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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原籍广东东莞，从祖父那一代起，迁居广西藤县。袁崇焕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喜欢旅行。 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袁崇焕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 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袁崇焕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并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1617年(万历45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后金。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由总兵官杜松率领的明军主力—西路军。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 明后金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甚么也看不见。杜松临阵犯错﹐下令全军点起火把﹐后金兵见状用箭向明军猛烈射击﹐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 杜松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明兵主力全军覆没。其它各路明军大惊﹐不久﹐明朝其他各路进攻部队都相继溃败。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衽阵亡。 这一年﹐袁崇焕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2月誓师辽阳，3月间即四路丧师。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懮，他那时在京城，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袁崇焕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之后，明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这一年﹐袁崇焕到北京来报告职务。 由于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自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袁崇焕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这时﹐后金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 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 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他的豪语使朝中大臣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不久袁崇焕即到了山海关。 后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经考察宁远地势﹐袁崇焕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 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1622年9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 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 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后金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当时的明王朝可说是一条千疮百孔的大船，风雨飘摇，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辽东边患是这条船上最大的漏洞。辽东军费，称为“辽饷”，明初每年只用白银40多万两，万历年间增至200多万两，天启年间增至300多万两，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老百姓负担奇重，民不聊生。 袁崇焕认为，长此以往，等不到后金军队打进关来，各地官逼民反，激成民变，明王朝就会垮台。也就是说，明王朝不会在军事上被后金打垮，却会在经济上被庞大的军事拖垮，以后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 袁崇焕又认为：后金表面上虽然强悍，实际上也很脆弱，他们经济落后，物资缺乏，日常生活所需，要靠边境贸易或者掠夺得来。 如果断绝边境贸易，采取以守为攻，积极防御的战略，使他们掠夺不到任何物资，他们就会支持不住。 用不着劳师费饷，发动大军出征，只在边境建造坚城，长期固守，以逸待劳，就能以最少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战果，得到最后的胜利。 他所提出的的恢复大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言人所不能言。他并不光是纸上谈兵，而是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1626年初他固守宁远，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 努尔哈赤因伤致死，其子皇太极继位。次年5月，皇太极亲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据城力守，又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 这连续两次大捷，正是袁崇焕本着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所取得的。且不说他料事如神，至少可以说他颇有远见。 他虽然一再获得大胜，却挡不住朝廷里许多言官的攻击。 攻击他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呆子，这些文官不能理解他以守为攻的战略，批评他只守不攻，畏敌不战，使他极其为难。 另一类是魏忠贤的阉党。当时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但袁崇焕不买魏忠贤的帐，既不行贿，又不逢迎，阉党对他极为仇视，千方百计要排挤他。 他无法应付，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战略，只好称病辞职。魏忠贤本来对他不满，这时正好批准他辞职，夺了他的兵权。 袁崇焕去职一个多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到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惟命是从。 皇帝是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生祠。 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 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继承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不是魏忠贤的对手。 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轻，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突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200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 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 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 1628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并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即请赋予全权。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大功。 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 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要承担重任，难免会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何况把敌人弄急了，敌人也可能会用反间计。） 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 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万里驰援，既劳师糜饷，劳民伤财，又损耗国力，削弱自己。 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 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己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 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 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作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边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兵力与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边患。 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抓紧时间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命令的总兵毛文龙； 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 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工事。 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 皇太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狡猾得多。他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顺利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踞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麾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那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 他在与一些汉人幕僚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首先就是袁崇焕。 所谓“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击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地，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 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隙可钻。 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20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坚信某一个人（他在位17年，一共换了50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 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账，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 于是皇太极立即付诸行动。他们有计划地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他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地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 1629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 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以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 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到了长城之外。 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一团。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指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 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在盛怒之下，将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 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和议”。 最后袁崇焕被被处凌迟,其尸身被不明真相的百姓所食,家属充军。 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辽东前线，一片混乱。 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 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 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 三位主角都是反抗侵略、保卫华夏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所冤杀。 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是宋高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 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 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 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有可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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