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彭华 2009年6月1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德国和以色列官员齐聚一堂，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军上尉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他的名字正式载入了二战中救人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名册，他就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我感到羞耻” 也许你看过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2002年该片曾荣获奥斯卡奖。故事讲的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钢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奇迹逃生，为避免重新落入纳粹魔爪而东躲西藏，隐身于华沙城的重重废墟中。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偶然发现了施皮尔曼的藏身之地，但他不仅没有出卖施皮尔曼，而且还带来了食物，并把他隐藏在阁楼上，而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纳粹华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钢琴家》中，镜头曾久久定格于上尉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儿子德特勒夫·霍森菲尔德的真实照片。 德特勒夫回忆说：“我们一家原来生活在福尔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27年，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小学校长。他教过我两年，他小学的课程什么都教，有历史、宗教、自然、德语和国家社会主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出生于1895年。当他上大学时，他选定了教师为未来的职业。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鸟”青年组织，亲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并与同伴们一道收集民间文化艺术，推动民族传统的回归。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任村小学校长霍森菲尔德欣喜若狂，当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成为了其中的活跃分子。 到了1938年5月，据霍森菲尔德的日记显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怀疑先前无条件接受的东西：“傍晚，冲锋队几名负责人开了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法子好好干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标，现在，我在他们中间常常感到孤独和厌恶。” 在排挤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霍森菲尔德在1938年11月12号写道：“在全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帝国的形势实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盖弥彰的虚伪与谎言。” 霍森菲尔德的觉醒 1939年8月，预备役军人霍森菲尔德被正式征召入伍。9月初，他来到了波兰，第一次目睹了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受尽屈辱的惨状，发现了现实与雷鸣山响的宣传那么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 1939年9-10月，他被调到“弗兰肯”营，负责看管关押着的1.5万波兰战俘的集中营。 1943年，德特勒夫17岁了，据他回忆，因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父亲的内心深受折磨。 霍森菲尔德开始写日记，并把他那个袖珍笔记本随时带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记本通过野战军邮寄回了家，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躲过检查。 德特勒夫说：“也许，父亲很想让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他在想什么，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他明白，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 这些匆忙写下的语句，是一个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和意识的觉醒。他认识到自己的轻信与盲从，认识到自己投身的事业原来是在犯罪。 霍森菲尔德并没有宽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写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们都保持沉默，我们是何等的怯懦。惩罚将落到我们和我们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在纵容那种犯罪，我们成了他们的同谋。” 1944年8月23日，正值华沙起义，他对妻子写道：“我每天都在审讯。我不是那种人，进行这种残忍的拷问我干不了。但我仍高兴能干这个，因为我起码可以为什么人做点好事。今天又来了一个积极分子，她是一名16岁的女孩。昨天，被带来的有一个女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位56岁的波兰警察总长。对这些怀有一片赤诚爱国之心的人，我们却没有能力拯救。但我想尽我的所能，去救每一个人。” 在霍森菲尔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华沙天主教司铎安东尼·齐采拉。霍森菲尔德知道，盖世太保曾四处通缉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隐瞒真相，他们俩将来都难免一死，但他还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个霍森菲尔德偶然认识的人的掩护下，神父偷偷爬出了开赴刑场的汽车，得以死里逃生。 在他的掩护下，德国共产党人卡尔·赫利也劫后余生。 战争的灾难使霍森菲尔德猛醒了，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斗士，尽管他本人未必会这样认为。他成了同伴中的异类，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变得越来越陌生：“对于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杀戮，所有的苦难，我们现在将全民受过并偿还。我们已让自己蒙上了无法抹去的耻辱，我们只有永远忏悔。我们不会得到宽恕，我们咎由自取。” 徒劳的营救 1945年1月16日，在华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尔德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一天之后，他成了苏军的俘虏。 1946年的圣诞节前，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和孩子们头一次收到了苏联战俘营传来的音信，那是一张盖着国际红十字会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我现在有了一个好工作，负责分拣邮件。”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霍森菲尔德同营关押的一名德军士兵获释，为霍森菲尔德家人带回了一张他救过的人的名单。 钢琴家不是唯一一个被上尉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幸免遇难的人超过15个。在这份“霍森菲尔德名单”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 钢琴家施皮尔曼与霍森菲尔德上尉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临分手时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尔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施皮尔曼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各布·贝尔曼，他掌管着波兰安全机构。但贝尔曼委婉地拒绝了，说他从未想过要帮助纳粹分子。四处碰壁之后，施皮尔曼的救助努力化为了泡影。 1957年，施皮尔曼到联邦德国巡回演出，终于见到了霍森菲尔德的妻子。他也见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单，从此一直与恩人和其他获救者的家人保持着联系。 鉴于霍森菲尔德为德国法西斯效过力，并助长了对苏联的敌对活动，苏联军事法庭对其宣判如下：“剥夺自由，在监关押25年。” 但他的刑期不是从被俘时算起，而是从1949年12月21日开始，前5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对这样的结局，霍森菲尔德试图上诉，但毫无结果。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尔德死在了苏联集中营。 事实上，在饱尝纳粹蹂躏之苦的苏联，要他们对认定的纳粹战犯法外开恩实在太难。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罗斯，这起案子也没有得到重审。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着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自1953年纪念馆落成伊始，纪念馆就开始搜寻好心的犹太人救助者，总共查明了全世界33个国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奥斯卡·辛德勒和罗尔·瓦伦堡那样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