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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nise-Marie Ordway 来源：niemanlab.org  在数字媒体领域中，有很多学术研究。JR（ Journalist’s Resource）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肖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他们致力于研究媒体、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新学术文献。  JR的执行编辑Denise-Marie Ordway总结了一些今年第二季度对一些顶级的数字媒体和报纸的研究。 这些研究调查了一系列话题，涉及政治记者的原生视频和Twitter使用情况，到不准确的健康报道和网络上对女记者的骚扰等内容。 很难说哪篇研究文章是最有趣或最吸引人的，因为学者们做了很多有趣也很有深度的工作。他们不断地提出尖锐的问题，试图理解数字新闻或者社交媒体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和发展趋势。 我们对此做了编译和梳理：  一 推特让情况变得更糟:政治记者的性别偏见 研究机构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卡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和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发表杂志 《国际新闻/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研究者 尼基·亚瑟（Nikki Usher）, 杰西·霍尔科姆（Jesse Holcomb）和贾斯汀·利特曼（Justin Littman） 社交媒体上关于性别的研究通常集中在政治候选人身上，而这项研究主要针对政治记者。研究人员称，这些发现“令人深感忧虑”。 亚瑟、霍尔科姆和利特曼观察了华盛顿特区有资格报道国会事务的精英政治记者是如何在推特上与关注者进行互动的——“符合法律、放大效果并且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三位学者分析了2017年6月1日至8月1日期间，2292名记者的推特账户的活动以及个人资料。 他们发现:在25位最高产的推特用户中，有22位是男性，而男性政治记者的粉丝数量几乎是女性政治记者的两倍。研究人员还发现，平均而言，所有的记者研究更有可能以男性记者为样本，而非女性记者。当政治记者转发其他记者的报道的时候，转发的男性记者报道和女性记者报道比例分别为69%和31%。 研究显示，男性政治记者花费91.5%的时间回复其他男性政治记者，仅花费8.5%的时间回复女性记者。 “推特上的转发模式表明，男性生活在一个性别回音室中，以牺牲女性记者为代价来宣传其他男性记者:男性转发其他男性记者报道的频率几乎是转发女性记者报道的三倍。”作者解释说，“相比之下，女性转发男性记者报道的次数仍多于转发女性记者报道的次数。” 二 “你必须厚着脸皮”:从跨文化视角看网络骚扰如何影响女记者 研究机构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台湾中正大学、埃尔帕索时报和慕尼黑大学 发表杂志 《新闻》杂志 研究者 吉娜·马苏洛·陈(Gina Masullo Chen)、帕罗米塔·佩恩(Paromita Pain)、维多利亚·y·陈(Victoria Y. Chen)、马德琳·梅克尔伯格(MadlinMekelburg)、尼娜·施普林格(Nina Springer)和弗兰兹卡·特罗杰(FranziskaTroger)。 第二项研究也关注了新闻业的性别问题——网络骚扰如何影响女记者。新闻工作者通常被鼓励(或要求)在网上与观众互动，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但研究人员发现，当女记者这样做时，她们会面临一些十分“猖狂的”骚扰，包括性别歧视言论和暴力威胁等。女性处理这些事情的策略和做法可能会干扰到她们的工作。 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插画师：苏丹 陈和她的同事采访了75名在美国、德国、印度、台湾和英国工作或工作过的女记者。他们选择了不同年龄和种族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她们在不同的媒体平台工作。虽然这个小样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记者，但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女性记者的话找到一些研究意义，而不是做出可归纳的研究结论”。 在接受采访的75名记者中，有73人表示他们曾在网上遭到骚扰。研究者指出，其中23名电视记者遭受的骚扰最为显著和频繁。该研究提供了一些骚扰的典型案例，用女性自己的话来描述她们如何处理此类骚扰。 例如，一位来自德国的网络编辑说:“这篇文章得到的反馈不是批评，而是威胁，是死亡威胁，是要求强奸我。”美国一名广播记者说，人们经常在她的Facebook页面上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她甚至屏蔽了某些词语的出现。她说:“在我的页面上，我对‘性感’、‘火辣’或‘胸部’等词有适度的要求。” 研究人员说，新闻学校和媒体组织必须更加关注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的调查对象强调，最重要的是恰好是新闻编辑室造成了这种骚扰持续存在。”他们写道。 三 只有森林,没有树?数据新闻与抽象类别的构建 研究机构 阿拉巴马大学 发表杂志 《新闻》 研究者 威尔逊·洛雷（Wilson Lowrey）和侯觉著（JueHou） 新闻编辑室已经开始更积极地关注于使用数据来进行新闻报道，突出社会弊病。大型、复杂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是近年来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新闻项目的核心内容。 但阿拉巴马大学新闻与创意媒体系的威尔逊·洛雷教授发现，由于新闻编辑过于强调数字，他们的报道反而失去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丰富多彩的描述和生动的个人案例。 洛雷领导了对2011年至2016年在美国和英国发表的194个数据新闻项目的评估。其中大部分(58.2%)由传统新闻机构制作，其余41.8%来自非传统组织，主要来自数字媒体机构。 洛雷和他的同事发现:数据项目越来越依赖于从数据集(例如，收入不平等指数)中创建的“抽象结构”，以帮助受众理解复杂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者们也变得不太可能接受报道中出现个例内容。“人物个例的报道与超过三分之一的数据项目有联系，但这一比例从2011年的44.0%降至2016年的26.0%，”作者解释道。 这项研究指出了他们所审查的数据项目的一个关键缺陷:大多数人只提供了有限的证据，以证明记者检查了他们使用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大多数项目并没有解释其数据存在的局限性。 “当我们考虑到研究中的许多数据项目都被作为报道模型时，这些发现所引发的担忧就变得更加尖锐。”洛雷和他的同事写道。 四 系统回顾：学术文献与社交媒体上的媒体文章中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表达 研究机构 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波士顿儿童医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科学图书馆 研究者 诺亚·哈伯（Noah Haber）, 艾米丽R·史密斯（Emily R. Smith）等研究研究团队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假新闻”以及这些虚假的信息如何在网上进行传播。这项研究从记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传播过程中记者这一环节是如何造成这个问题。研究还调查了记者和学者如何准确地报道健康研究。 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50项健康研究，以及关于这些研究的64篇新闻报道，2015年的时候，这些文章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广为流传。 哈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记者们经常夸大研究结果，并且会犯其他错误。近60%的新闻文章在报道研究问题、结果、或研究对象时出现错误。此外，有时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使用的语言并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研究发现。 “34%的学术研究和48%的媒体文章在进行因果推理时使用了不够准确的语言。” 当然，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关于健康研究的新闻报道或所有与健康相关的学术工作，只是涉及被选中的文章和研究。然而，哈伯和他的同事写道，这些发现表明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那些顶级医疗机构发表的学术研究以及媒体的评论文章中的因果推及其语言都有着不同等级的能力水平，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问题到底发生在学术研究和传播途径的哪一个环节，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们写道。 五 新闻机构在Facebook上发布的原生视频: 一次算法的改变对新闻领域的变革 研究机构 南洋理工大学和圣加仑大学 发表杂志 《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杂志 研究者 埃德森·C·坦多克Jr.(Edson C. Tandoc Jr.)和朱莉安·梅特拉(Julian Maitra)。 2014年6月，Facebook决定改变其新闻流的算法，优先推广原生视频（指直接上传到平台上的视频，而不是链接到或嵌入到其他地方的视频），使它们在新闻流中更突出。 这项研究考察了新闻机构对此的反应。这一研究发现也突显出Facebook及其逾10亿名活跃用户在现代新闻编辑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坦多克和梅特拉分别分析了从美国主要新闻机构运营的232个Facebook页面中，其算法调整前一年和调整后一年的数据。这些学者研究了超过100亿次的互动数据和超过200万篇帖子，其中包括41373个原生视频。 facebook上的原生视频 他们发现，算法改变后，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数字新闻媒体都开始发布更多的原生视频。广播电视媒体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发布的原生视频占其帖子数量的比例从算法改变前的1.9%跃升至改变后的9.3%。 “数字一代的年轻人将其原生视频的比例从1.4%提高到4%，而基于印刷品的发行商则仅仅将其占比从0.2%的比例提高到1.5%。” 作者说，他们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闻业的一种异律性，随着新闻业日益数字化，这种异律性即使没有增加，也会持续存在。” 他们写道，这些调查结果“表明了新闻领域的外部载体是如何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新闻领域的，但该平台（Facebook）的创始人明确表示，它不是一家媒体公司。” 六 路透新闻研究院2018年数字新闻报告 研究机构 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 研究者 尼克·纽曼（Nic Newman）、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安东尼斯·卡洛耶罗普洛斯（AntonisKalogeropoulos）、大卫·A·L·利维（David A. L. Levy）、拉斯马斯·克莱斯·尼尔森（RasmusKleis Nielsen）等 路透新闻研究院(Reuters Institute)今年的年度报告共有144页，涵盖了很多方面，研究了37个国家的数据，提供了一系列对数字新闻问题的见解，内容包括消费者不信任、即时通讯app、播客和众筹初创企业等。 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数字新闻调查报告 研究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地区，越来越少的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自去年以来，美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跌至45%。这些变化大多与Facebook有关，在美国范围内， Facebook上的新闻消费共减少了9%，在年轻群体中更是下降了20%。 这份报告专门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讲述“假新闻”，从全球视角审视了人们对网上错误信息的担忧，以及人们被这些信息影响的程度。例如，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对假新闻进行干预的看法大不相同。在美国，接受调查的人中有41%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控制网上的假新闻，而在英国和法国，这一比例为61%，在西班牙和韩国，这一比例超过了70%。 该报告还讨论了诸如亚马逊Amazon Echo智能音箱等数字语音助手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传播播客节目和其他音频新闻产品方面的潜力。报告称:“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手机使用量翻了一番还多，其中大约有一半的用户使用手机获取新闻和信息。” 论文合集链接：The most interesting new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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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pursuitman > 《传媒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