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七岁

华大知青文化研究中心  选编

无论何时打开记忆的闸门，首先涌进我脑海的便是我十七岁时在湖北枣阳东郊水库那艰苦而难忘的日日夜夜……

十七岁那年，我在浑浑噩噩中读完了高中。那是一个没有梦想亦无理想的年代，唯有一条金光大道，铺在我们这些胸无点墨却被称之为知识青年的面前，直抵广阔天地。

由于1969年我有个老三届的姐姐，在进入广阔天地仅一个多月就病逝在鄂西北的大山里，所以五年后轮到我下乡时，妈妈和我们全家心里仍缠绕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带着妈妈万千的嘱咐万千的叮咛，怀着一颗茫然而栖惶的心来到了农村，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踏上我人生苦旅的第一步。

乡村的贫穷与落后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劳动的强度也出乎意料的大。在乡间，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干农活，冬季修水库。那年月，由于施工机械匮乏，兴修水利基本上是靠人力，每到了冬季农闲时，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力都被调到大坝上修水库。修东郊水库的副坝是枣阳县一个较大的工程，因此调集了全县两个区（计十多个公社）的劳力。而我来到农村在田间劳作了几个月后，便在当年的冬季跟随千军万马一起到东郊水库修筑大坝，经历了我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近五十华里，来到水库上。在一片空旷之地，以公社、大队、小队划片搭盖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临时草棚。当我来到我所属的生产队的工棚时，看到眼前的房舍我惊呆了。只见一个高约一米五，宽约两米，长约十米的低矮的草棚，傍在一个较之高大得多的草棚的一面墙壁上。人字形的棚顶上嵌有两块亮瓦（即玻璃）。小队长指着那间窄小的草棚热情地对我说：这就是你们九个妮娃（即姑娘）的住处，这个大的是我们男人住的。

我难以置信的打开用稻草捆扎的门，便露出一个仅供一人进出的洞口。我躬身钻入后，只见靠门口处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空地是用来放鞋的，其余的地方则铺满了厚厚的稻草，那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人在里面直不起腰，只能或坐或跪在我们的稻草铺上，饭碗则别在房顶上的稻杆中间。我在心里深深地感叹道：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呀。九个女孩中就我一个知青，得知我要来，善良的她们在相通的地铺上把中间的位置留了给我。

放下行李后，我便随队长来到了距我们的住处约三华里之遥的工地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恢宏的场面。工地上人海茫茫，红旗飘扬，从大喇叭里传出高亢的歌声：“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就是那藤上的瓜，瓜儿离不开藤，藤儿离不开瓜呀，藤儿越肥瓜越大……”还有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龙江颂》等样板戏的唱段不绝于耳，回荡在上空。只见人们挖的挖，拉的拉，推的推，挑的挑，将土运到堤坝上，好一派热气腾腾、生龙活虎的劳动景象。

在熟悉了我们小队的地盘后（因工程太大，施工的地盘也是按公社、大队、小队划分的），队长让我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再上工。回到蜗居后，我坐在地铺上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东郊水库似熔炉，

练就红心铸铁骨。

红旗飘扬展宏图，

何惧千难与万苦。

晚上睡觉时我想泡个脚，才发现我带来的洗脚盆不见了，我拿着洗脸盆来到厨房找热水时，热水没找着，却看到我的洗脚盆已充当了炊具。

当夜，我在睡梦中被煤油灯的亮光和隔壁男工棚的嘈杂声，还有那几个农村女孩的悄声说话声以及她们爬过我身上时的动静给搞醒了，我睡眼惺忪的问她们几点了，被告之已是半夜12点多钟了，我诧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们说为了抢任务每天都是这么晚收工，她们让我赶快睡，明天5点半钟还要起床。

果真天还没亮时，喇叭里便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紧接便传来了各小队起床的哨子声和喊叫声。等我按部就班地穿好衣服爬出窝棚时，看着小队里的人已借着外面电灯的亮光在吃饭（我们小队有近50个人，男性占绝大多数），我则拿着个空杯子在众目睽睽下很难为情地找水刷牙。在他们的热心指点下，我从结了冰的水缸里舀出水开始刷牙时，差点儿没把我的牙冰掉。再等我洗漱完毕，已经响起了集合的哨声，队伍开始出发了。那几个农村姑娘便抓了两个馒头塞给我，让我边走边吃。

在漫天的星斗下，我高一脚低一脚的紧跟着队伍向工地走去。路上，那几个姑娘告诉我以后行动要军事化，还告诉我说，每天早上做饭时灶台后面的小锅里有热水，晚了的话就抢不着热水了；吃饭时动作也要快，要不就吃不饱。我向她们投以感激的笑容以作答。

最艰苦的劳作就这样开始了。在工地上，生怕别人说我娇气，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泼辣些。我跑捎（即将拴在板车把手上的绳索挎在肩上，用力拉，跟着拉板车的男同志身旁拉着跑），上土，挑土，推坡（即守在堤坝上，看到到本队的车来了就帮着推到坡顶），样样都干，我很快溶入到农民的队伍中。

当时视整个工程为一项政治任务，纪律非常严明，规定不准偷懒，不准无辜旷工，不准随意请假，更不准消极怠工，一但发现谁违反纪律便处理得很重，因此，常人都会报以严肃的态度，没谁敢去触碰那铁的纪律。

干起活来，各队之间都是比着干。每天都有专业人员丈量，看哪个小队在完成了规定的硬指标后，超额拉的土方更多。

我在东郊水库四十多个日日夜夜，所经历的艰苦不堪回首。尽管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可面对无法抵御的艰难，还是会隐隐的叫苦不迭。人们每天在工地劳动的时间长达近十八个小时。早上6：00钟准时出发，中餐和晚餐均在工地上吃，每顿都是萝卜米饭。晚上11：30收工。等回到工棚已是半夜12：00左右了。回到工棚后，既没精力也没时间更没热水，因此我们从来都不洗，钻进窝棚倒地就睡，倒也便利。

为了节省时间，四十多个夜晚，我睡觉从来没有脱过里面的小棉袄和毛裤。早上只要一听到起床的哨声，我便一改第一天慢条斯理的作风，快速套上外衣，拿上我那吃饭的大碗和洗漱用具，蹬上冰凉的鞋直奔灶台，从后锅舀半碗热水，再兑上凉水，刷牙洗脸都解决了；然后再用此碗直接盛饭吃。我不止一次的暗自庆幸我带了一个大饭碗。

空旷的工地上寒风凛凛，气温常在零下十几度。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天从来没下过雨和雪，空气异常的干燥。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使人们的面部变成了古铜色。由于风刀霜剑无情的侵袭，我的皮肤不仅面部皲裂，更罕见的是我的两条腿从上到下布满了小血口，一走路两条腿尤其是大腿内，则象有无数根针扎样的疼。我的双手也在短时间内冻得除掌心外均已破溃，开始是红肿，然后起泡破溃。右手腕部尤为严重，以至我铲土时不得不反握住铁锨把。那些善良的农民看到我的手烂得太厉害，就从自己破了洞的棉袄里扯些棉花用火柴烧成灰，按在我的伤口上止血。我整日将我那双已不成样的手藏在尼龙手套里，每每小心翼翼的脱取时总会带掉一些结痂。我的耳朵更是冻疮累累，小小的耳廓结满了疮疤。嘴唇干裂的不敢随意张开，嗓子干燥得直痒痒。尽管如此，我也从没想过要退却，常在心里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

一天夜里快收工时，大家象往常一样，期盼着广播里传出北京时间23点整那悦耳的报时声，因那种声音预示着收工的哨声即将吹响。只是那天晚上悦耳的报时声后，我们这些团员盼来的不是收工的哨声，而是从大喇叭里传出通知，各队的团员收工后一律不准走，留下来清理路面。也许是超负荷的劳动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极度的困乏迫使团员们群起、无声、然而却是徒劳的的反抗。

收工的哨声一响，如潮的人群包括各队的团员在内一齐涌向工棚，没人肯留下修路。任凭各队的团支部书记怎么喊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留下来，于是便跟着大家一起回到工棚并很快倒地睡下了。没想到的是，我们刚躺下，便听到各大队的民兵队长在高音喇叭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威胁口吻命令全体团员马上到外面集合点名，谁不出来后果自负。所有的团员乖乖地从被子里爬出来，我看到民兵队长带着几个背着枪的民兵，威严地站在一片有灯光的空地上指挥我们排队（不过，我想抢里未必有子弹，只是唬唬人而已）。

我们被轰逐到工地上疲惫不堪地清理着路面。由于天太黑，加之我的眼睛又近视（不敢带眼镜，怕影响招工），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结了冰的浅水坑里，顿时一股彻骨的寒气传遍我的全身。在队里姑娘们的搀扶下，我拔出透湿且带着冰碴儿的双脚，木然的站在那里欲哭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承受力已达到了极限。

这次团员违抗命令的事件因没有领头人，再则，路终归还是修了，所以也只有就此作罢。

在重新回到工棚时，也不知道凌晨几点了。大家都没表，躺在地铺上我难以入睡，望着门缝里惨淡的月光，倍感凄凉。我忍耐着双腿刺痛的折磨，将肿胀的双手放到唇边轻抚着，终于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那一刻我非常的想家，想妈妈，朦胧中传来尖锐而熟悉的催促起床的哨声。

翌日，又是一个晴朗凛冽的白昼，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奔跑在工地上。午休时分，在我们生产队的区域里，我找了个僻静的去处慵懒的斜靠在土坡上。出于对文字的爱好，掏出日记本写了首诗以倾泄我昨夜的情感。诗曰：

夤夜不曾进梦境，

睡意驱于思乡愁。

轻抚冻疮吻双手，

衾枕偷泪暗自忧。 

写完后，自我欣赏了一番，便将其揣进兜里。这一天我感到尤其的困乏。到了晚上，我完全失去了自控力，我努力瞪着不听使唤的眼睛，直觉头昏脑胀。极度的困倦瓦解着我的毅力，动摇着我的决心，迷糊中我终于站在那里头枕在衬着铁锨把的双臂上睡着了。队长看到我如此困顿，把我拍醒后安排我去跑捎，谢过队长后，飘忽中我肩拉绳索踉跄在通往堤坝的土路上。

一天，在大坝上发生了一件的事。也许，要不是我目睹这件事，我上面写的那首诗会安然无恙的保存在我的日记本里。可是……

我们小队有个傻姑娘，其实在我看来也就是缺心眼。平日里口无遮拦，憨话特别的多，从里向外冒着傻气。队里的男男女女总喜欢拿她开涮。就在我写这首小诗后的一天下午，我没看到傻姑娘的身影，只听到大家在唧唧咕咕的说：马上要游大坝了，我纳闷，什么叫游大坝？他们说：一会你就知道了。果真，过了一会，人们开始骚动起来说：来了来了。……我翘头望去，原来是那傻姑娘。只见她胸前挂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我己记不清了），手上提着个铜锣，由两人押着，面对着全工地的人群一边走一边敲，嘴里还不停的说，走到一定的位置要在押送人员的命令下停下来悔过。我问队里的人她犯了什么罪竟受到如此的惩罚和羞辱，他们说她上午在工地上躲着睡觉，被巡视的民兵抓到了。

可怜的人，我心想。我不明白，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竟然会对一个犯错的憨人行使如此蒙昧的举措。当她游到我们小队时，大家一改平日对她的歧视，没有一个人吭声开她的涮。我则对她投以同情的目光，尽管她未必能理解。    

两个多小时后，她被放回来了，面对着大家异样的表情，她张着大嘴很不自然的傻笑了两声。大家都默不作声的继续工作着。我无法猜度她是否真的傻到毫无尊严可言的地步，只知道从此后她的话少了许多，只记得她再也不敢偷懒了。

发生了这种事，我忽然想起了我写的那首诗，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我想，偷懒尚可游大坝，那么我写这种颓废的诗句要是被人发现了，岂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弄不好再扣上个政治帽子那就完了。到那时我就是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了。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后悔。怀里揣着的那首诗如同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忐忑不安中盼到了天黑，趁着夜色，我悄悄的将那首诗撕得粉碎，并分成若干份，埋在土里。之后，我长长舒了口气，释然伴着怅然。写在纸上的诗句被我撕碎了，可那诗的字字句句却难以从脑海中抹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理。

在上水库四十多天后，一天下午，轮到我推坡了。我忠实的守在堤坝上，见到小队的车来了便拼命的往上推，和我搭档推坡的是两个农民小伙子，跑得特别的快，我跟着他俩跑了几个来回，就觉的心慌腿软。在坚持上下跑了十几趟后，我突然觉得口腔里有股异样的感觉，便掏出卫生纸吐了出来 ，一看竟是一口鲜红的血，再吐一口还是血。

我马上联想到电影里那些垂危的人吐血的镜头。我吓坏了，我瘫软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两个小伙子马上叫来了队长，队长也挺紧张，喊了一个姑娘把我送到工棚里休息，他不放心也跟着回来了。

回到工棚时，恰逢我们小队的拖拉机送粮草，队长让我把行李收拾好跟拖拉机回去，由于我心里很恐惧，想到我那在农村死去的姐姐，想到临行前妈妈万千的叮咛，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带着几分失落，带着几分遗憾，我离开了艰苦万分又热火朝天的东郊水库。

我孤独的蜷缩在拖拉机的车厢里，任寒风无情的吹拂。我觉得自己象个逃兵似的离开了那火热的战场，心里空落落的。身轻松，心沉重。

到公社后，我首先去了卫生院，没发现什么异常，也不吐血了。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因为咽喉部太干燥，受刺激后毛细血管破裂出的血，根本无大碍。

回到知青点后，我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栽树，积肥。

后来东郊水库工程结束了，我没拿到奖状，原因很明了。

当时我偷偷的哭了。那是委屈的泪水。

春节回家时，当扛着农产品的我站在门口喊妈妈时，母亲居然楞住了，端详了半天才确认站在她面前女儿。妈妈自上到下打量着变化异常的我——古铜色的脸庞写满了风吹霜打，无神的目光充满着劳累，捧着我那双肿得象包子亦流着脓血的手，妈妈泣不成声。看到妈妈这样，多日来贮藏在心里欲向妈妈吐诉的苦水则全部咽了回去。

时光荏苒，一晃时间已过去三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三十年来我竟没想到过去看看自己亲手参加修筑的堤坝。前两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驱车前往枣阳东郊水库寻找从前的自我。当我踏上堤坝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漫步在阒无一人的堤坝上默然对晤，往昔那如千军万马的人群以及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从我的脑海里掠过。我不由得感慨万分，这片土地，这条堤坝，沁透着我曾经的汗水和泪水，倾注我以往的纯真和虚浮，容纳着我朝气蓬勃的豆蔻年华。

那一年，我十七岁，伴着一段不寻常的岁月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