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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搭一位好久不见老友的顺风车回崇明。刚上车的时候还有些拘束，彼此用普通话和上海话适应了一下，紧接着崇明话就如倒黄豆一样噼里啪啦地跳了出来，妙语连珠之际好似高手过招、酣畅淋漓。导致半路上她接上海同事的电话时，依然习惯性地蹦出了几句崇明话。“上了长江隧桥后，我的语言频道就调回到了崇明话。”她对同事这样解释。有家谱为证，从我这代往上数至少8代就定居在现在住的这片地方，因此我可算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一直到上幼儿园为止，我只会说崇明话。崇明话属于吴方言中非常古老的一支，由于崇明岛四面环水、交通不便，使得崇明话在过去几百年内的变化不大。换句话说，即使现在立刻让我穿越回宋朝，也能和祖先们交流得八九不离十，所以请人事部门注意，这就相当于我还懂一门古汉语。 不过，经济的差异决定了一种方言的命运。在我成长的这二十多年内，崇明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一开始，这种弱势源自于上海滑稽戏。演滑稽戏的艺人喜欢模仿长三角各地方言，崇明话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笑料。模仿崇明话的演员扮演的多是举止粗鲁可笑的“崇明乌小蟹”，其中的笑点在于崇明话把“什么”读成“哈”，又把螃蟹说成“哈”，导致上海人（崇明话里的上海人特指上海市区人）误解连连，再因为崇明蟹多，颠来倒去之后崇明人就有了“崇明乌小蟹”的称号。 为了滑稽戏这门艺术牺牲也就算了，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崇明人自己也越来越不待见自己的母语。最近十多年来，很多崇明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闯荡上海滩，留在崇明工作的崇明人通常被认为没出息。大多数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一去不复返，这直接导致岛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非节假日，走在崇明的马路上，遇到的30岁以下公民十有八九是外地人。在这种背景下，上海话大举占领崇明岛势不可挡。 在上海遇到崇明人时，即使我用崇明话开了个头，另一个人也会下意识地用流利的上海话来接我的话茬，导致我时常有种鸡同鸭讲的错乱感。在地铁或公交车上，我有时碰巧听到两个人在用崇明话交谈，可是一旦近处站有旁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自觉地压低声音以至不说话，明显拼不过用上海话聊天的其他乘客。我还曾经遇到过一个初中时搬家到上海来市区的崇明同学，他不仅不再使用崇明话，还一口一句“你们崇明人”。 如果说在上海市区不讲崇明话情有可原，那么在崇明两个崇明人还用上海话来交谈就显得有点“戆哒哒”了。拿我们家来说，和我一辈的亲戚差不多都举家搬到了上海。春节回家团聚时，会出现年轻人和老人用崇明话“噶三胡”，而年轻人之间心照不宣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流的诡异场面。 对于语言的不自信传递出对于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漂在上海的崇明人大多没背景、没关系，因此在工作、学习中的危机意识很强，很多崇明人都是公司里勤奋工作的代表（不要看我，我特意说是很多崇明人），这也可以说明辛苦工作的出租车司机中为什么一半都是崇明人。他们勤奋工作除了养家糊口外，也是为了获得在这个城市中的认同感。但是仅仅拥有勤奋是远远不够的。羞于说崇明话，努力学习上海话，隐藏自己的崇明人身份，也可以理解为希望自己能融入更为强势的上海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方式看起来有点无奈。 宫崎骏的动画片《百变狸猫》里有一群在树林里生活的狸猫，由于人类的造屋计划而失去了家园。为了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不得不变身为人类，但是只有一起变回狸猫时，才是他们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而对于在上海谋生的崇明人来说，与其隐藏自己的母语，“变身”成真正的上海人，不如坦然面对自己所拥有的崇明人身份，并且因这个身份而感到快乐。因为在崇明看到的一草一木、交到的铁杆朋友、学到的第一门语言，还有奶奶亲手做的崇明糕，对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今后我们继续生活在上海、回到崇明，或是漂到其他地方，这些都是生命中的独特印记。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俚崇明人就坦然自若地来讲崇明话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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