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查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山师大是本科时候的老师黄彩文先生推荐的，他本人是山师大老前辈田仲济先生的弟子。某一天，在说起报考什么学校的时候，黄老师很简捷的说：“考山师呗！”我也就很简单的确定了考山师。我知道黄老师之所以让我“考山师”的一点意思是，他了解这个学校，而且我们上一届的同学冯哲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一届研究生同学赵勇、孙东等都管他叫冯哲屁）刚刚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一点意思”后来就发挥了作用，在距离考试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我从石家庄跑到济南拜访未来的老师们，当然主要的意思是请老师们给念叨念叨考试复习的重点。当时，在漆黑的月夜领着我左拐右拐去老师们家里的就是冯哲辉，那时候，觉得走在前面的哲辉兄甚是高大和潇洒。哲辉兄带我拜访了两位老师，其中的一位就是查老师。印象深刻的是查老师帮我梳理的复习重点不只是查老师任课的现代文学，还有当代文学。查老师声音洪亮，吐字清晰，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的“重点”，但事后盘点，只有一个“点”和试卷上的考题有关，就是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文艺思潮”，临上考场前几分钟，我还在胡乱翻一本关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小册子，而几分钟后就看见考卷上果然有一道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的20分的大题。考上了山师，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一道查老师提到了的大题，但当时真的很感谢查老师。9月入校了，系里给各个新生分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我一直心存感激的查老师。
二 直到昨天，我还在给正读大学却老是感觉不爽的女儿说，将来你就会明白，在大学读书的几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不能断定现在读大学的孩子们是否的确快乐或不快乐，但我却一直认定，在山东师大的三年读书生活是我感觉最快乐的日子。 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查老师家里上课。那时候研究生少，同一届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也就十个八个，于是有的老师就干脆招呼学生到家里上课。在老师家里上的课，记得除了查老师给我们同门三个弟子开的小灶，还有在宋遂良老师家上的当代文学评论。那个在查老师家上的课叫作什么名目早就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在开课前几天，查老师和我们几个商量上课开始的时间，开始好像是说八点半，爱睡懒觉的我支支吾吾，觉得有点早，于是查老师爽快地把时间定在了九点。在查老师家里都学了点什么也早忘光了，但当时的场景却永远也忘不了。每次敲门进去，客厅正中一尘不染的紫红色茶几上正摆放着三杯茶水，除了茶水，有时候还有洗好切好的水果。查老师招呼我们喝着水，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开始回荡着他那有如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印象中查老师说自己是南京人，直到现在，我还在疑惑查老师是怎么炼得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1991年毕业前夕和查老师、周源师兄、马丽容师妹在山师大 有一年查老师的课是在中文系的教室里上的，课程的内容大概是现代文学批评史或者现代文学运动史之类，如“两个口号论争”、“延安文艺讲话”等。具体的内容现在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查老师讲30年代上海的文艺运动，把周扬和冯雪峰等人之间的文艺派别之争和党内的政治派别之争联系起来，让我们这些整天钻在文学里出不来的书生们大开眼界。有一次在正题之外还讲到历史上著名的叛徒顾顺章差点让党中央遭到灭顶之灾的历史往事，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学术界正在“拨乱反正”，文艺学正在强调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查老师研究的内容似乎并不时髦。但现在看来，中国20世纪本来就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把文学活动从政治大潮中分离出来“孤立研究”，并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倒是查老师的研究让我隐隐的感到与多年后学界的文化研究方法有某种对应和联系。 但不管怎样，查老师讲的课肯定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几年，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没有超出过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范围。研二以后开始设计毕业论文选题，考虑过几个题目，如《论现代中国审美主义》、《论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本位主义》、《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前几个题目让查老师给枪毙了，最后通过的是《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古典主义倾向》。在那个年代，研究文艺思想中的“古典主义”还是挺超前的事情，因为，和“古典主义”有关的流派和个人如“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曾经被批判的负面典型，因此，查老师对我的开题报告很是小心，当面强调一定要注意“科学性”，把握好“分寸”，仔细斟酌后，在题目上加了“倾向”二字，以表示稳妥。论文获得了好评，参加论文答辩的曲阜师范大学的谷辅林老师在答辩会上说，论文的选题就决定了这是一篇好论文。
三 研究生毕业12年后，我再次回到学校学习，才知道当年自己曾经也很骄傲的毕业论文其实并没有多么好。 有一天，博士导师程光炜老师招呼我们去中文系听一个小型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岩佐昌暲。岩佐教授开讲就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学术研究的不同，他说中国人爱立论，不爱考据，并起身在后面的小黑板上手书“立论”二字。然后，岩佐教授讲授他最近的两篇文章，其中的一篇研究郭沫若的一首诗歌《笔立山头展望》，首先通过各种方法考证笔立山在哪儿？最后研究郭沫若的诗歌不仅仅反映、描述而是构建了日本的地理。当时，岩佐教授还讲解了对郭沫若另一首诗歌《地震》的解读，把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相对照，看不同文本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有何区别。 这次很平实的讲座对我的冲击却非常大。回想自己十多年前的研究，不就是岩佐教授所说的“爱立论”吗？不管是“审美主义”、“儿童本位主义”还是“古典主义”，都是岩佐教授批评的宽皮大脸的各种“主义”各种“论”。 但这是当年的研究风气使然，却和查老师的教导无关。相反，查老师的研究工作却是从资料入手，从事实入手。当时我们就知道，查老师是茅盾研究专家，曾经编辑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乙种）》中的《茅盾研究资料》、《茅盾年谱》等，也曾听人说起过，山师大图书馆古籍部里收藏丰富的现代文学书刊有很多都是查老师他们年轻时候从全国各地搜集的。其实，整个山东师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之一就是基本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可惜的是我们当时太年轻，听课就是记到本子上一些现在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的死知识，却没有学会怎么弄到真学位的活手艺。如果当时跟着查老师从弄材料入手研究具体的作家或事件，也许成绩会更要扎实可靠的多。 四 但也就毕业了。我去工作的单位是石家庄日报。报纸上用不到这个“主义”那个“论”，但刚开始还有学生思维的惯性，写出来的东西也总是像学生作文。第二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想起了自己在学校用过点功夫的现代作家们的“儿童本位主义”，写了一篇小文章《现代作家与儿童崇拜》，在5月29日发了出来。看过文章的报社的同仁说：“小钱啊，你的文章看不懂啊！”我知道，在报社，这样的话可不是表扬。 从这儿以后，我开始下决心告别学生的习气和学校的知识，和查老师的联系越来越少。实在的，能帮到查老师的地方实在是想不出来。只有一次，查老师突然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来信），说是家里闹鼠害，让我给他弄到无极县灭鼠大王邱满囤的鼠药。接到查老师的指令我很高兴，虽然我并不认识灭鼠大王，但通过农村部的记者们拿到鼠药还是问题不大的。主要的想法是，查老师家里存放的那些个珍贵的资料可不能让老鼠给糟蹋了。查老师知道我还是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手脚毛糙的小伙子，而要邮递的东西又是有可能被邮局查扣的有毒化学物质，谆谆告诫我顺利通过邮局寄递的具体方法，说，装在一个信封里反而可能更安全。最后，几包鼠药就是通过查老师指点的方法装在信封里寄过去的。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毕业后差不多10年，在几个哥们儿的撺掇下，我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博士。觉得这是个能拿得出手的想法和计划，我赶紧给查老师打电话。查老师说，应该考！你们那帮人后来都考博士了，可是你是那批学生中最好的啊。当年毕业后给查老师报告到报社上班了，因为不是学术单位，心里还有点忐忑，但查老师却说报社挺好的。由此看来，查老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和宽容大度。 在人大读书的日子还是忙碌，因此和查老师联系的时候也不多。毕业后又一次分配单位，这次去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事情有点眉目的时候就报告了查老师，查老师说，鲁迅博物馆好，我这里还有点这方面的资料，也许对你有点用处。 一直想着查老师说的他手里的那点资料，但其实是想去看看好久不见了的查老师，其实他老人家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也是这么个意思，但鬼使神差，竟然一直没有去。想起了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似乎突然明白了诗歌的全部涵义。 2016年2月22日于北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