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78年5月，回到阔别的天津，在南开大学主楼参加研究生的复试。一上来，鲁德才教授就让我做个自我介绍。我说：“要是概括一句话，就是‘社会经历复杂’。”五位考官似乎吃了一惊，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社会经历复杂”可不是什么好话。看到已经有了“语惊四座”的效果，我便按捺住得意的心情，不慌不忙地说：“近十年，种过地，管理过果园，做过团支书，训练过女子排球队，当过公社干部，在三所中学教过书，还做过‘草鞋医生’。”当时，“赤脚医生”是人所皆知的通用语，这个“草鞋医生”令他们又吃了一惊。
我的这个杜撰，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我下乡是“单干户”，自行回了祖籍所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那个村子很小，但是卧虎藏龙，在当地被周边另眼相看。其中，有一个“龙、虎”，是村子里的草泽医生。这个人是从外地回来的，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的哥哥是贫协主任，他本人是大队会计。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时，着实惊呆了：油亮油亮的大背头，穿着高领绒衣，牵着狼狗，昂首阔步行走在小村子的“中央大道”上。在六十年代后期，在文革中间，农村竟然有这样的人物！后来得知，他能如此高调张扬，除了那些背景之外，还与一项特长有关。此人有些鬼聪明，医术加上江湖，方圆几十里颇有名声。以至于有人从县城过来，住着旅店找他针灸。不过，他在村民中的口碑并不太好，集中到一个字，就是“贪”。不管是谁，要治病必须先送礼，礼物轻重直接和诊治态度关联。
两年后，他终于“作”到了头，村书记借助“民意”把他搞了下去。虽说有点“大快人心”的味道，但也出现了问题——看病不方便了。特别是他原来拿手的针灸，公社医院的那些人还真的不行。于是，这个人开始放风：“到头来，还是要来求我！”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村书记找上门来，开门见山道：“你把诊所的活儿接过来吧。”虽然意外，我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事后回想，这应该是对那个人的强烈反感所致吧。而之所以敢于接，则是和南开中学培养出的自信——学习能力的自信分不开的。
答应下来，立马付诸行动。先是在本家的一位伯父那借到了一套（线装、函套）《医宗金鉴》，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开始读。同时向天津的家人紧急求援，很快就得到了《中医方剂手册》《中药手册》《中医学》《温病条辨》《濒湖脉学》《针灸学》《电针疗法》等一大包“弹药”。当然，还有银针与艾条。最喜出望外的是，我哥哥以最快的速度组装了一部电脉冲针灸仪，恰好和那本《电针疗法》配上了套。
靠着南开中学给予的看家本领——自学能力，那一个多月，我疯狂地进入了中医中药的知识海洋中。白天还要出工，晚上几乎是通宵达旦。仗着年轻，每晚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却一点不觉疲倦。记得用了三个晚上（还有凌晨），把五百多味中药的基本药性编成歌诀，背了下来。至于针灸，就是对着经络图“自虐”。先从腿练起，发展到肚子，然后是胳膊。开始，手法不对，一针下去，也许有针感，也许只有刺痛。闹不好，还会出血。
这时候，南开训练出的韧性、理性都开始显现出来。传统针灸理论中颇多故弄玄虚的东西，什么青龙摆尾、苍龟探穴的手法，什么顺向为补、逆向为泄的“理论”，慎思明辨之后都不妨悬置起来。而“胸薄如纸，背薄如饼”的经验谈则万万不可轻忽。至于电脉冲，原理何在？优势何在？一定要琢磨透彻。
待到自我感觉足够好了，便正式悬壶开张。当时，我担任着林业队长，手下有五六个人，管理两座果园，还有一片河滩树林。潺潺流水边的恬适，修剪之后见到累累果实的成就感，都是不愿放弃的。于是，就和村支书谈了三个条件：一是“兼职”，主要在工余时间出诊；二是不要那间小破诊室，就在自己家里“坐堂”；三是不要额外报酬，只要个名分。他急于要我顶上去，又巴不得我不计较待遇，就满口子答应下来。于是，我成了“村医”，却不同于当时“体制内”的赤脚医生，自我调侃便是“草鞋医生”。
电针，是我打天下的利器。因为电脉冲使针感成倍翻番地加强，所以治疗筋骨疼痛、嘴歪眼斜之类病症的效果特别明显。而据那本《电针疗法》的数据，脉冲电流刺激之下，局部的白血球瞬间可以增加到百分三百以上。换言之，针眼感染的几率大大降低。因而，我便尝试着隔衣取穴。先在自己身上试，再到哥们弟兄身上试，果然安全无恙。然后，就“大面积推广”了。当时的农村，取暖全靠火炕，房间里大半年是冷的。有了这个法子，行针就方便多了。附带而来的就是名声：“那个陈洪，不得了，隔着衣服都能找到穴眼！”
那个被我顶替的人见我声名鹊起，心有不甘。一天中午，十几人在场院上闲聊，不知怎么说到了中药材的话题。好像是某个人拿来一个药方，让我分析分析构成与功效。其中有“生地”一味。我就告诉他，生地凉血，兼有补血的功能。那个人在一旁听到，哈哈大笑：“老弟，你外行啦！生地凉血，熟地补血！”一下子，人们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看我怎么下台。我不慌不忙道：“各位都别动，等我一会。”几分钟后，我从家里拿来两三本中药书籍，让他来看。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不对我的悬壶工作旁置一词——讲起读书，讲起扎实，南开出来的人，还是多了这么几分自信的。
针灸之外，也开始钻研诊断与方剂。而诊脉需要体验，于是我在读书之外，还要出去“偷艺”。距我家六七里有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位老中医闻名遐迩，颇多传奇故事，尤其是把脉，传得神乎其技。我托朋友致意，表示想去讨教。老先生毫不客气就拒绝了（当地人这方面普遍保守，我的武术也是靠“偷艺”学来）。无奈，心生一计，就以病人的身份去观摩。他那简陋的小诊室里，有六七个病人候诊，我排在最后，一边观察病人们的神态、情状，听着他（她）们彼此间的诉苦，一边注意老大夫的望闻问切。特别是他诊脉时与患者的问答。不知不觉轮到我了，老先生三个手指按照寸关尺、浮中沉，三部九候走了一遍，盯着我说：“你没毛病啊。怎么了？”我很尴尬，额头上汗都出来了，只好说：“最近干活多，腰疼。”他给了我一贴膏药，挥挥手让我走了。
这种把戏还在别的地方弄过两次，收获还是有的。一是体会了他们诊脉时的指法，二是悟出了中医对人情世故的重视。他们是把具体的人，人的处境、性格、心态与脉象、神情结合起来诊断。这样，我就把《濒湖脉学》一类书本上的知识与观察、领悟结合起来，再到实践中验证、调整。时间不长，居然也有人夸我“好脉手”了——虽然我自己知道这里面的水分。
我的“草鞋医生”正式干了一年半，后来选调做教师，但没离开本公社，所以“半专业”又干了两三年，直到调进县城。其间最得意的病例是邻村一位姓王的大爷，坐骨神经痛导致行动不便，让他儿子用独轮车推到我家来的。前后扎了十一次，中秋节前，他自己挑着担来送礼致谢。我当然是只收下了他的真诚的笑容，婉辞了那两篓子礼物——其实也不过是瓜果梨桃什么的。我说：“看着你走过来，这份大礼就足够了。”
绝不收礼，是我的一个原则。本村有一个大嫂，胃疼，扎了几次好了。要送礼，怕我不收，就趁我不在放到我的院子里。记得是六七包挂面。那是她用自家的麦子到集上换来的。我要送还，怕她觉得没面子，就等到天黑之后，抱着这捆挂面“鬼鬼祟祟”出了门。中途要过一个小沟，我一跨，挂面捆散了，摔得稀里哗啦。只好草草收拾一下，偃旗息鼓垂头丧气收兵回营。第二天，我称了自己的麦子上集换了挂面，改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送上了门。当然，我是不会讲出昨晚败走麦城的糗事的。
一年下来，我最拿手的“活儿”有这么五六件吧：扭腰岔气、面神经麻痹、原发性偏头疼、原发性坐骨神经疼、肩背痛，还有就是气滞胃痛等等。这些病症，我的有效率差不多百分之百，治愈率也应该达到百分六七十吧。最主要的是，我不收费。这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技术不断提高，不收礼的原则坚持的杠杠滴，乡亲们自然“好评如潮”。当时，我和村里的铁哥们吹牛：“现在要是投票选好人，我肯定是满票。”好像他们都是真心诚意地点头称是——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不过，也有例外。邻村太平庄有一个三等残废军人，绰号“刘二虎”，在他们村里当护林员。我当林业队长，和他的“业务”有交集。他就对我说，你把家把什带到林子来，给我扎扎胳膊。第二天，我就带着家伙，到河滩的一棵大树下，给他扎了四五针。因为是野外操作，电针仪器自然没有用上。扎上之后，我就带着我的人去干活了。一说一笑，把起针的事给忘了。结果，这个人果然不愧“二虎”之名，自己把针全薅下来，跑到我面前往地下一丢，扬长而去。我虽然吃了亏，但无理在前，也就只能装哑巴了。
讲了半天过五关斩六将，也得说说走麦城。
上面讲的治愈率如何如何，只限于那几种。一般来说，发热性疾病，我是不肯贸然接诊的，或是简单听一听心肺，量一量体温，便通通劝他们去公社医院。他们拿回了针剂，可以找我注射。疼痛性疾病，胳膊腿的好治，腰肌劳损之类，基本上效果不大。“病人腰疼，医生头疼”，这句古训，成为自我解嘲的理论依据，也用作搪塞病人的“防御盾牌”。
不过，最大的走麦城还是给后村一个小孩治疗婴儿瘫。那个孩子已经七八岁了，只能半坐半爬地挪动。家里三四个孩子，又困难，根本顾不上他。还是当妈的心疼，找到我门上。我当然知道难度有多大，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开始了治疗。电脉冲显现出了威力，两三个疗程之后，他竟然能够扶着墙站起来，甚至能够挪动几步送一送我。至今，他那充满期盼的目光，还会时不时闪现在我眼前。但是，我的工作调动了——到县城的一中去教书。县城距离我们村整整六十里（后村紧挨着我村），治疗只好中断了。后来听别人说起，这个孩子慢慢地又只能坐着挪动了。
1978年，回到天津，进了南开大学。这种“草鞋”手艺偶然还会显示一下。系里颇有几位先生做过我的标靶。不过，九十年代以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似乎有非法行医的嫌疑，便金盆洗手了。只是在自己出点小毛病时——如今春足跟痛，还会拿出旧行头、重操旧业。一则是确实有效而又方便，二则更重要的是借此梦回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