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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内含着晚清传统利益集团的既定利益需求的必然发生的结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本文从集团决策模型角度看洋务运动中所产生的利益之争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过程，用推拉力分析洋务运动产生的必然性，通过对晚清洋务运动中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分析论证与诠释，得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增量式”政治改革。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结束，这是一场由清政府封建统治者为主导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以“自强”的“练兵制器”活动和后期“求富”的经济活动为核心内容，清政府部分开明官僚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用西方先进书籍，采用西方国家先进的军事武器，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的统治秩序，通过兴办一系列军事和民用工业以及创建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教育等措施，客观上在一定程度改善了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洋务运动兴起也带来了形式多样的利益争斗，形成了大小不一、规模不同的中央以及地方的利益集团。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明显的分裂为两大派，主要是“顽固派”和“洋务派”。每个派别都由其中央、地方的部分官僚组成。“顽固派”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主要是大学士、工部尚书倭仁、徐桐等以及地方部分封建汉族官僚，他们共同主张的特点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 他们仍固执的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是“尽善尽美”，不需要也不能容忍有任何改动。“洋务派”主要由在中央掌握实权的恭亲王奕䜣、桂良、文祥为代表，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集团，即由曾国藩创办的淮系集团、李鸿章创办的湘系集团，统称为“湘淮集团”。以奕䜣等清朝中央政府为首的洋务派，控制总理衙门 ，总揽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掌握地方管理实权的地方势力集团，他们主张同西方列强搞好关系，企图争取对其军事上的帮助，引进西方精良武器，强化清政府的武装力量。
洋务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不同利益主体以及所属群体之间利益的相互博弈和斗争，本文借鉴集团决策理论，分析洋务运动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进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和利益的维护，最终促使改革的得以顺利发生。 （一）集团决策模型的主要观点 集团决策模型的核心观点是把政策看成集团斗争的产物，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各自的权力或影响力，纷纷把政府作为其政策的诉求对象，相互竞争。博弈与妥协，该理论是以集团理论为基础。 “该模型包括多个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利益集团。具有共同态度的社会团体向社会中的其他团体提出主张，旨在建立、维持与增进共同体利益。 二是利益要求。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正式或者非正式地结合成某团体，以便向政府提出各自需求。 三是政治性集团。当利益共同体向政府任何机关提出利益主张时，它们便成为政治性团体。 四是集团地位及其影响力。 五是政府决策。集团间的交互影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事实，公共决策过程实际上是集团间争取影响政策的过程。 六是决策体系的平衡。整个利益集团就是政治系统的本身，它通过三方面力量保持平衡：大量的潜在集团，阻止大量交叉重叠的集团成员过多的偏离集团主导价值，团体间的制衡。正是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使得基于冲突但能实现妥协折中的公证政策得以产生。 七是政策实质。政策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利益反映，是各种集团之间竞争后所造成的均衡。这种均衡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力，随着影响力格局的变化，政策也就随之改变，但总是变得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 （二）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如果从集团决策模型角度来看洋务运动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争斗，可以更加清晰地和深刻的了解认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内耗”对中国晚清政府富国强兵梦造成的极大的消极影响。洋务运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斗争包括许多方面，从宏观上看，包括中央内部之间、地方内部之间以及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的抗衡。中央内部之间的主要是以慈溪为代表的太后集团与以恭亲王奕䜣代表的掌握管理大权的部分官僚围绕统治权展开争斗，争斗以太后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地方内部之间主要是以李鸿章、张之洞和曾国藩洋务集团与民办地方企业利益集团的斗争。本文主要重点介绍地方势力集团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博弈，它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围绕厘金税，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展开争夺。其结果是直到清王朝政权瓦解，也没能够建立起完整的中央—地方的厘金控制体系，地方政府掌握厘金征税权。 2.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僚集团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为了不得罪地方上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员，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在1875年5月30日，清廷发布海塞并重的上谕，这妥协的方式解决虽暂时掩盖了争议，但最终埋下的却是“海塞都不重”的隐患”。 3.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僚集团关于关税的博弈。中央政府企图通过扩大征税范围与征税种类将原本地方征收的厘金税纳入到中央关税之中，遭到地方官僚强烈抵制，最后也未能得以实施。 4.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思想观念斗争。洋务派产生之后，便与顽固派争论不休，他们之间关于思想论争从根本上来讲就在于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即要不要用“洋务”强国。关于思想观念的争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次：一是19世纪60年代后期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二是关于派遣留学生之争。三是关于是否修筑铁路的问题。思想观念斗争妥协的结果：“中体西用”指导思想，成为洋务派的思想纲领，1861年冯桂芬在《校颁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 5.中央与地方军事集团的“绿”“勇”之争。所谓之“绿”即代表满清贵族的国家军队，绿营军。“勇”以地方汉族官僚和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军。洋务运动中的“绿”“勇”之争使“绿”弱“勇”强。
用“推拉力”分析洋务运动兴起的必然性，这里的“推拉力”是借用物理学的相关知识，用比较直观形象的方式阐述它发生的必然，总体的思路是证明洋务运动中：“推力”+“拉力”>阻力。假定清政府为客观存在实体，内部存在着阻碍其变革的阻力，即以在中央为代表的大学士倭仁、徐桐、文祥、宋晋和内陆部分封建官僚的顽固派，他们为了维护自身解读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权威，固守传统封建纲常伦理，墨守成规，仍坚持“天朝上国”自我中心主义。反对变法和改革。所谓之“拉力”就是指清中央政府有一部分力量不愿意“混吃等死”，认识到西方坚船炮利的威力，试图对现存状况加以改变和改革。 “拉力”是一种内部的力量，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中央政府中部分开明官僚，如恭亲王奕䜣，文祥等。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汉族官僚利益集团，如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湘淮集团。三是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稳定统治秩序和“富国强兵梦”满清贵族自身，如以慈溪为代表的太后集团，在当时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慈溪为了能够保持其自身的统治权，必须依靠拥有实权且得到西方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开展洋务运动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她是积极地推动力量。 第一、二部分内动力量也可认为统称为是洋务派。即“拉力”共有洋务派和满清贵族自身两大部分构成。“推力”即是外部有利于改革的力量，“推力”主要有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资本主义侵略者。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与其将清政府彻底打垮不如扶植它作为其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保证他们的特权得以实现，因此《北京条约》一签订，西方各国就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约就可帮助它“剿匪”。 另外，他们大力鼓动满清政府积极实行洋务运动，向清政府出售大量的枪炮和机器设备，而保留其核心技术，从而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二是民办企业利益集团。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当时得到较快的发展，如实业家张謇，他们这种新兴力量的崛起，参政议政的愿望和呼声日益强烈，积极推动支持改革。三是有利于改革的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环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通过用一系列的特权、土地与赔款等暂时填饱了西方列强的肚子，而此时国内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低潮，暂时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中外和好”的“和局”有利于改革。 综上所述，在复杂的不同形式的“推拉力”共同作用下，克服了其阻碍前进的自身阻力，使得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在当时特定时期，洋务运动兴起具有必然性。
通过从集团决策模型的角度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斗争与妥协，不难发现，洋务运动中所带来的利益纠纷和利益博弈，都是不同斗争主客体围绕自己所属权力之外的额外的特权利益或者是对垄断权力的追逐，并未对其斗争主体之间造成实际的真正伤害，他们是在不触动现存的利益格局、功能角色以及不伤害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增加一部分群体或者团体的利益，来减少其改革的阻力，促进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其实质属于增量改革，是“政府导向”为主的渐进式改革。由此得以证明：洋务运动的兴起是符合封建统治者既定利益需求的并由它自觉发起的自上而下的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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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alayavijnana > 《历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