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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猪圈，听说过羊圈，却没有听说过历史上还用过人圈，它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东北。  （日本拍的高大上的哈尔滨） 人圈，顾名思义，把人像猪一样圈起来的地方。这是中国人对沦陷区一种日本特殊管制的称呼，对统治者日军来说，它的名字叫“集团部落”，专门用于“匪民分离”，瓦解抗日力量。 首提此策的，是冈村宁次。 “想通过从国外来的日军之手来达到（消灭抗日武装）这一目标，是极端困难的，不如使用当地人。”“他们（抗日武装）和一般良民都有联系，因此，必须把匪民分离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冈村1932年至1934年在关东军当副参谋长时提出，但未大规模实行。  （实际生活的中国人） 1937年4月他重回关东军当第二师团长时，对师团驻地村庄开始实施撤村归屯，划“集团部落”管理，美其名曰“提高、改善农民生活、振兴民生。” 实际上，他们以“三光”的方式把老百姓赶出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逼迫他们集体搬迁到他们指定好的地点，刺刀淫威下，搬不搬你都得搬，先把你的房子烧掉，不服者杀，活物不留，连畜生都要打死。  （日伪部落和里面的儿童） 500万中国人搬入日军设计的部落 人圈的规划—— 一律设于广阔的平原，远离山区，以防与抗日武装接触；圈与圈的距离以步行2小时为准，不远不近，呈三角状，以便发生战事时可相互支援。大小不一，少者三五十户，多者100户，圈规模纵横各约1华里。人们所居房屋都是临时搭建的简陋草棚，或地窖，不能御寒，导致冬天不少人被冻死。 圈防御—— 每圈用高大的院墙围起来，“筑土墙，高3米，厚1米，四周筑有炮楼”，墙上有铁丝网，墙外挖壕沟；圈内圈外通道都很少，只设一个大门，便于管理。所有男人编入自卫团，白天妇女站岗，晚上男人巡逻放哨；青壮年发枪支，妇女发扎枪，老人发火药枪。部落外设兵舍，驻日军。  （部落模型） 圈内管理—— 为防止农民与抗日武装有联系，对村民的管理近乎变态：12岁以上居民发居住证，出入一律凭证，门口严格盘查；不准三五个人结帮出行、交谈，夜里睡觉不准插门（方便随时搜查）、不准点灯（防止搞地下活动）；实施保甲连坐制度，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一人犯事，株连十家。 管理组织—— 常设机构有伪满警察派出所、村公所、自卫团、拘留所、协和会、道德会。部落长兼自卫团长，副部落长由保长兼任。充分实施冈村所说的“用当地人”管理，保甲长都是由地主、富民、汉奸担任。 这就是日军统治下的伪满“集团部落”，几近牢狱。1939年，日军统治下的伪满中，这样的部落有13451个，约500万人失去家园，在鬼子刺刀下迁入“人圈”。  （刺刀下的威逼） 美国人托·阿·毕松1937年在《美洲》杂志上发文说： “他们对总人口1/10的500农民烧毁房屋，强行集中到指定的集团部落重建家园，不但不给以任何补偿，而且令其从事各种劳动奉仕，担负土墙材料费等过重的课税负担、国防现金、强迫他们承担一切义务……简直像投入监狱剥夺了自由的囚徒。”  （日本鼓励满洲人大面积种植罂粟） 听说过死人要交税吗？ 毕松说到了另一个可怕的事实：税役。 沦陷区的农民税役有多大呢？ 四个字：无孔不入。 建围墙、筑炮楼、修道路，这是“应尽”之役；入自卫团训练，这也是“自卫”之役，还有保甲役，这些劳役都是强制性的。  （华丽的建筑，背后是满洲人民的血汗） 耕地按“地响”交费，每“响”耕地负担有兵饷、国税、车马费、农会、村公所费用，还有省税、部落保甲费、教育费等。“如果村民把粮食运往市场，复须车捐运费及所得捐、2%警备捐、1%教育捐。” 除了粮食、土地、房屋要课税，村民面临的苛捐还有很多，生孩子要交税、死个老人要交税，饲养畜生要交税，畜生宰杀也要收税…… “人圈里，穷人没法熬，赋税重，利息高，苛捐赛牛毛，逼死穷人的3把刀。”这是当年通化县的童谣。  （满洲车夫） 部落最大的失败之处 如果部落只是在管理上恐怖，剥削上的残酷，最多村民在淫威下委曲求全，还可以生存活命，但部落的最大的失败是毁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防止农民劳动时与抗日武装有联系，日军规定，农民的耕地不能离部落太远，4公里外禁止耕种粮食。这就导致了大片的土地被荒芜，有资料统计是60万公顷。 东北土地肥沃，多少年来东北人世世代代“物竞天择”选择的最科学最合理的耕地方式，一个规定就被日军改了。农民粮食不多还要紧着日军吃，饿死、病死、冻死者越来越多。  （满洲人） “缺乏苞米就碾苞米核做粥喝，把这个也吃光了，就吃草根，树皮也能维持生命。”一份1936年的日军报告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穷困，每天都有缢死者。” 这就是伪满下的中国劳苦群众的真实生活。 ===================== 文献参考：李倩《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集团部落”剖析》（《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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