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这位曹大人虽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政迹,但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 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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