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1990年我们在暴雨中'抢救'出后李车马坑

 钰鉴咖 2018-09-01

考古发现档案:

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入围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1990年被王永波带领的考古队在对后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车马坑共两个,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这是目前山东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车马坑,揭示了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丧葬及出行制度。


口述人:王永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范佳


30年前,我35岁,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那时,我刚做完一个田野调查,接到所里一个大任务,带队发掘后李遗址。那是一场持久战,之后我在淄博后李官庄村的考古工地上一住就是两年多。

此前,对临淄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集中在两周时期,对史前遗址只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和极少量的试掘。后李遗址就是1965年被当时的山东省文物局临淄文物工作队发现的,那年秋天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遗址的西南部作过一次试掘,发现了被称为“大汶口文化”和“晚商”时期的遗存。

当年要修济青公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勘探已结束,发掘工作要尽快铺开。我接到任务后,1988年的春天就和同事王守功赶到后李官庄村做准备。

考古大部队要来,在村里住哪呢?我们在村中转来转去,后李官庄村不大,几十口人在村民家住显然不行。村头一处废弃的大杂院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房屋露天,院墙已全部被村民拆走,院内满地的草垛、粪堆和垃圾。经过与村里协商,我们开始自己改造“大本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乃至几十里外的村镇上买建材,走村串户收购麦秸。在村民的帮助下,大杂院逐渐“重见天日”。住的地方有了眉目,但吃水、用水、陶片洗刷也是大问题。淄河常年无水,整个村子只靠村头一口深水井和一个小水塔分早晚两次供水,供水时村民排起长队。

不能和村民争水,当时院子里还有一口废弃的沼气室。我们就把沼气室里的垃圾、脏物掏干净,用水泥将投料口和进料口的底部封死、堵漏,再放水浸泡、消毒。经过反复处理,一口装满后可用三五天的“水井”建成了。一个多月后,十八间危房焕然一新,新增建了厨房、“水井”、临时“库房”、卫生间,大院重新拉起围墙,安上铁门,总共花了不到4000块钱。

野外作业,不仅有严寒酷暑的考验,在人员管理上,也要费一番心思。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奖惩制度,但问题还是防不胜防,一些日常琐事和村民引起的纠纷,都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精力解决。

一天夜晚,我正在寝室看书,忽然听到隔壁传来嘈杂的吵闹声,原来七八个当地青年寻衅闹事,“火药味”很重,一触即发。为稳住阵脚,我当即拉开大灯,让技工拿起马扎,谁敢妄动就一齐向他招呼。这时考古队员都围拢过来。我对闹事青年说:“打群架你们心里不服,那咱们一对一比划,先过了我这关。”心想,区区七八人竟敢到考古队驻地寻衅,必认定我们不敢公开和他们斗殴,因此一上来我就佯装集体动武的强硬姿态让他们气馁。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生怕这些家伙蛮干。看他们迟疑的表情,心知奏效,便请他们到屋里喝茶。离开时他们竟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再不来捣乱,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当年雨季过后,后李考古队正式进驻“大本营”。

当时我只能算是一个“大孩子头”的领队,除了王守功、李振光、倪国胜、刘延常4名专业干部,“大部队”就是20多名刚受过一个多月简单训练的技工,他们大多是贫困地区没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朴实、能吃苦,但也散漫、不守纪律。后李遗址文化堆积厚度大,遗迹现象复杂,计划挖掘面积7000平方米,这样的队伍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恰好这时,公路建设部门在征地问题上的延误让我松了口气,有时间给技工补补课。等到10月下旬,总算开工了。第一次发掘我们开了十九个5m×5m的探方,所谓开方就是画一个5m×5m的方,实际挖4m×4m,留下的1米用来出土、通行、在剖面上观察地层。

第一批方开在遗址西头,这个遗址当时被考古界确定是大汶口文化,可是挖下去并没有大汶口文化的东西。我们发现地层相当复杂,除了北辛文化晚期的文化层,还包括商末周初的平民墓葬、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文化层。换句话说,地层从8000多年前一直到清初都有,这对考古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后代的人类活动总会对前期的地层进行破坏。

按照协议,1990年夏季就要完工,但是前期就耽误了一个半发掘季(发掘季指春季和秋季),时间紧迫,只能在冬季和夏季加班加点。

著名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在1990年春夏发掘扫尾阶段发现的。最后一批探方下去,底部发现了大面积夯土,我们原以为是马坑。在刮平面时发现,坑的南侧靠近坑壁的位置,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窄溜的土质和四周的夯土明显不同。夯土是挖出来旧地回填的,是颜色不均的花土,上面有斑点,很密实。而这一溜一溜的土颜色很纯净,明显不同。经过解剖,确认这是车轮子。因为车是木质的,埋下去两千年,在北方干湿交替的环境中烂掉了。这个缝怎么填上的呢?是地下水下渗的时候,带进去的浮土,正如毛细血管作用,把缝隙填了起来,比周围的夯土要软。

车马配套,真让人振奋,之前在齐地从没发现过这样的现象存在。我们立刻改变了清理措施,看到车轮的痕迹就留住,从侧面清。马车的清理在考古学上最难,因为痕迹没有成形的东西,夯土又硬,稍不小心就碰塌了。

清出几个轮子之后,已经到了1990年6月。雨季来临,我们便决定在车马坑上面搭个塑料大棚。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我们在菜市场买来一些竹竿,竿顶蒙上塑料布。天热不透气,棚内有六七十摄氏度,人在里面只能光着膀子。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技工组织成几组,一拨下去十来个人,分在不同的工作面上,干十来分钟就换出来透气,轮班倒。

六月中旬一天,天降大雨,简易的塑料大棚哪挡得住,到处漏雨,刚出土的文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毁。考古队员排成长龙,用铁锹、水桶、脸盆、饭勺同天公展开“肉搏”。好在车马坑里头有条汉代的沟,比车马坑深,漏进坑里的水就引进沟里。临淄区副区长、文化局副局长也闻讯赶来,送来了借调的抽水机,大伙忙到凌晨1点。一场“灭顶之灾”经过考古队和当地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终于有惊无险地消弭了。

我们在车马坑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因为它非常珍贵。

之前,考古界在齐地发现的马车都是被拆解后放在墓室里面,马匹则被埋在墓的后面。而这是第一次发现车马配套殉葬的春秋车马坑,也是目前山东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车马坑。


车马坑有两座,1号坑规模较大,南北向排列着10辆车。马32匹,马头朝西方,一些马身上保存着精美的马饰。头两辆车,马的头上、脸上用贝壳编的梅花形装饰,脖子上戴着三套项链垂到马肚子上。中间有两辆马车是战车,上面发现了铜戈、铜矛,最后一辆是辎车,用来拉货,车厢比其他车大一倍还多。2号坑位于1号坑的东南,有殉马6匹,车辆埋在了马骨的下方。它显示了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丧葬以及出行制度。

按照发掘惯例,需要对战车解剖,以弄清其格局结构。但一解剖,遗迹现象也就破坏了。我们忍痛割爱,不解剖了。经过反复协调,最终确定:原址保护。公路要架旱桥,桥梁连上面的路面深度就有半米多。因此我提议桥面至少再提高半米,遗憾的是当时淄河大桥桥墩已经浇筑好了,权衡各个方面,最后保持原高度。这就出现空间有限的问题,只好把外围的坑彻底挖掉,让车马坑变成了台。这是山东考古发现转化为文化产业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车马坑的主人是谁呢?可惜大墓、车马坑都被盗过,墓葬只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箭头,尸体也烂没了。根据墓的大小判断,这是夫妇并穴合葬墓。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车马的品级,墓主似乎应该是齐国上卿。

通过车马坑,我们可以想象到墓中贵族生前车队出行的情景。车马坑的出现对当时战车的位置、马匹的驾配、战车的规格结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或者也可以称作痕迹学,需要走前任没有走过的道路,耐得住寂寞、辛苦,不断探索。


1990年,我国第一次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程序尚不完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山东省考古所集中申报的,领队没有参与。在我看来,报“后李文化和后李春秋车马坑”更为合适。因为,后李文化的发现意义更为深远。

在前三期发掘中,已经确认了后李文化,这是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后李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这也是山东唯一由本省学者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向前推进了将近三千年。

后李遗址的挖掘,还发现了近180座商末周初平民墓,其随葬品包含夷人、商人和周人等不同风格,为齐地物质文化分期、编年的建立和周初夷夏交争、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另一个收获是,发现了四十多口井和大型窖穴。窖穴是放粮食的,井多数是桶型井,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直径八十多厘米,十四五米深。其中一口井中还发现了一匹马和一个人,看似是人骑着马掉进去的。这一发现位于齐古城东南面,直线距离不到五公里,我估计这应该是个兵营。因为春秋战国主要是车战,养战马用水量较大。这些发现都给我们再现了齐故国灿烂的历史一角。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全屏 打印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