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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格调的心学微刊 传不习乎 事实上，除了史学界一些阳明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大家，比如象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冈田武彦、高濑武次郎、杜维明等数量极少的专家所写的书外，其它所谓专家的话大都不太可信，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辩明真假学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将《王阳明全集》中的真实思想与专家们所解读的思想进行比较，凡是混淆概念、扩大外延、偷换内涵，或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式和一大堆令人头晕目眩、是似而非的西方哲学术语作为标准来解读和比较阳明心学中的概念并衡量其价值，都应当予以排斥。 黑格尔断言“中国无哲学”，中国人为什么还要不争气地往上贴呢？中国的思想智慧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不是更有价值吗？中国思想难道不应该建立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吗？。 纵观当今研究阳明心学的“著名专家”们，大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不要说那些江湖人士。就连研究阳明心学的“必读书目”之一以考证为特色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荣捷著）也是错误连连。而同样作为阳明心学“必读书目”之一的《传习录注疏》（邓艾民著）也不过是邓先生的一家之言（尽管他俩做学问的态度令人尊重），所以还是应该以看原著为主。 更何况，《传习录》对于阐述阳明心学而言并不完整，其中所涉及的学生资质差异较大，因此王阳明先生因材施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说并不适合于其他人。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曾极力反对编纂此书，主要也是因为凡是涉及思想论述，则与当时的人物、事件、场景、气候、风气、习俗、文化习惯、主流价值观等相关，事过境迁。但是一旦成书，相关思想事实上就被固化起来。由于不可能还原历史上的真实场景和人物关系，因此理论上任何书都容易被误读，继而误解王阳明先生本人。 比如，至今中国官方哲学仍张冠李戴地将其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一些江湖人士甚至将其定性为“唯心一元论”等等，从中可见一斑。将王阳明思想与西方哲学观点生拉硬扯在一起，以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就存在评价标准上的先入为主。而以先入为主的偏见去评价任何事物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一些人完全不懂明代的语言风格和修辞习惯，立足于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和思考前提，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不懂装懂，以消费古代圣贤为自己脸上贴金，混淆是非，用心险恶。中国历代都有一些小人热衷于搬弄是非，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圣人有感于“闻道”之难，恪守“述而不作”原则的原故。 王阳明先生形象地说道，“圣贤教育人，犹如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开出药方，而开出药方的依据在于病人体征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等因素，并对配方中各剂药的药量作适当的增减。关键在于除去病灶，因而并没有固定的药方。假如，偏执于一个药方，很少不会发生杀人的后果。现今我与大家所探讨的，无非是根据每个人在学问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单独会诊。假如，与我探讨的结果，有所改善，那么我之前所过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假如，不顾场合和每个人现有的学问条件，而只执着于我说过的话，今后恐怕要误人误已。假如是这样，那么我的罪过就大了” 也就是说，学习阳明心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站在与王阳明相同的价值观起点上，而王阳明思想的价值观起点就是“圣人之学”或“圣人之道”。否则，无法进行理性沟通和交流，结果只能是对牛弹琴。用一句文绉绉的话，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也。（注：源自《庄子集释·外篇·秋水》） 即使按《轮扁斫轮》、《盲人摸象》等典故的寓意，当代任何专家对于阳明心学的解读也大都不可信，必须对其所提出观点的前提提出质疑和确认。要知道王阳明先生除了儿童时代的启蒙老师和一些学问上的志同道合者，终身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都是靠“事上磨”，靠体悟得来的。故而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余姚黄梨洲先生曾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 （《明儒学案》）”，实在是讲得深刻。因此，凡是喜欢对外宣称“XX先生的弟子”的一类专家，至少从身分识别而言，自己也缺乏自信，必定要拉大旗作虎皮，好吓唬别人。 问题是，先生贤不一定弟子贤，就连孔子三千弟子，贤者不过七十七，哲者不过十人，真正入孔子法眼的不过是颜回一人而已。王阳明弟子无数，真正懂阳明心学者，不过是弟子徐爱一人而已。可惜，颜回、徐爱两人都短寿（30岁左右），故而对其师道的传承十分不利。 因此，假如当今时代也是“圣贤”满街走，那么不是我们的眼神有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不正常。 当代社会学习阳明心学应该怀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而不是好高骛远地立志做圣贤。毕竟，做圣贤是需要有天赋，可惜世上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天赋。思想家哪能怎么容易产生？因此，对于圣贤的文化遗产更应该怀着景仰的态度去学习和参悟，而不是一知半解地轻率解读先贤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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