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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怎样折入衰世的

 邓超越梦想 2018-09-02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他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最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自有其特定的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要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
二十余年前,撰著《宋光宗宋宁宗》时,因受制于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三十六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如今,这册旧著经过修订,易名《南宋行暮》(“行暮”即行将日暮之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改版梓行,但总体结构未作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宋光宗宋宁宗
与宋孝宗朝的对比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二十六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藉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总体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作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唯一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相对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政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中国转向内在》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引此书径标页码),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24、27页)。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为领军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以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北宋欧阳修、苏轼父子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见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专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宋孝宗内禅前有过“革新构想”的人事部署吗?

《朱熹的历史世界》
《朱熹的历史世界》堪称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巅峰之作,但著者认为,淳熙内禅前后,宋孝宗有一个扭转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构想,一是亲自选定“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团体”;二是刻意部署“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该书532、594页,三联书店,2004年),试图以如此的执政团队与理学集团相结合,支持理学家在“外王”领域革新政治,恢复北方。对宋孝宗是否确有这种构想与部署,学界颇有不同意见:“他的证据很有意思,但却不很充分,因此远不具有决定性。”(蔡墨涵:《历史的严妆》,464页,中华书局,2016年)笔者只想对其部署执政集团与理学集团之说,略说管见。
依据庆元党籍的后出名单,断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张名单只是韩侂胄及其追随者出于打击政敌的党争需要编派的(据学界研究,甚至还有后党禁时代道学传人追加的痕迹),列名者并非都与理学(或道学)有关。以留正而论,有研究表明,他虽未与道学派公开为敌,但在反道学派的前任左相王淮与倾向道学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党争中明显左袒,而王淮在内禅前一年罢相,便由“留正接过了反道学派之大旗,开始了新一轮反击斗争”(张其凡:《留正与光宗之立》,《番禺集》,214页)。在攻去周必大后,留正虽也起用了一些道学人士,但应是其独相秉政后出于协调各方政治势力的需要,道学家对他未见得有多大信任。

《番禺集》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进入宰执圈而深受信用,作为守成辅政的宰相人选,宋孝宗命其辅佐新君藉以遥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仅五个月,即遭御史中丞何澹攻击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与其“议论素不相合”而窥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许,显然出于不愿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于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内禅继位至少推迟一年,无疑让新君大感不爽),而对周必大罢相与其后留正独相,也未见宋孝宗有进一步干预与部署,足见不宜过分夸大他作为太上皇对朝政控制的力度与效果。
赵汝愚迟至绍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枢密院事初入宰执圈,宗室出任宰执有违于祖制,在这点上宋孝宗确实力挺过,但其时宋光宗精神病频频发作,一再闹出过宫闹剧,宋孝宗支持其执政,也未见有部署他推行革新的史证,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调护两宫父子、度过朝局危机而已。
总之,将周必大、留正与赵汝愚这样颇有差异的三位宰相(何况赵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绍熙内禅后)拉在一起,推论宋孝宗晚年刻意部署执政集团,以实行“规模颇大的长期性的革新构想”(《朱熹的历史世界》,525页),显然缺乏坚强有效的证据链,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学来填补这个缺陷”(《历史的严妆》,465页),但心理史学犹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陈垣语)

《历史的严妆》
至于说淳熙内禅前宋孝宗“所亲自擢用的六人都出于理学集团”,以及淳熙内禅后理学之士“进入中枢的便有十一人”(《朱熹的历史世界》,579、597页),该书认为,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学集团的另一部署。从这些客观现象倒推式论证宋孝宗曾有那种主观部署,依然存在着证据链脱节的困惑。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态相对宽松,尽管他本人不好道学,但用人政策上却从未排斥具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正是有赖于这种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生态,朱学、陆学与浙学三派经过授徒讲学,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推动了新儒家的扩容,他们补充官僚队伍的比重自然大为提高,进入中枢也是理有必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指出的现象,乃是宋孝宗朝宽松政策与新儒学自身发展势运相辅相成的结果,并非基于所谓革新构想而刻意为之的精心部署。实际上,包括留正独相后转而启用道学人士,赵汝愚在宋宁宗初年拜相之后一度汲引“众贤盈庭”,试图重温“小元祐”之梦,都应作如此平实之观,而不宜过度诠释。
南宋嗣君的魔咒与专制政体的治衰
《宋史·光宗纪》认为,宋光宗自发病后,“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明确将光宗朝视为南宋折入衰世的转捩点。此说似乎不无道理: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浑,有力朝臣才在后宫支持下拥立新君,却为拥立有功者开启了专擅朝政的方便之门,最终导致了权臣专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倘若如此上溯的话,那还必须追论宋孝宗立储问题。
在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选立储君事关国本,也逐渐形成了在诸皇子中立嫡长为主与选贤能为辅的立储原则。宋孝宗对此不可谓不用心。他即位以后之所以久不立储,也含有甄选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在,可惜供其备选的范围实在逼仄。及至发现三个皇子即便一奶同胞,在皇位继承权上也有明争暗斗,便不得不率先立嫡长。岂料皇太子刚立两年就去世,只剩下二选一的余地。继续考察之后,宋孝宗以所谓“英武类己”等理由(当然也仅在备选皇子中相比较而已),最终选定老三(即宋光宗),便毅然不循常规,越位建储,敲定其太子地位。但他发现老三家的独子不慧,而老二家的儿子却早慧,禅位不久,便以太上皇之尊隔代指定接班人,让老三做了再回传给老二家后代。对两代储君的连锁安排,也足见宋孝宗之煞费苦心。

《宋论》
然而,即便从宋光宗登位后至发病前的所作所为来看,宋孝宗也明显看走了眼。为了能够立为储君,为了最终顺利接班,在有意矫饰、承欢继位上,宋光宗做得还算不上恶例。这也反证,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独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对宋孝宗急切禅位,《宋论·光宗》多有抨击,一则说“子有愚蒙之质,而遽以天下委之,诚不知其何为者也”;再则说“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视其败”。在王夫之看来,宋孝宗应该“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言外之意即应另选接班人。然而,在君权世袭制下,宋孝宗以天下付宋光宗,是自然不过的常规选项,毕竟是自家子弟最可靠;在候选者精神病未显相前,也算差中选优的优选法。
冥冥之中,南宋诸帝几乎都嗣君乏人。宋高宗断后,才不得不以太祖八世孙备选,宋孝宗经过考察入承大统,皇位从太宗系重回太祖系。宋孝宗仅三子,显然不愿将好不容易到手的皇位拱手相让,最终二选一,皇冠自然落到了宋光宗头上。宋光宗唯有独子宋宁宗,宫闱内虽都知其不慧,但绍熙内禅的拥立对象却非他莫属。宋宁宗再次绝后,权相史弥远得以上下其手,发动政变,拥立了旁支宗室宋理宗。宋理宗眼见又是无嗣,却把选储范围限定亲兄弟家(这与宋孝宗关照老三做了传回老二家,倒是有例可援的),尽管心知肚明这唯一亲侄(即宋度宗)“不任为君而足以亡宋”(《宋论·度宗》),还是肥水不外流,将其作为不二之选。宋度宗纵欲无度,虽留有三子,却均未成年,先后成为宣告南宋覆亡的末三帝。

《明夷待访录》
在嗣君乏人的连环魔咒背后,凸显的却是君主世袭专制政体的无解困局。明清之际,黄宗羲已诊断出这一不治之症:一旦为君,便“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其私之也”;然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先是抨击宋孝宗没有“能得守所付畀者”,终而责备宋理宗未能“选于太祖之裔孙,岂无愈者,而必此是与”(《宋论·度宗》),意思说,倘若选立太祖系其他后代,难道就没有合适人选,而非要私授度宗这样“足以亡宋者”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即便启蒙思想家也提不出破解困局的最佳方案,王夫之只是主张选嗣范围推广到太祖系其他后裔,无非像宋高宗当年选立宋孝宗那样。也难怪《宋史·孝宗纪》对宋高宗不吝赞词,称之为“公天下之心”。令人惊诧的是,今人居然也将宋孝宗与宋理宗之入承皇位引为宋朝“皇权开放”的论据(刘仰:《超越利益集团》)。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关键在于,即便如此,魔咒是否就能破局?宋孝宗号称“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接班人问题上不是犯下王夫之叱责的低级错误吗!总之,从宋光宗发病以后的昏懦愚顽而上溯追究宋孝宗的决策失误,远未击中问题要害。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超越利益集团》
权相接踵专政及其与君权之关系
反观绍熙初政,太上皇宋高宗与宋孝宗父子之间那种曾经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太上皇宋孝宗与宋光宗之间再次重现。不幸的是,其时宋孝宗尽管自觉地较少干预朝政,宋光宗的执政能力却远逊乃父,加上隐伏着精神病诱因,先是听任李皇后跋扈干政,继而疑忌太上皇而酿成过宫风波。为避免朝局全盘失控,太皇太后吴氏与有力朝臣的联手,另立宋宁宗为新君,虽然渡过了皇位传承危机,却开启了由执政大臣与后宫合谋拥立皇位继承人的模式。其后,凭借这一模式而拥立有功的执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为专断朝政的权臣,晚宋三大权相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莫不如此。



1152年 宋绍兴二十二年 宋虔州兵变 1154年 宋绍兴二十四年 武岗军瑶人杨再兴反宋 吉州胡邦宁起事 1158年 宋绍兴二十八年 山东开山赵起义 1160年 宋绍兴三十年 东海张旺、徐元起义 1161年 宋绍兴三十一年 金海陵王完颜亮伐宋,虞允文采石大捷,完颜亮被部下所杀;耿京抗金起义 魏胜抗金起义 杜奎起义 王九郎起义 陈俊起义 宋、金陕西之战 王有直起义民军复大名之战 宋、金陈家岛之战 宋、金新桥之战 1162年 宋绍兴三十二年 宋高宗退位,宋孝宗即位;宋、金海州之战 金、宋蔡州之战 1163年 宋孝宗隆兴元年 宋进行隆兴北伐,金、宋宿州符离之战 宋军大败; 1164年 宋隆兴二年 金军渡淮攻宋, 金、宋淮阴之战 , 隆兴和议; 1165年 宋孝宗乾道元年 湖南人民起义 红巾军渡淮攻宋 1170年 宋乾道六年 雅州沙平蛮反宋 1173年 宋乾道九年 洛阳县民攻金卢氏 青羌奴儿结攻宋 1175年 宋孝宗淳熙二年 赖文正起义 1176年 宋淳熙三年 端州瑶攻宋 黎州蛮扰宋 1179年 宋淳熙六年 陈峒起事 李接起事 1180年 宋淳熙七年 五部蛮反宋 1181年 宋淳熙八年 张百祥起事 沈师起事 1183年 宋淳熙十年 海上义军攻泉州 1184年 宋淳熙十一年 安化蛮反宋 1185年 宋淳熙十二年 青羌反宋 1189年 宋孝宗退位,宋光宗即位 1192年 宋光宗绍熙三年 泸州兵变 1193年 宋绍熙四年 叙州蛮起事 1194年 宋绍熙五年 宋孝宗死,宋光宗不加理会,韩侂胄逼宋光宗禅位给宋宁宗;辰州瑶反宋 雅州蛮反宋 1195年 宋宁宗庆元元年 黎州蛮反宋 1196年 宋庆元二年 金攻准布龙驹河之战 1197年 宋庆元三年 广东大奚岛民起义 1198年 宋庆元四年 金军两路攻准布 1201年 宋宁宗嘉泰元年 龙州番民反宋 1203年 宋嘉泰三年 龙州蕃攻宋大崖铺 1205年 宋宁宗开禧元年 宋边兵扰金秦、巩等州 1206年 宋开禧二年 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被杀,函首金国 雅州蛮攻扰宋边境 1207年 宋开禧三年 宋李好义收复四川之战 1208年 嘉定和议 1209年 宋宁宗嘉定二年 黎州蛮攻宋边境 黑风洞李元砺起事 1210年 宋嘉定三年 黎州蛮反宋攻相岭寨 1211年 宋嘉定四年 成吉思汗攻金西京、中都之战 马湖蛮反宋 1213年 宋嘉定六年 虚恨蛮反宋 1214年 宋嘉定七年 红袄军抗金起义 宋攻金秦州 1217年 宋嘉定十年 金攻宋襄阳、枣阳之战 金破宋天水军、大散关之战 1219年 宋嘉定十二年 宋抗金枣阳保卫战 1120年 宋嘉定十三年 宋、金汶水之战 宋、西夏联合攻金之战 1211年 宋嘉定十四年 金军攻宋汉阳军 1222年 宋嘉定十五年 金军攻宋固始、泸州 大名忠义军收复东京州县 1224年 宋嘉定十七年 宋宁宗死,宋理宗即位,宋忠义军攻恩州 1227年 宋宝庆三年 蒙古攻陕州县 李全攻宋楚州 蒙古破西和州 1229年 宋理宗绍定二年 晏梦彪起义 1231年 宋绍定四年 李全围宋军扬州之战 蒙攻宋四川之战 1232年 宋绍定五年 蒙攻金汴京之战 徐州王佑反金 1233年 宋绍定六年 宋孟珙破金武仙之战 1234年 宋理宗端平元年 端平更化,宋蒙联军灭金,蒙古反攻南宋,宋蒙战争爆发 陈三枪起义 宋建阳民起事 1235年 宋端平二年 蒙、宋郢州之战 蒙、宋沔州之战 蒙古攻高丽全州、公州 1236年 宋端平三年 蒙、宋真州之战 蒙、宋大安军之战 蒙、宋江陵之战 蒙、宋文州之战 1237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 蒙、宋黄州之战 蒙、宋安丰之战 蒙、宋万州之战 1238年 宋嘉熙二年 蒙、宋庐州之战 1239年 宋嘉熙三年 蒙、宋归州大垭寨之战 宋孟珙反攻蒙京西之战 蒙、宋成都之战 1241年 宋理宗淳祐元年 蒙古攻宋安丰 1242年 宋淳祐二年 蒙、宋两淮之战 1243年 宋淳祐三年 余玠蜀地防御战 蒙古破宋叙州、资州 蒙古攻宋寿春 1244年 宋淳祐四年 宋舟师袭蒙古 1245年 宋淳祐五年 宋反击五河蒙军 蒙古扰宋淮西 1246年 宋淳祐六年 蒙古攻扰江淮 1247年 宋淳祐七年 蒙、宋泗州之战 1252年 宋淳祐十二年 宋玉山饥民起事 忽必烈攻云南 蒙、宋嘉定之战 1253年 宋理宗宝祐元年 蒙、宋西柳关之战 蒙古攻宋海州 蒙古攻白蛮 1254年 宋宝祐二年 蒙、宋紫金山之战 蒙兀良哈台攻云南押赤城之战 荻蒲盐民起事 1255年 宋宝祐三年 蒙古攻西南夷 1256年 宋宝祐四年 蒙、宋马湖江之战 蒙古攻宋叙州 1257年 宋宝祐五年 蒙古攻宋襄阳之战 蒙古攻安南 1259年 宋理宗开庆元年 蒙古攻宋合州之战 蒙古攻宋鄂州之战 蒙古攻宋潭州之战 1260年 宋景定元年 贾似道开始专权,蒙古攻扰淮安 1261年 宋景定二年 蒙、宋泸州之战 1262年 宋景定三年 蒙、宋济南之战 宋军复泸州 宋军复蕲县 1263年 宋景定四年 蒙、宋重庆之战 1264年 宋景定五年 宋理宗死,宋度宗即位, 蒙、宋虎啸山之战 詹沔起事 1265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蒙、宋钓鱼山之战 蒙、宋潼川之战 1266年 宋咸淳二年 蒙、宋争夺开州之战 1267年 宋咸淳三年 蒙、宋襄阳、樊城之战 1268年 宋咸淳四年 蒙古攻宋嘉定 1269年 宋咸淳五年 蒙古扰宋复州等地 1270年 宋咸淳六年 宋攻蒙古嘉定等地 1271年 宋咸淳七年 宋军海道攻蒙古胶州 1272年 宋咸淳八年 元攻宋涟水 元攻宋成都 1273年 宋咸淳九年 宋、元芜菁坪之战 元军攻建都蛮 1274年 宋咸淳十年 宋、元郢州沙洋之战 宋、元阳逻堡之战 元军第一次攻日本之战 1275年 宋恭帝德祐元年 宋度宗死,宋恭宗立,谢太后临朝,宋廷杀贾似道 宋、元嘉定之战 宋、元重庆之战 宋、元丁家洲之战 宋、元扬州之战 宋、元真州之战 宋、元焦山之战 宋李大成抗元之战 元军三道攻临安之战 宋、元潭州之战 宋、元马坪之战 1276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 1276年 元军兵临临安,宋恭宗、谢太后出降 元军追击益、广二王之战 宋、元静江之战 熊飞抗元起义 南安抗元起义 宋、元团湖坪之战 刘霖、先坤明抗元起义 1277年 宋景炎二年 文天祥反攻江西之战 张兴德、傅高抗元起义 1278年 宋帝昺祥兴元年 宋、元重庆之战 周隆、贺十二抗元起义 浙东农民抗元起义 福建盐民起义 1279年 宋祥兴二年 宋元厓山海战,宋败,陆秀夫背幼主跳海而死,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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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提问

唐朝对外战争失败的次数多于胜利。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多数是宋朝获胜。但是为什么不少人误认为唐朝强盛而宋朝积弱?



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但大辽的政治中心并不固定在哪一个治理中心,而是在于四时捺钵,即皇帝一年四季游猎所在的四个行营,它们与五京并无重合关系。皇帝巡行到哪里,政治中心即到哪里,以巡游的方式来保持契丹人的游牧尚武精神,日常政治的治理则交由五京的官僚来处理。多元的治理结构,以及政治中心与治理中心的分离,是中国历史上颇值玩味的事情。这样一种皇帝巡行游猎的制度,在金、元、清也有某种方式的继承。
东亚世界由此而在大辽第一次获得了普遍帝国的精神自觉,能够将农耕与游牧在一个横跨农草之上的帝国内部各自给出一种稳定的秩序安顿。但吊诡的是,这种对于普遍帝国的精神自觉,是在大辽这样一个特殊帝国当中实现的。因此这亦是一个抽象存在的普遍理想,它仍有待于外化为现实的普遍帝国。东亚大陆上南部大宋、北部大辽这两个特殊帝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吁求着历史的继续演化。
大金的历史困局
灭亡了大辽的金朝,并未能够担纲起这一外化的历史使命,它在立国之初曾经奉行二元治理,但十几年后便转为接受汉化的一元治理。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
从金熙宗开始,金朝便开始其汉化道路,放弃了
二元治理;到海陵王迁都北京,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对海陵王完颜亮来说,倘若长居关外,身处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则势必受其节制。金太宗留下过一个堪称金朝诸帝童年阴影的经验,他在登基后,曾因为违背了当年金太祖与军事贵族们盟誓所定下的规矩,擅动国库,而被贵族们杖责二十。这一历史让海陵王意识到,一展皇权之专制能力,则必定要迁都,与中原的平民社会相结合以对抗军事贵族。海陵王在历史上的奇怪名声因此也可以获得解释,他一方面被描述为残暴狂傲,淫恶不堪;一方面又鼓励农业,整顿吏政,厉行革新,完善财制。两种矛盾的表现集于一身,这两方面很可能都是真的,只是因其面对着不同的对象。面对其极力要压制的宗室、军事贵族,海陵王自然会表现得残暴狂傲;而他需要从平民方向获得统治基础,故而又必会有励精图治推动改革之举,包括恢复登闻检院,使得民间获得与朝廷就政事进行交流的通道,都是其与民间结盟之策。而要获得人数最多的中原平民社会的支持,则非汉化不可,因此海陵王在迁都北京后,曾想要进一步迁都开封。他还领兵继续南下,规划着要征服南宋一统天下,实现所谓“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宏愿,南宋局势已危在旦夕。但倘若此举能够成功,则海陵王对于国内的专制能力将彻底无人能敌,故而女真军事贵族最终无法再容忍他,发动政变,支持时任东京(今辽阳)留守的完颜雍上台;海陵王则被兵变士兵杀死于长江边,并被金世宗完颜雍夺去帝号。
金世宗完颜雍号称“小尧舜”,尽管他的汉学修为也非常高,但放弃了南下的战略考虑,也否定了军事贵族所提出的还都黑龙江上京的建议,仍都北京,皇权与军事贵族终于大致达成一种均衡。这种内政均衡也决定了其外部能力,大金无力再南下进攻,遂签和约,南宋终于得保半壁江山。
金朝已经深度汉化,女真高层则忧虑其塞外传统的丧失或将导致帝国败亡。所以,在金代汉学修为水准最高的章宗一朝,却规定在拜礼中,“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也就是说,在穿着公服,官员呈现其帝国公共面相的时候,不论什么民族皆要依汉礼;在穿着便服,官员呈现其私人面相的时候,不论什么民族皆要依女真拜礼。虽然极力做了这样一种安排,但金朝草原视野的丧失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直接的证据便是,它将长城一直修建到大兴安岭北部,将蒙古高原隔离在外,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姿态。
这种姿态,使得金朝重蹈了类似唐玄宗的覆辙,丧失了理解草原的能力,最终为蒙古帝国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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