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战术发展研究]第一章：聊一聊自由人

接受朋友意见，将足球战术发展研究独立于世界杯故事系列。第一章聊一聊自由人这个如今说来已带有故纸堆气和距离感的角色，算是试水之作。

自由人这个位置，曾经在足球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曾经也看到过一些朋友讨论这个位置的定义问题，其中有内涵归纳性的，也有形式描述性的。此前我曾经讨论过攻击中场的定义，不同之处在于：攻击中场的定义略偏开放性，甚至可以说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只要有道理，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阐述；而自由人的定义实际上非常简单和明确：所谓的“自由人”（西方足球术语中这个位置的名词是Libero，为意大利语，由意大利著名足球记者，堪称意大利足球文学一代教父的贾尼·布雷拉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创造），指的就是不承担盯人防守任务的球员。从性质上来讲，可以说这既是一个归纳性的定义，又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它既暗含了这个角色在场上发挥的作用，又描述了其场上比赛特征。

早期的自由人

现代足球早期的防守策略是比较简单明了的人盯人防守策略，在235和WM的时期，攻防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固定的（至少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说是如此）：左后卫盯右边锋，左中场盯右内锋，中前卫盯中锋，右中场盯左内锋，右后卫盯左边锋。对于英格兰球队来说，进攻成功与否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攻球员与对位之防守球员之间单纯的实力差距；球员脚下技术和配合复杂程度更高的高水平大陆球队，会通过球员之间的轮转换位来增加场上流动性，把防守球员调离习惯的活动区域以求获得战机。当然，一定程度的协防是存在的，当一名球员被对位对手突破时，临近的球员会协助防守；但无论是这种有限的防守协作，还是复杂程度不等的对位模式，本质上都不改变当时基本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人盯人防守观念。

这种简单的攻防关系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如一支球队中拥有高水平的、实力上具有碾压性优势的攻击手（例如斯坦利·马修斯、汤姆·芬尼这样的超级边锋，或者辛德拉、皮奥拉这样的顶级中锋，又或是梅阿查、约瑟夫·比坎这样的得分能力超强的内锋），或者至少是进攻方球员的能力较防守方有明显优势的话，防守一方几乎无法避免被生吞活剥的命运，即便是有限的协防，也因为协防者的过于被动和仓促而很容易被打败，而且还需要冒巨大的漏掉本职对位人员的风险。换句话说，在这个年代，缺少优秀球员、实力较弱的球队几乎无法自保。为了对冲人员素质上的差距，必须在战术设计上寻找别的办法，这正是自由人战术产生的原动力。

目前基本得到公认的自由人战术最初发明者，乃是30年代担任瑞士队主教练的奥地利人卡尔·拉潘。1938年世界杯上，鉴于球队人员能力较当时的顶级水平有明显差距这一客观事实，拉潘对于球队的防守策略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改造：他将原本担任中前卫的阿道夫·斯特尔策从盯人的职责中解放出来，置于传统意义上的整条后防线身后，具体活动区域大约位于点球点附近；当本方其他球员被突破时，斯特尔策会立刻出现在对手面前进行补防，从刚刚完成突破，心态上放松警惕的对手脚下断掉皮球，破坏进攻。这一战术无疑是偏消极的，但同时也是十分有效的。瑞士队在38年世界杯首战爆冷淘汰了整合了奥地利“奇迹队”和德国“布雷斯劳精灵”精英，理论实力远强于自身的德国队（关于奇迹队和布雷斯劳精灵，可以参见本人已完成的世界杯故事第二章和第三章上半部分）；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也只不过以0比2败给了实力更加强大，属于彼时欧洲大陆足球贵族集团的匈牙利队。拉潘的战术在日后被称为“门闩”，而斯特尔策则成为有史可查的第一位事实上的自由人，尽管我们现在缺少资料因而无法知道他的风格和水平究竟如何。

12年后的1950年世界杯上，乌拉圭与巴西的最终决战中，乌拉圭人也使用了类似于1333的阵型，这一点日后也得到了当年参加了这场比赛的巴西一代巨星济济尼奥的验证。比赛中，乌拉圭主教练胡安·洛佩斯将后卫马蒂亚斯-冈萨雷斯置于防线身后、几乎类似于斯特尔策当年的位置；从能接触到的当场比赛的书面和影像资料来看，冈萨雷斯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多次封堵了巴西球员射门和带球的线路，保证了球队在进攻能力强大的对手面前仅失一球（在前两场比赛中，巴西面对西班牙和瑞典打进了13个进球），并最终力保球队在马拉卡纳20万观众面前抢得了世界冠军。4年之后的瑞士世界杯上，乌拉圭面对强大的匈牙利人再次使用了这一战术，这次扮演自由人角色的是桑塔马里亚；其结果是乌拉圭人坚持到加时赛方才以2比4败阵，用匈牙利中场名将博日克的话来说，“乌拉圭人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强对手”（半决赛后语，当时他们还未与西德进行决赛）。

总体而言，早期的自由人从功能上而言更偏向于所谓的“清道夫”（或许更简单一点），他们是较纯粹的进攻破坏者，相比于纯粹盯人战术的协防者，他们的查漏补缺任务更加专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自由人战术显然未大规模流行开来，在WM和传统的人盯人理念占据统治性优势的时代里，自由人战术本身并不复杂，而且更多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境下，一些思维比较灵活的弱队以强化防守为首要优先项为出发点而选择的一种偶发性策略，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往往被人打上“弱队战术”的标签，甚至遭到鄙夷（济济尼奥就对乌拉圭队的战术进行了批评）。但是如果加以深究，不难发现这一朴素的策略其实蕴含了深刻的意义：最早的自由人战术，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防守层次的初步形成，多层防线的概念、以人多防人少的基本理念始得产生和贯彻。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乌拉圭人的策略和瑞士“门栓”存在直接关联，而这种不相关性说明的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理念正在逐步形成，即防守需要更多依靠协作与组织的力量开展，需要摆脱原始的单打独斗局面；而早期的自由人战术则是这一理念的最初表现形式。

清道夫型自由人的巅峰——意大利的自由人战术发展

提到自由人，尤其是清道夫这种传统型自由人的发展，意大利是一个不可能被忽略的国度。正是在这里，传统型自由人战术发展出了其进化最为成熟的形态，并反过来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国家足球发展的历史。

作为欧洲拉丁足球的代表，意大利足球并非一开始就以防守为重。30年代连续夺得2次世界杯冠军和1次奥运会金牌的意大利队，尽管相较于奥地利、匈牙利等欧陆强队而言更强调防守与纪律，但从整体上来讲，依然是一个偏重进攻和球员技巧的国家，这也是彼时欧洲大陆顶尖球队的共通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40年代末王朝都灵队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进攻数据中就可以管窥一豹。

然而，在意大利人的思维深处，实用主义和团队组织等保守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和个性彰显等理想主义价值观交织并存的情结始终存在，这种迹象可以从意大利人的文学、艺术乃至战争方式中找到，足球领域也同样如此。1949年苏佩加空难导致都灵队几乎全军覆没，同时也深深影响到了意大利足球的发展进程。作为当时意大利国内无可争议的霸主，都灵队齐聚了彼时意大利国家队全部主力阵容中的七到八名球员，其中就包括了瓦伦蒂诺·马佐拉、加贝托、洛伊克、格雷扎、门蒂这样的杰出人才。空难使得这批伟大的球员在一瞬间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事实上也意味着意大利作为一支进攻型球队遇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无可估量、且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的，用当时意大利人自己的话来讲，苏佩加空难“使意大利足球一夜之间倒退了20年。50年、54年世界杯，意大利都在第一阶段即告别了世界杯；到了58年则干脆在预选赛中败给北爱尔兰，未能登上前往瑞典的班机。即便像卡拉佩雷塞、洛伦齐、博尼佩尔蒂这样的球星，也不能将球队拉出泥淖。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足球的角落里，正悄然发生着一股将攻防的天平向另一端倾斜的改革，防守主义的思路开始蔓延，而这一思路的载体则再次由自由人战术来充当。令人毫不意外的是，这一进程亦从意大利顶级联赛的塔基，从一些实力不强的球队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究竟是谁第一个在意大利使用自由人战术，从目前所有的资料来看，第一个在意大利使用这一战术的教练是朱塞佩·维亚尼——至少他本人始终这么认为。这位教练声称自己于1949年执教萨莱尼塔纳时，在一次清晨于海边散步的过程中，眼见渔夫用网捕鱼的动作，从中得到灵感发明了这一战术。当然，维亚尼是否真的自主发明了自由人战术，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意大利第一个使用这一策略的教练，这些并不重要，我们确切知道的是，维亚尼随后执教AC米兰，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率队拿下两座意甲联赛冠军，并于1958年率领米兰夺得了欧冠亚军；60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担任米兰队总监之后，他又选择了大名鼎鼎的罗科作为球队教练，而后者的战术思路与维亚尼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些都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维亚尼或许是意大利联赛史上第一个将自由人战术作为球队主打策略的教练，而真正推动这一策略在意大而真正推动这一策略在意大利联赛塔尖传播开来，并逐渐为更多人接受，则要归功于50年代初的国际米兰。在曾作为主力右后卫随意大利队夺得1938年世界杯冠军的阿尔弗雷多·福尼的带领下，这支球队于1953年和1954年蝉联意甲联赛冠军，而此时福尼使用的正是自由人战术。前一个赛季，国际米兰全年的进球仅有46个，远逊于尤文、米兰等直接竞争对手，在前6名里叨陪末座；但区区24粒丢球成为了球队最终登顶的坚强保障；后一个赛季，尽管进球数大图提升至67粒冠绝整个联赛，但32个丢球依然是联赛倒数第二少的。在福尼的带领下，国际米兰培养出了意大利史上第一个知名的自由人伊瓦诺·布拉松。这名出生于的里亚斯特的后卫（并非巧合的是，罗科也是的里亚斯特人。的里亚斯特这座城市在意大利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在意大利北部，一度曾是奥匈帝国第四大城市；素来深受德国、奥地利文化的影响，培养了这里的居民相对更加严谨的个性）身材高大强壮、球风凶悍。与斯特尔策、冈萨雷斯相同之处在于，他亦是一名专注于防守与破坏的自由人，相传此人当年在比赛中有一个嗜好：用粉笔在地上划一条线，然后当着对方前锋的面告诉对手决不让其跨过这条线往前一步。值得一提的是，福尼随后成为瑞士队主教练，用自己的自由人战术继承了拉潘曾经的事业，并成功带领瑞士杀入1966年世界杯决赛圈。

事实上，维亚尼、福尼，以及较晚的罗科等人的战术体系有一个更加脍炙人口的名号：链式防守（catenaccio），而自由人则是链式防守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一环。从不甚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可以将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的时间跨度基本为50年代中前期到60年代初，其采用325的基本阵型。在这一阵型下，原本负责盯人的中后卫被后置到后卫线身后，起到组织防线和协防保护的作用；其原本承担的盯防对方内锋的职责，则由两名中场负责。这一战术设计的基础，在于当时风靡的双中场配置往往个人攻击能力和欲望不强，充其量也仅采用一攻一守的配置；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本方中场放弃原本的对位盯人，承担起盯防内锋的责任，在极端的条件下，通过一名内锋或边锋的回撤，来弥补他们留下的防守空挡。

这一战术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1963年欧冠决赛米兰与本菲卡之战。这场比赛中，米兰由队长切萨雷·马尔蒂尼担任自由人，两名边后卫戴维和特雷比对位盯防本菲卡边锋西蒙斯和奥古斯托；而盯防尤西比奥和身高达到1米92，有“巨人”之称的优秀中锋何塞·托雷斯的职责，则分别交给中场的特拉帕托尼和秘鲁外援贝尼特斯，至于原本踢内锋、擅长进攻的本菲卡队长、中场名将科卢纳，则交给临时进入主力阵容，以体能和对抗见长的右边锋皮瓦特利。此外，在一代名帅贝纳尔迪尼的率领下，曾于1957年杀入欧冠决赛，并于1961年为意大利赢回第一座欧洲三大杯奖杯的佛罗伦萨队，此时使用的也基本是同样的链式防守策略，唯一的区别在于贝纳尔迪尼使用的是原本作为球队左后卫，而非中后卫的队长塞尔吉奥·切瓦托作为自由人，并在此基础上对阵型进行相应调整。换句话说，到50年代中后期的意大利足坛，以自由人为基础的链式防守战术已不再是弱队的标签，而成为强队摘金夺银的保证，从而从角落一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这些被赋予自由人角色的球员，无论是切萨雷·马尔蒂尼还是切瓦托，都在球队架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乃至戴上队长袖标成为球队的领袖，为球队带来不可或缺的防守稳定性和安全感，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如果说链式防守的第一阶段是以维亚尼、福尼、贝纳尔迪尼和罗科等人为代表，那么其第二阶段则深深打上了一名教练的烙印：埃雷里奥·埃雷拉。这名有“巫师”之称的名帅也并非一开始就以防守著称，在西班牙执教期间，他的战术更加偏重于进攻，同时已开始以其独特的球员心理调节能力和日常训练方式出名。应老莫拉蒂重金之邀执教国际米兰后，埃雷拉原本希望继续采取进攻型的战术，但其结果却并不那么美妙：他的球队在起初的两个赛季里一无所获。1962年夏，面临沉重下课危机，埃雷拉转变了执教思路，以整合和强化球队防守为首，重新塑造自己的球队；而埃雷拉的新策略，就是链式防守和自由人。有趣的是，埃雷拉同样坚称自己是链式防守的发明人，称自己是在当年在北非踢球期间就琢磨出了这一战术，当然这一说法的可信度似乎同样不高。

与罗科等人的链式防守基于325阵型不同，埃雷拉的链式防守基于的是凭借巴西队蝉联世界杯而逐渐流行来开的424与433之间切换的阵型，也就是说仅从宏观阵型角度而言，埃雷拉的链式防守相较于罗科等人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在4后卫体系下，埃雷拉安排球队队长阿曼多·皮基出任自由人；为了弥补他留下的空挡，埃雷拉采用了一套日后成为意大利4后卫阵型下经典用人布局的特殊体系：左右后卫不对称设置。在一般的4后卫体系中，左右边后卫主要负责在边路活动，虽然个人能力或许有高有低，但其活动区域和职责基本相同。在埃雷拉的体系下，左后卫由踢前锋出身，身材高大的法切蒂出任，其活动区域依然贴近边路，同时充分发挥其攻击力强的优势，成为边后卫大胆参与助攻的典范。

而在一般意义上的右边路，埃雷拉启用的是身材强壮、以盯人防守见长的布尔尼奇。这名后卫原本的确是右后卫出身，但在边路缺乏足够的效率导致其遭到了AC米兰的清洗；但在埃雷拉手下，他的盯人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欣赏和挖掘，并成为支撑埃雷拉体系的关键一环。我曾经将他定义为“内收型边后卫”，在防守时，布尔尼奇承担的是盯防对手大范围活动攻击手的职责，其位置根据盯防对象的活动确定；进攻时他会重新出现在右后卫位置上，以保持进攻阵型的完整性。当布尔尼奇因盯防对手内锋而离开右边路时，埃雷拉会要求球队右边锋回撤到边后卫位置进行补防，而这一用人模式日后不仅成为意大利防守战术的经典，更是使得“回撤防守的边锋”这一位置成为意大利足球的一个专项术语（意大利语中，“回撤防守的边锋”的单词是ala tornante，表征的就是像雅伊尔这样进攻时站边锋位置，防守时大幅回撤至边后卫位置的球员。这些球员绝大多数是右边锋，例如雅伊尔、多门吉尼，以及后来的考西奥、布鲁诺·孔蒂等名将，包括98年的莫雷罗；也有一部分左边锋，例如曾入选62年世界杯阵容，帮助尤文逆转获得67年联赛冠军的梅尼凯利）。另一名盯人后卫瓜尔内里主要负责盯防高大型内锋，或者解释的更简明一点，“中锋”。在埃雷拉的链式防守下，防守球员之间会更加注意距离的保持，协防、补防的速度和效率更高。

相较于罗科等人的链式防守，埃雷拉的链式防守体系无疑更加复杂，同时也常常遭人误解（正如埃雷拉本人宣称的那样），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体系。客观来讲，埃雷拉体系的基调的确是防守反击，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一个完全依赖防守的体系是不可能取得多么好的成绩的，一味的防守除了最终崩溃之外，很难有其他更好的结果。事实上，埃雷拉链式防守体系的真正精华，不在于防守，而恰恰在于反击。首先，埃雷拉成功将为数可观的进攻好手融入了这一体系，让我们看看桑德罗·马佐拉、苏亚雷斯、雅伊尔、多门吉尼、科尔索、法切蒂这些名字，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讲，将如此众多的进攻才华“浪费”在回撤防守上，也是埃雷拉的体系遭到大量批评的原因之一）；其次，正是由于主力阵容中不乏进攻好手，才能让国际米兰的防守反击显得异常可怕。埃雷拉常用的反击战术包含三种：一种是防守成功后，由苏亚雷斯发动精准长传找到两翼的科尔索或雅伊尔，由两名球员从边路突破对手的盯人防守，给后续进攻部队的投入赢得时间，这是当时国际米兰反击战术的核心；一种是经过中路的简洁传递后，由马佐拉持球从中路长距离推进——424的年代，由于中场人数偏少和防守的概念依然停留在围绕大禁区线一带展开的思路，高水平球员持球，从中路完成从本方半场到对方禁区前沿长距离突进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第三是由法切蒂沿左路助攻，配合一般靠左活动的科尔索内收和回撤的掩护，强行打开对方防线缺口。一般而言，边锋的防守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很少有人能阻挡法切蒂的带球突进；而科尔索的活动则一方面为法切蒂削弱其身前的防守力量，同时为其助攻提供传跑接应。第三，国际米兰的反击很少出现完全仓促、盲目的情形，而是坚持有的放矢的长短传与地面推进的组合，从而能够保证反击的稳定度和目的性，减少仓促清理皮球后被迫连续进行二次防守的情况。正是这种坚韧的防守与科学、高效的反击相结合，方才为球队戴上了“欧洲女皇”的桂冠，成就了“大国际”的光荣时代。

国际米兰的链式防守融汇了诸多进攻因素，因此能保证高效、精准的反击；反过来说，要保障这些球员能够完全投入防守，则需要异常严格乃至严苛的纪律性和执行力。60年代的足球总体上依然体现出重攻轻守的态势，绝大多数球队依然采用的是沿大禁区线一带的人盯人防守策略，防线层次扩张至中场一带的概念在当时还未流行，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丢球的原因主要在于防守时的疏忽和不严谨（例如防守回退速度不够快、防守投入兵力不足、防守者心态出现波动导致回追不及时或防守动作不到位，等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国际米兰能够严格执行铁一般的防守纪律确保每名球员能够忠实执行主教练的战术思路，能够近乎机械一般精确实现攻防到位，因此让其他球队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一筹莫展。要达到这一水平，需要主教练具备极高水平的战术纪律灌输能力和球员心理调节能力，而这正是埃雷拉的强项。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多赘述（而且也正是埃雷拉近乎军事化的球员管理方式，最终敲响了“大国际”的丧钟）。此外，执行这样的战术还需要极强的体能储备，而这一点更是引发了旁人对于埃雷拉用于增强球员体制的“神秘药剂”的诸多猜测甚至厚黑理论。无论如何，需要说明的是这支球队在其统治欧洲的年代里，的确从某些元素上具备了相较于对手们的领先性。

上面我们绕了一圈来诠释埃雷拉的链式防守，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自由人。前面以及提到，埃雷拉链式防守的基石是担任自由人的球队队长皮基。相较于布拉松、切瓦托等人，皮基的优势在于：他不再是一名纯粹以防守为业的自由人，而是具备了非常出色的出球能力；当球队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后，他能够稳健的躲过对手的反抢，将球送到前方的苏亚雷斯和回撤的马佐拉等人脚下。换句话说，皮基才是国际米兰反击战术中的第一环节，如果没有他的第一步铺垫，国际米兰将很难发挥苏亚雷斯、马佐拉等人的进攻天赋，球队的反击建构将从一开始便不幸瓦解。也正因如此，埃雷拉曾多次强调皮基在球队体系中的重要性；而在为足球文学做出重大贡献，堪称意大利足球新闻行业教父的一代名记贾尼·布雷拉的心目中，皮基则是无可替代的偶像。换句话说，皮基代表着自由人的进化：原本依然主要承担防守工作的这些“不盯人者”，此时已把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到了进攻端，开始成为球队进攻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尚没有日后那些更加伟大的自由人那样出色的脚下技巧和后插上能力，也不过分离开本职的活动区域；但他们的后场出球与原本具有的组织防守、协防保护等功能具有相同重要的价值。如果要用一个词来界定皮基式自由人的特点，或许“出球型清道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意大利球队在欧洲赛程的接连成功，自由人战术终于从一个国家的特色上升成为风靡足坛的潮流。各国开始纷纷启用皮基式的清道夫，这一现象于1966年世界杯至1968年欧洲杯期间达到一个小的高峰，优秀的自由人，例如西德的沃尔夫冈-韦伯、西班牙的佐科、葡萄牙的热尔曼诺、苏联的“伊凡雷帝”谢斯特涅夫、乌拉圭的特罗切、阿根廷的佩尔福莫以及意大利本国的萨尔瓦托雷等，纷纷成为本队后防线上的绝对核心；即使是一些没有设置自由人的球队，他们的后卫线中也必设有一名具备出球能力的领袖型球员，例如英格兰的博比·摩尔、巴西的贝利尼等等。从60年代开始，自由人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战术策略。

自由人的完备形态——新型自由人的发展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足球“万神殿”当中，有一个人的地位有些特殊：他并非万军阵中取敌首级的超级进攻手，而是一名后卫；虽然身为后卫，却又拥有着出众的进攻能力，并最终以其独特的风格给足球这项运动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弗朗茨·贝肯鲍尔，无人能够质疑他在足球史上的崇高地位。

作为足球史上最著名的自由人，贝肯鲍尔代表着自由人这一位置的最完备形态：在防守端，拖于队友身后，用其天生的领袖能力组织防守，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防守技巧弥补防线空挡；更重要的是在进攻端，除了凭借出众的脚法送出精准的传球之外，还能审时度势带球向前，成为进攻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打破攻守均衡的态势。当然，贝肯鲍尔也有自己的缺点，例如作为一名后卫而言，他的一对一防守能力较一般，而且防空能力存在明显缺陷等，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技术、意识和领袖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杰出性。更重要的在于，如今很多人普遍认为，正是他发明了前插型自由人这一自由人的新形态，大大发展了自由人战术的内涵，真正把“自由人”中的“自由”二字诠释的淋漓尽致。为了在不自创概念的前提下以示区别，下文中我将把布拉松式的传统自由人和皮基式的出球型自由人统称为“清道夫”（至少英国人也是这么做的，为了表示区别，他们将这一类Libero更多以更加形象的Sweeper来指代，其他国家则似乎未曾见到这样从词汇上进行的区分），而贝肯鲍尔式的自由人则统称为“自由人”。

想要探究自由人（现在提到的自由人将指的是贝肯鲍尔式的自由人，下同）的发展之路，我们或许要把眼光调回至1958年世界杯。那届世界杯上，王者巴西队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技术含量领先时代的队伍，主力阵容中几乎每一名球员都具备出色的脚下功底，其中就包括了球队队长、拥有意大利血统的后卫贝利尼。严格来说，贝利尼并不是一名自由人，当时巴西采用的是区域防守策略，没有专职的自由人。但是，贝利尼出色脚下技巧让他能够像皮基那样完成后场出球的工作，同时还能摆脱对手前场球员的纠缠。从实际角度来讲，这名来自达伽马队、面相英俊的后卫实际上已经在扮演自由人的角色。

严格来说，贝利尼也不是第一个具备这种特点的球员。4年之前的匈牙利“黄金队”阵中，中卫洛朗特也是一名这种类型的高水平球员，当时执教匈牙利队的名帅舍贝什是如此珍惜洛朗特的才华，以至于不惜从匈秘密警察的手中“抢人”（洛朗特曾于50年代初组织一批球员以参加对外巡回表演赛的名义企图逃离匈牙利，不幸计划败露被秘密警察扣押，依靠舍贝什出面向军方提供担保方才得以脱身并继续足球事业）。之所以强调贝利尼而非洛朗特，在于前者在不自觉间对未来起到了启迪作用——1958年世界杯上巴西的优异表现打动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亦参加了本届世界杯的南斯拉夫人。巴西人出众的整体技术含量和取得的成就令南斯拉夫这样一支原本就信奉技术足球的国度崇敬不已，此后南斯拉夫的足球便一直以巴西足球为模版，并以其被称为“欧洲巴西队”而感到自豪，甚至连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国家队常使用的球场都被命名为“马拉卡纳球场”。

60年代初，曾代表南斯拉夫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的前中场球员柴可夫斯基来到拜仁慕尼黑，从主抓青训开始，一点一滴地打造这支当时以年轻人居多，未能被选入首届德甲联赛参赛队的队伍。正是在他的手下，出道时踢左边锋的贝肯鲍尔被改造成了中场，并进而改造成了一名后卫。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让贝肯鲍尔改踢自由人究竟是贝肯鲍尔本人提出的主意，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创意，但这样的改变至少得到了后者的肯定。柴可夫斯基鼓励贝肯鲍尔发挥其带球能力强、突击速度快的特点，大胆从后防线投入进攻，成为进攻端一枚富余出来的棋子，给对手的防守制造混乱——如同贝利尼当年的模版，但比贝利尼更加优秀。

柴可夫斯基对于贝肯鲍尔的改造取得了成功，拜仁慕尼黑在他与盖德穆勒、迈耶等年轻人的带领下一举杀入德甲联赛，于1966年和1967年连续获得德国杯冠军（1969年，拜仁还成为国内联赛与杯赛双冠王），并于1967年战胜格拉斯哥流浪者捧回欧洲优胜者杯；贝肯鲍尔本人则于1966年参加了英格兰世界杯，而他当时不过才刚刚20岁，是大赛参赛球员中年龄最小者。唯一的问题在于：时任西德队主教练的绍恩彼时尚不信任贝肯鲍尔这样的自由人风格，在这个位置上他更信赖经验丰富的清道夫舒尔茨，贝肯鲍尔则被安排在中场，正如贝肯鲍尔自己后来所回忆的，“我当时在拜仁踢自由人已经有几个年头了，但国家队教练却并不信任我”。当然，贝肯鲍尔的才华不会因为位置的变动而打折，66世界杯上他首战面对瑞士队便梅开二度，其中包括一个非常精彩的长途奔袭进球；半决赛中又是他的一脚左脚远射，打的一代名门雅辛张口结舌。决赛中他又十分出色的完成了盯防博比·查尔顿的重任，让这位在此前的比赛中大放异彩的英格兰核心在决赛场上几乎无从发挥。4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上，更加成熟的贝肯鲍尔继续在中场位置发挥自己的天赋，尤其是半决赛与意大利的“世纪之战”中，他的高速突破令与其对位的马佐拉和里维拉根本无从招架，意大利人盯得住穆勒、席勒和利布达，唯独对他一筹莫展，法切蒂一次在禁区内绊倒高速突进的贝肯鲍尔还逃过了极刑处罚。最终，贝尔蒂尼的一次犯规导致贝肯鲍尔肩膀脱臼，尽管贝肯鲍尔绑着胳膊继续作战的场面令人感动，但这的确大大影响了他本人乃至整支西德队的发挥。西德最终于加时赛以3比4败下阵来，但贝肯鲍尔本人的发挥无可挑剔。

绍恩或许对一度对贝肯鲍尔的自由人天赋有所怀疑，但这种怀疑于1972年彻底成为历史。由于舒尔茨的受伤，贝肯鲍尔于本届欧洲杯真正回到了他熟悉的自由人位置，并率队打出了一届精彩绝伦的赛事。预选赛对阵强敌英格兰的比赛，是这支由贝肯鲍尔领衔的球队真正奠定风范和信心的一战，他们第一次以优势场面战胜了宿敌；而本场比赛技战术水准之高，节奏之快以及对抗之激烈（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比赛的质量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足以令人折服）也使很多人认定本场预选赛方才是整个1972年欧洲杯的真正精华，1972年的西德队也被广泛认为可能是德国足球史上技术含量最高，最具才华的一支队伍。

贝肯鲍尔善于后插上，具备强大的后场推进能力以及精妙的脚法（他甚至可以经常用外脚背精确的主罚任意球）。如果只是这些，那么亦不能算是独有。1966年那支才华横溢的匈牙利队中，球队自由人梅瑟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且同样十分优秀，也非常善于，而且乐于从后场大范围前插至攻击线，甚至完成攻门。与保加利亚的小组赛中他曾完成了一记漂亮的大禁区线上侧身抽射破门；在与宿敌苏联的比赛中也是他的前插助攻队友拜奈打入一球，此外还击中一次横梁。同时他还是球队的定位球第一人选，在3比1战胜巴西的比赛中他罚入一粒点球，对阵苏联队的比赛曾罚出一记质量极高的任意球，迫使伟大的雅辛做出了一记令解说员惊呼不已的伟大扑救。可以说，梅瑟伊正是前面提到的洛朗特的加强版继承人。从这一点上讲，认为贝肯鲍尔发明了自由人踢法，显然就不那么准确了，至少梅瑟伊在大赛中就比贝肯鲍尔更早扮演了自由人的角色。甚至连“吊臂而战”这一点，梅瑟伊都比贝肯鲍尔早了4年。他在66年世界杯与巴西的比赛中同样遭遇肩部伤势吊臂作战，区别在于与意大利之战是贝肯鲍尔70年世界杯的终曲，而梅瑟伊在与巴西的比赛之后还打了两场比赛。此外，1970年意大利队自由人切拉也是一名十分出色的自由人，在1969-1970赛季卡利亚里爆冷夺得联赛冠军的过程中，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前锋里瓦——当赛季卡利亚里队仅失11球，这迄今仍是一个记录。此人本是中场，是球队主教练，有“哲学家”之称的名帅斯科皮尼奥的慧眼将其放到了自由人的位置上。1970年世界杯上由于主教练的要求，切拉没有过多参与进攻，但从类型上讲，他与梅瑟伊基本相似。

贝肯鲍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真正成为了球队攻防两端的指挥官：组织防守自不必谈；在进攻端，贝肯鲍尔也是球队的核心。一方面，作为球队的后场控球点，增加了球队进攻组织的立体性，同时由于远离对手防守逼抢的高强度区域，可以安全的处理皮球，组织进攻；另一方面，他由守转攻的出球往往决定了球队本次进攻的基本方向，当进攻受阻时，皮球又能回到他的脚下，再由他做进一步的控制和调配，或是将皮球第一时间向弱侧一边转移，或是趁对手无法实施逼抢的间隙将球直接中长距离输送到前锋脚下完成阵型前移，或是突然带球前插，在打破对手防守结构的同时为队友赢得跑动的空间和时间，甚至压迫到禁区前沿完成射门。另一点意义在于：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实际上是完成防守的瞬间，因为此时对手的反抢压强往往最大，而脚下技术普遍不过关的传统型后卫此时往往要么在匆忙中被反抢断，要么只能大脚将球赶紧清理出去，实际上没有为由守转攻做出多少贡献，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能够应付“脏球”却没法将其洗白；而贝肯鲍尔们则能起到“洗衣机”式的作用，在完成拦截后自身完成摆脱或接到队友的回传再出球，完成“脏球进，好球出”的升华，甚至迫使对手不敢轻易尝试就地逼抢，对于球队的进攻建构和心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贝肯鲍尔不仅是一名皮基式的出球者，甚至也不再仅仅是一名后插上的局外人，而是一名技术含量高、大局观强，掌控球队进攻方向和节奏，保证球队进攻流动性，带领队友进攻的指挥官，这才是贝肯鲍尔型自由人的完整内涵，也只有这样的帅才，才配得上“凯撒”的美誉。

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433阵型成为世界足球的主流阵型，而这与自由人战术的发展是相匹配的。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的是，自由人毕竟是后卫，不可能长时间身处对方防守30米左右区域，因此他们所能做的进攻组织，就像上文所说的，更多体现在通过横传或对角线斜传合理转移进攻方向，以及后排出球直接寻找前锋推进全队阵型这两个方面。由于当时推行十分严厉的越位规则（前锋与后卫平行即越位，在这一规则下许多即使放在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算越位的好球遭到了误判，而这一现象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以至于根本无需大惊小怪），以及门将可以手接回传球的规则，当时并不流行前锋穿插后防线身后的战术，使得自由人这种长距离输送者的作用进一步被限制。因此，边路球员的水平实际上决定着自由人的传输能否真正起到效果。如果要做一个不十分严谨的归纳，那就是：自由人的组织性，多数时候主要体现在通过及时、清晰、准确的转移，把皮球高质量的输送到边路球员的脚下，为边路球员赢得一对一机会，进而为进攻打开局面。433阵型这一主要强化边路进攻的战术，无疑给自由人们提供了发挥其才华的良好土壤，以至于到80年代442阵型逐渐成为普世阵型后，边路接应自由人转移的套路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相较于7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因为此时攻击中场的地位显著提高）。

以上主要阐述了自由人在进攻端的作用，而在防守端由于相对容易理解，因此似乎并不需要过多花费笔墨。不过仍有一点值得一提：70年代阿贾克斯中兴，球队的区域防守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高强度高位逼抢战术一时间横扫整个欧洲足坛。在高位逼抢战术下，自由人在防守端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他们不再仅仅是阵地战防守的组织者，更是高位逼抢战术的保险栓。当对手突破高位防守网时，自由人必须完成回追堵截的工作。套用如今体制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自由人就是高位逼抢战术的“压舱石”，是高位逼抢下门将身前的最后一道保险。在这方面最为出众的人物，当数阿贾克斯王朝时期的优秀自由人胡尔绍夫。这名留着大胡子的自由人具有非常出色的速度和行进间对抗能力，阿贾克斯统治欧洲期间，他曾无数次运用强大的身体优势和防守意识完成对对手“漏网之鱼”的捕杀，其场上特点与重要性完全可以与“宇宙流”巴萨的队魂普约尔相提并论。事实上，至少在我看来，胡尔绍夫对于那支阿贾克斯的重要性是堪与克鲁伊夫相提并论的。可惜的是，由于受伤，胡尔绍夫错过了1974年世界杯，也错过帮助球队登顶、同时让自己名垂青史的机会。

如果说1966年世界杯是清道夫的一座小高峰，那么1974年世界杯就是自由人的真正巅峰。这届世界杯汇集了史上众多最顶尖的自由人，其中就包括欧洲和南美的两位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西德的贝肯鲍尔和智利的菲格罗阿。贝肯鲍尔不必多谈；菲格罗阿彼时连续三年加冕南美足球先生，是无可争议的南美头号自由人。与贝肯鲍尔相比，菲格罗阿的后插上能力要逊色一些，但原地摆脱和出球的能力可以相提并论。此外，由于身高更高，身材更加修长，使得菲格罗阿的球风看上去甚至比贝肯鲍尔更加潇洒，同时也让他的防守和空战能力要更加优于后者。实际上，菲格罗阿当年的地位是如此崇高，以至于连贝肯鲍尔本人都谦虚地表示“我是欧洲的菲格罗阿”。除贝肯鲍尔和菲格罗阿之外，参加当届世界杯的优秀自由人还包括荷兰的阿里汉、意大利的法切蒂、南斯拉夫的波吉切维奇、瑞典的诺德奎斯特、波兰的戈尔贡、阿根廷的佩尔福莫等等，英格兰队长博比·摩尔和巴西中卫路易斯·佩雷拉这两名伟大的类自由人后卫也完全可以加入这份榜单，甚至连扎伊尔也涌现出了一名优秀的自由人布万加·蒂什米。这还没有算上各种因故未能参加正赛的优秀的自由人们，包括因伤缺席的三名优秀的荷兰自由人胡尔绍夫、曼斯维尔德（被称为“海牙贝肯鲍尔”的杰出球员，海牙俱乐部史上最佳球员）和德罗斯特，因本队附加赛退赛而憾别世界杯的苏联名将胡尔西拉瓦，因患黄疸病而无奈缺席的东德史上最佳自由人汉斯-尤尔根·多尔纳，因本国未能进入决赛圈而缺席的西班牙名宿皮里和秘鲁史上最佳后卫楚姆皮塔斯，等等。可以说，1974年左右，是自由人这个位置的标志性时代，这以后直到80年代末，自由人都作为一个重要的足球元素，在各只球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仅以大赛冠军球队主力自由人而论，帕萨雷拉、斯蒂利克、西雷阿、博西斯、何塞·布朗、罗纳德·科曼，这些人的名字代表的是一段可能永远无法重现的光辉岁月，而这其中我未能提及的伟大姓氏，又何止一二？

这一阶段的自由人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根正苗红，从小就作为自由人培养的类型，但实际上这种类型可以说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从前场球员改成的自由人，或从其他防守位置改成的自由人。一般而言，前者会具有更优秀的脚下技术，因此在后插上和传球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也更容易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例如波吉切维奇、斯蒂利克、西雷阿、科曼等等，这一类自由人尤其以西德为多，贝肯鲍尔、斯蒂利克、雅各布斯、马特乌斯、萨默尔、托恩乃至拉梅洛都是如此。后一种类型中，由边后卫位置改成的自由人往往也在后插上能力方面更加出色，例如克罗尔、博西斯等；而由盯人中卫改的自由人，则更贴近清道夫的风格（例如法国的特雷索尔、西德的奥根塔勒、阿根廷的何塞·布朗等等），主要在防守端体现作用，但根据场上形势也会投入进攻。但无论是哪种风格，不变的是自由人的重要价值，尤其在意大利、西德这样传统上比较重视防守的国家，自由人更是拥有着近乎至高无上的；当年的西德足球青训更是存在一条惯例，即安排本队最优秀的小球员固定练习打自由人。这些被改造的球员，往往是职业生涯已有了一定阅历，经验极为丰富之辈，他们的改造本身就证明了其在队内的重要影响力。

一般而言，当自由人带球压上时，留下的另一名中卫会作为自由人的保镖留在最后。但是在那个如诗般的岁月，即便是这些拖后留守的中卫中也不乏“难耐寂寞”之人，西德的施瓦岑贝克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经常被误解为纯粹的“皇帝保镖”，但事实上施瓦岑贝克绝不缺少后插上参与进攻的镜头；不仅如此，他的插上还屡次建功立业，甚至挽救球队于危急关头。1972年欧洲杯决赛，正是他的后插上助攻帮助盖德穆勒打进了锁定胜负的第三球；1974年欧冠决赛首回合，正是他在读秒时间的后插上远射挽救拜仁于失败边缘。也正是因为像施瓦岑贝克这样相对偏传统的防守球员都具有不俗的脚下水平，才使得贝肯鲍尔日后在批评80年代西德队技术粗糙时能说出“我们当年的技术能和巴西相比”这样的冷言傲语。除施瓦岑贝克之外，像奥地利队的佩采、法国队的让维翁等盯人后卫，也都有不错的后插上能力，这也算是历史上的一桩趣事。

萨基的影响：自由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萨基在AC米兰队取得的巨大成功，世界足球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篇幅影响，对于萨基改革对于世界足球造成的宏观影响，我在此引用此前在讨论攻击中场发展历程时谈到的内容：

“在萨基之前，足球的区域概念尚未十分明显，球员也并未被完全限制在某一个固定位置上，一名球员能打数个位置可谓司空见惯，培养球员的理念也更多重视对其技术的栽培而非区域的训练。萨基的绝对区域理念出现之后，足球正式形成我们如今的球迷所习惯与认同的整体观、阵型观和区域观”。

萨基之前，从防守的角度而言，“区域位置”这一概念几乎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那个仍以盯人防守为主流的年代，除坐镇大后方确保安全的自由人之外，防守球员的位置要根据进攻球员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少数几支使用区域防守策略的国家除外，如巴西、英格兰、苏联等）。70年代之前，这一理念及于包括中场和后卫在内的全部防守球员；70年代之后，在阿贾克斯的影响下，中场防守的概念更加成熟，防守方的战线扩张到中圈一带，并逐步的、有限的向更前方扩展，中前场防线成为后防线身前的屏障，防守层次感的概念进一步加强，防守的强度和节奏进一步提高。这一阶段，防守呈现出中场偏向于区域防守，后防人员偏向盯人防守的基本态势。但是不论如何，盯人防守仍是最基础的防守观念，在这一观念下，以自由人作为门将身前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是后防线理论上唯一不动的元素，意味着冷静的观察和稳重的决策，同时其对进攻的支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在萨基的绝对区域战术概念下，自由人却是一个不再重要，甚至可以说不能容许的存在。首先，在萨基追求的球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体系中，后防线4名球员的站位应当是平行而非前后错落的，横向上，防守球员各负责一定的宽度，对进入本职区域的对手承担主要的正面防守职责（之所以要强调是“主要的正面防守职责”，因为同时还会辅以临近区域球员的侧翼压迫，从而形成小局部的多防少局面，这导致防守压强的进一步增大，以及比赛节奏的进一步加快）；纵向上，四名球员下苦功联系同进同退的战术，严格讲求阵型以及与中场之间距离的保持，同时发展出类似于70年代阿贾克斯和80年代苏联队那样的高位防守，以及令人吃惊的集体快速压上造越位策略。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讲，安排一名球员拖于防线身后的自由人战术，无疑与萨基的要求格格不入。当然，一名防线组织者依然是必要的，但这主要通过其领导力和防守意识，而非具体的站位来体现；当一名防守球员被突破时，临近的防守球员会马上进行补位，这名补位者应当是临近区域内的任何人，而非固定的某一名球员；萨基甚至还通过数学建模分析敌我双方在各个区域之间攻防的效率比，由此计算出本队在面对不同对手时可能存在的防守薄弱环节，并将其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在萨基的手下，曾经的自由人巴雷西被改造成了一名区域中卫，萨基在执教米兰初期，甚至要求当时已经是名将的巴雷西观摩尚在意乙带领热那亚队打拼的自由人西尼奥里尼（经历过90年代初意甲的老球迷可能对此人不会陌生，此人被认为是热那亚队史最伟大的后卫和队长，曾带领热那亚杀入过92年联盟杯半决赛，以3比4惜败于范加尔执教的、后来将震惊足坛的阿贾克斯青年军），学习其不拘泥于拖后位置而是积极扩大防守范围，能够随时压上的防守风格。幸运的是，萨基并没有禁止巴雷西发挥其插上进攻的能力，在米兰统治欧洲期间，巴雷西仍然能频繁持球后插上，而此时里杰卡尔德会自动撤回后防线补位。

客观来讲，萨基改革的推广，并没有马上导致自由人的销声匿迹。90年代初坚持使用3后卫阵型的球队（包括德国、克罗地亚、荷兰等等）中，自由人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那些以弱敌强临时使用3后卫阵型的球队中，自由人也依然是强化防守力量的重要环节。即便是那些推行4后卫体系，不再设自由人位置的球队中，也常设一名在中卫搭档压出去跟防对方回撤前锋时拖于后防进行保护的拖后中卫，同时此类球员往往还承担着后场出球（例如贝洛德迪奇、波佩斯库、弗兰克·德波尔）乃至后排插上参与进攻（例如布兰克）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本身与自由人时期并无十分明显的区别。此外还有一些球队依然保留了自由人的设置，例如切萨雷·马尔蒂尼执教的98年意大利和02年巴拉圭。在老马尔蒂尼手下，这两支球队采用的是七八十年代占据意大利足球统治性地位的zona mista战术——上文亦有提及——简单归纳的话，这是一种在中场引入了区域防守概念的新型链式防守，摒弃了链式防守基本基于大禁区线开展的弊端，中后场布防变得更加层次鲜明和立体，同时相互间的补防协防更加强化，并且使用一名防守型中场——意大利人称其为mediano——作为中场防守的基石。但其总体的用人策略依然明显沿袭了埃雷拉式链式防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活跃于足坛的这些后卫们在少年时期往往以自由人方向培养，萨基的改革纵然改变了他们的角色设定，但改变不了的是他们日积月累形成的能力和踢球习惯；对于教练来说，能够拥有一名技能更加丰富的区域中卫，也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自由人这一曾经在世界足坛占据核心位置的角色，毕竟还是逐渐消失了，究其原因，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萨基改革后比赛节奏的进一步加快和强度的进一步增加，使得自由人失去了曾经享有的生存空间。在90年代以前，尽管足球的速度和节奏总体上是不断加快的，但仍然允许自由人们在本方后场拥有较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让他们能够施展个人的才华。然而90年代后足球攻防节奏的陡然加快，尤其是当时极大强化的前场反抢和中场绞杀，不仅使得自由人们安全处理皮球变得困难，而且也使得其他球员弥补自由人留下的空挡变得难度更大。这种情况下，一名更加专注于本职工作，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能者多劳、另有所图的区域型中卫，显然更符合教练们的现实需求。

其次，规则的变化让自由人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前提。前文已经提到，严格的越位规则和门将可以手接回传球的规则，是90年代之前自由人得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前提保障。然而，随着90年世界杯越位规则修改为平行不算越位以及日后屡次作出的更加不利于防守方的修订，尤其是92年禁止门将手接脚踢回传球规则的实施，使得位于防线身后的自由人们非但不再是保障，反而很有可能成为对方反越位战术成功的“帮凶”。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球队接受了萨基的三线距离保持概念之后，一旦进攻中阵型整体前提，设置一名拖后于三线身后的自由人就显得更加危险，相比而言区域中卫则更加安全。不仅如此，随着红黄牌规则的进一步严厉，防线最后一人犯规就意味着红牌，拖后防守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吃黄牌了事（甚至不吃牌的场景，当年也不算少见），这显然令自由人需要冒更大的合规风险。

再次，转会世界的变动对于自由人的消亡也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自由人的存在需要球队的高度稳定，只有在球队人员结构总体呈现稳定，甚至呈现某一名球员的水平明显高于他人的态势时，自由人的地位才能充分得到保证，其领导地位才能充分得到尊重。博斯曼法案推行之前，俱乐部之间的人员流动总体是较低的，有利于维持这种稳定；法案推行之后，俱乐部（尤其是那些豪门球队）能够更大规模的采购和更换球员，若非已经打下了足够的基础，球员在队内的地位往往处于不稳定甚至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自然谈不上对于球队控制权的绝对掌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过去，自由人往往是球队的大脑与核心，承担着防守乃至进攻的领导和指挥重任。这些球员是教练和其他队友一致倚重的对象，而沉重的工作职责和球队期待则反过来对自由人的个人素质提出了在今天看来近乎变态的高要求。在过去，训练年轻球员主要着重于技术和意识，着重于综合素质的训练，彼时尚能确保自由人的产出和供应；但在场上不同位置的功能，以及球员的分工协作变得越发精细的90年代，无论是塔基的青训培养还是塔尖的竞技对抗，教练们所更加关注的是球员身体素质、区域能力和专项素质的强化，将球队攻防的重任同时托付于一人的概念越来越被视作危险和不经济，球队整体运转的重要性逐渐盖过了个人发挥的重要性，“专才”的重要性逐渐盖过了对于“通才”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典型“通才”的自由人逐渐变得后继无人。从本质上讲，自由人与攻击中场一样并非位置概念或功能概念，而是一个能力概念；当“能”踢自由人的人才越来越少，自由人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确切的说是02年之后，伴随着3后卫阵型的淡出江湖，自由人这一曾经叱咤风云的角色，正式成为过去。年轻的球迷们甚至可能从来没真正见过自由人，对于他们来说自由人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人曾在世界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们研究足球历史时不可能忽视的宝贵财富。尽管眼下自由人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已完全不复当年的盛景，但从一些近十几年来新出现的角色中，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寻找到曾经属于自由人们的点滴痕迹。

自由人的遗产：现代的“自由人”们

先引用本人在讨论攻击中场时阐述的几个观点：

“本世纪初一些球队也已经在实际比赛过程中把一般意义上的前置攻击中场回撤使用，其目的从组织反击的快速推进到增加控制型踢法的体系化不等，而且往往伴随着个人能力强之边前卫内收的搭配使用，这里面最典型的案例是00年的葡萄牙对于鲁伊科斯塔的使用，02年西班牙对于贝莱隆的使用，以及04年欧洲杯捷克对于罗西基的使用。可以说这个时候组织核心后置的用法在实战层面已经很多见了，前腰不“前”已经成为趋势，只是需要一个标志性人物来推动人们打破既定思维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随着皮尔洛在米兰后置的巨大成功，进攻组织者后置化终于成为显性战术，“前腰”与“组织后腰”的对比概念开始更多被人提及” 。

事实上，尽管其发展逻辑有明显不同，但后置组织核心从其活动位置和功能而言，与曾经的自由人在进攻端的作用极其类似。自由人的作用，在于增加球队的有效控球出球点，丰富球队进攻体系，使球队的进攻组织更加立体；同时，靠近本方后场处理、分配皮球，也更加安全、稳定，这些概念与今天的后撤组织中场十分相似。尤其是在拉沃尔佩在执教墨西哥时期率先使用，后由瓜迪奥拉巴萨发扬光大的“双中卫向两侧散开，拖后中场回撤至双中卫之间拿球并建构进攻”的战术体系下，这名回撤的拖后中场就连活动区域都与当年的自由人高度一致了。归根到底，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回撤组织中场，他们的存在乃是基于足球进攻战术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这一需要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是共通的，需要的只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去实现它。有意思的是，拖后组织中场的流行，恰好也伴随着451阵型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新433阵型的逐渐普世化，中路组织出球核心与边路攻击手的联动，在这个时代重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90年代442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边路攻击球员的地位是相对受限的，他们往往不得不承担繁重的防守职责并被教练限制了手脚，而且很多情况下还不得不把位置让渡给侧移的攻击中场使用），足球战术演进的螺旋性，似乎就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之中。

另一个带有自由人，确切的说是清道夫味道的新变化体现在出击型门将身上，尤其是巴尔德斯和诺伊尔的成功让出击型门将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事实上，巴尔德斯和诺伊尔并非出击型门将的创始人；五十年代的匈牙利“黄金队”名门格罗希奇和堪称史上最伟大门将的雅辛，就已经体现了这种特点。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利物浦门将劳伦斯和格罗贝拉、荷兰门将斯图伊、博卡青年门将加蒂、秘鲁门将基罗加、阿贾克斯门将门佐等人的出击范围进一步扩展，有的甚至大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例如基罗加，就曾在78年与波兰队的比赛中冲进对方半场对博涅克犯规）；而九十年代的两名门将伊基塔和坎波斯则相对更为知名。这些门将之中，一部分人是为了配合本队高位防守的战术策略，例如劳伦斯、斯图伊、格罗贝拉和门佐；另一部分则出于自身的特殊风格，例如加蒂、基罗加、伊基塔和坎波斯。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类门将几乎都是南美门将，而且几乎都被冠以“疯子”的绰号，南美球员张扬和不拘陈规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同时也给球迷们带来了不同凡响的感官体验，例如伊基塔就非常乐于在出击截获皮球的同时顺带戏耍对方前锋，并享受球迷因此发出的阵阵惊呼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当然，在老米拉的面前他可吃了大亏。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单纯以是否合理来对他们的价值进行判断，至少是略显古板的。

对于出击型门将而言，禁区早已不再是限定他们活动范围的标准；如果可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能扩大到整个本方半场（如果不是更远的话）。对于本方后卫而言，一名懂得何时出击、如何出击的门将队友，无异于清道夫一样的存在，其能够给后卫们心理上带来的安全感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对于出击型门将的讨论已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最后，随着足球战术的进一步演进，近年来3后卫阵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普及（尽管离真正推广尚有十分明显的距离，其可行性至少在本人看来也不是很高）；而伴随3后卫一同回归的，则是颇有自由人古风的居中中卫位置。由于篇幅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详述，留待以后讨论阵型演进史时再做探讨。

结束。全文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