名士许乔林，二人一见如故。 为倡导票盐制改革，谢元淮与海州州判龚兆琪、孙从九等人共同出资，购买五百盐引为先导，销往安徽怀远、凤台等地，众多商贩见有利可图，便踊跃随行。时年七月，谢元淮拜别陶澍回到青口，着手办理票盐归团法。在《鹾言二十二首》中谢元淮曾写道：“七月来祝其，开辟披荆榛。”由此可见，此次发生在青口的票盐制改革，谢元淮面临的困境是何等的严峻。
在《青口设局收税章程禀》一文中，谢元淮向朝廷疾呼：“查临兴场之唐生、兴庄、柘汪三疃，相距百有余里，远在海隅，踹地成池，引潮晒卤，费工最省，产盐最旺，每年所产何止三四十万担！商既弃之如遗，官亦鞭长莫及。煮海之利，遂为私枭所擅。”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仅数月时间，青口所辖的三疃已售盐引万余担，上缴税银五千九百四十两。谢元淮在《鹾言》中感叹：“惟兹票盐法……其利在万世！” 此外据《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记载，道光十二年八月，时任淮北海州分司运判的单壮图因抵制推行票盐而被罢免。当时，单壮图“因票盐无利于己，屡生异议，冀惑众心”，陶澍对此种行为予以申斥。单壮图竟于七月初五擅自离场，并长期滞留扬州，“连旬逗留”“催饬不归”。八月初一日“以患病请假”，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拒绝推行票盐改革。于是，陶澍当机立断决定裁撤单壮图海州分司运判一职，由湖北人童濂接任。 到了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十一月，童濂奉命代理淮南监掣同知，此时已升任无锡知县的谢元淮接到陶澍的调令，命他接替童濂，兼任“两淮盐运使司海州分司运判”一职。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初四，陶澍在觐见时，道光帝念其改革有功，御笔亲题“印心石屋”赐之。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夏，谢元淮命州人将其临摹与云台山水帘洞西侧。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仲秋时节，由谢元淮与许乔林共同编纂的《云台新志》十八卷付梓刊刻。“此其时矣，元淮从事海滨历五寒暑，画勤公事，宵对丹铅。”最终成就一代名志，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文献史料。 （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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