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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上，庸者下 《墨子·卷二·尚贤上》六 （峻岫）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总是“列德而尚贤”。所谓“列德”就是列举道德，“尚贤”就是崇尚贤达。古代的圣王，是不是“列德而尚贤”呢？应该是，不然何以称为“圣王”呢？或者说：“列德尚贤”，是古人对于统治天下的经验总结。这有“列德尚贤”，社会才会大治，人民才会大安，国家才会大进。贤人首先是有道德的人，然后是有能力的人，道德有了，贤力有了，此人就可以用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管他是奴隶，是农民，是商人，是泥工、木工，是制弓箭的，还是造车、造舟的，只要是符合贤能的标准，就要用他。并且“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让他爵位高，俸禄厚，有职有权，能发号施令。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爵位不高，说话有人听吗？有人敬吗？待遇不高，俸禄不厚，老百姓信他吗？政令不能出，不能断，“贤人”还有什么威信吗？“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不是因为他是贤者，就要赏赐他，而是因为要他把事情办成，把事情办好，才让他有职有权，有地位，有俸禄的。“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所以要根据德行任免官员。根据办事的能力授予官职。根据功劳的大小，进行赏赐。衡量功绩大小，给予俸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一朝为官，就“丹书铁卷”，就是“铁帽子王”，没有那回事儿。“种田郎”就当一辈子“泥腿子”，绝无跨进“天子堂”的机会？也不是这样。“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有能力的人，就有被举荐的机会。无能力的人，即使在位，总有被“炒鱿鱼”的可能。有能力就上，无能力就下。用人，根据制度，法令，条件办事，不讲个人恩怨，不讲私人关系，只讲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大公无私。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古代的尧帝，发现了出身贫苦，在家备受歧视的舜的才能，就把天下禅让给他了，结果天下太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大禹在阴方这个地方，发现了益。益这个人，“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史记·夏本纪》］从此夏朝开始的世袭制度。“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伊尹，夏末商初人。据说他的养父是莘国庖人，其实是个奴隶。母亲是莘氏采桑之女，也是奴隶。后来伊尹做了贵族子弟的“师仆”，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使得商汤王三番五次地来聘请他，终于辅助商汤王灭夏。“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闳夭、泰颠都是西伯昌的“四友”之一，出身是“猎户”，后来营救西伯昌逃出羑里，并协助周文王灭商。“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像是舜、益、伊尹、闳夭、泰颠这样的人，出身都很低贱，但他们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即使那些高官厚禄的大臣，也没有不尊敬他们的；即使那些处在底层的农民、工人、商人，也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他们的道德的。“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所以“尚贤”是用来选拔人才的，是为了后继有人的，是为了有人来继承事业的。“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因此，“尚”不“尚贤”关系成败；得不得士，关系大局。你的事业要成功，“贤士”越多越好，“能人”越多越好。不管这些贤士、能人出身如何，资历如何，学历如何，长相如何，四肢健全如何，只要是有德有能，就行；有德，有才就行；有德，有智就行；尽职尽责就行，任劳任怨就行，公而忘私就行，兢兢业业就行，一心扑在事业上就行。此外还要不断发现新人，不断启用新人，不断培养新人，不断的引进竞争机制，使得“能者上，庸者下”，能者就重用，就高官厚禄，就有职有权。不能者，就下来，给碗饭吃，给予出入，不至于寒心懒意。如此思想不至于僵化，眼界不至于短浅，管理不至于守旧，才学不至于固陋，人才不至于短缺，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两千多年前墨子大声疾呼“尚贤”，今天依然需要大声疾呼“尚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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