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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写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会试落榜。失意中，凭借父亲李文安的关系，他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奔到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 曾国藩向来看重三缘——“地缘”、“血缘”、“业缘”，见到南人北相、仪表堂堂的李鸿章，幂幂之中曾国藩似乎看到了两人之间的“业缘”。 据说两人见面时，曾国藩正在看《史记·高祖本记》，他告诉李鸿章：我最欣赏此篇中的这几句——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 但在当时，23岁“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根本不可能用心去体会这番话，对当时的李鸿章而言，随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读书，不过是精进学业的权宜之计，一旦金榜题名，他这个才高气傲之人定是要按自己的方法去锋芒毕露的。 说的直白点，在自己的野心面前，李鸿章并没有恩师必随的意思，又或者说是另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  果然，当李鸿章在道光二十七年高中进士后，他的身影就渐渐地移出了曾氏师门。如果说在朝堂上自寻前程意思尚不明显的话，那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回湘办团练抗太平军，李鸿章的姿态就再直白不过了，他根本没有追随恩师，为恩师效命的意思，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择机单干。 咸丰三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安徽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怂恿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上奏，咸丰帝看了由李鸿章捉刀而成的奏章，当即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赴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不跟着恩师脚踏实地地干，偏要和一帮子并无大才的庸官老乡混在一起，这并非李鸿章眼力有问题，而是他野心太大，压根不想做他人的走卒。 但骨感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李鸿章不切实际的野心。 在安徽折腾几年，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吕贤基、富济等人与太平军作战，但结果换来的却是“专以浪战为能”，“翰林变绿林”的恶名。如此恶名下，不说继续领兵打仗了，就是自立乡间渐渐都成了问题。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咸丰八年太平军攻陷庐州，李鸿章的处境立马从难以立足变成了走投无路，极度狼狈下，他只好携带家眷连夜出逃，向江西辗转而去。 为什么要朝江西跑呢？ 因为此时的曾国藩正在江西。 初创事业最需要自己人鼎力相助的时候，你躲远远的，宁愿和别人瞎折腾也不愿来帮忙，现在名誉扫地，走投无路没办法了，又想来投靠，这样的人曾国藩能收留吗？ 收到李鸿章想再入曾门的求援信，曾国藩是既不回信，也不派人传话，而是将他晾晒在了原地。 这是挫其锐气，也是一种考验。 年轻时的李鸿章固然浮躁，但悟性却又奇高，见曾国藩不言不语不搭理，他明白，这不是拒绝，而是有意敲打考验——这好办，既然你曾老师想挫挫咱的锐气，那咱就主动挫给你看。 于是乎，暂居旅馆的李鸿章每天就干一件事，平心静气，读书写字。 此举果然奏效，十天后，曾国藩传令，挫得差不多了，这小子可以进门了。 所以说，和人打交道，甭管什么时候一定别忘了平心静气，这玩意很多时候就是悟性，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客观地说，李鸿章这一进一出二进宫，不算什么，遇到这种浮躁有野心的年轻人，稍有些境界水平的老前辈一般都能包容，但接着朝下说，两人就越来越不简单了，一个越来越聪明，一个越来越境界。 二进宫后，李鸿章低调沉稳了许多，尤其当曾国藩借他睡懒觉编借口告诫一“诚”字后，李鸿章身上的浮鳞基本就让抚平了。 有这个状态，风平浪静时师徒二人自然能有一番精诚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能共赴危难。 如果说野心容易让人各奔东西的话，那危难显然更容易让人分道扬镳，从此成陌路。 很不幸，在精诚合作一段时间后，曾李二人很快就遭遇了这样的残酷时刻。 东进安徽，初步斩获一些局面后，曾国藩看中了一个地方——祁门。在曾大帅看来，祁门这地方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相连只有一条官马大道，若将总督衙门设在此地，当有运筹帷幄之妙。 可谋略超群，心细如发的李鸿章在实地勘察后，当即发表了反对意见，他对曾国藩说：祁门地势形同釜底，此乃兵家所言之绝地，恩师应另择他处，以免将来受困。 李鸿章的看法很老道，很有先见之明，遗憾地是，一言九鼎的曾国藩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此番曾李之争其实是很典型的上下之争，任何一个团队都有可能遇到。老大战略决策有误，下属真知灼见又不听，决策执行之时就是灭顶之灾到来之刻，作为下属该怎么办？究竟是该赶紧脱身避险，还是该和老大共赴患难？不走，那是傻；走，那是不义。 看看李鸿章是怎么干的？ 要说这也是曾国藩命中注定的一劫，这边李鸿章话音刚落，那边自己最信赖的李元度就把徽州丢了，徽州一丢，太平军十万人马立即就向祁门涌来，官道一断，祁门随即成了李鸿章口中的绝境。 大难临头，众幕僚是纷纷逃离，李鸿章虽然也想跑，但他跑的却十分聪明。 见李元度犯下这等灾难性大错，曾国藩愤怒不已，他找来正在伺机脱身的李鸿章说：我要弹劾李元度，你来拟折子。 此话一出，李鸿章知道机会来了。只见他一反常态地站了出来，义正言辞地开始为李元度说话，话说的可锋利了，就差说曾国藩弹劾李元度是小人之举了。 换是涵养不高的老大，这时候一准得把李鸿章扫地出门，而这恰恰是李鸿章想要的——瞧见没，不是我要走，是老大赶我走的，我有什么错，不过是仗义执言为同僚说了公道话，走，我这也是堂堂正正大义凛然地走。 但曾国藩随后的反应让李鸿章没能得逞，他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你不拟，我自己拟。 好一个辛辣的李鸿章，见利用李元度无效，他干脆抓起了曾国藩话中的把柄，他说：恩师既然不需要门生，那门生就告辞了。 这话让曾国藩先一怔，跟着就回过味来了，但回过味来曾国藩又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一句，请自便！ 李鸿章多聪明，想逃命，一点话柄不留，总之他不是怕死逃掉的，而是为同僚仗义执言，恩师不容，自己被迫才走的。 到这还没完，李鸿章随后的表现更有道行。虽然再次离开了曾门，但他却始终没有像李元度那样改换门庭，投靠他人，因为他知道，只要没投靠他人，那他就不算叛，只能算离，后路就一直都在。 离与叛之间，这家伙拿捏的何其精准！  那对此，再次化险为夷后的曾国藩是怎么看的呢？ 只要看透了李鸿章的伎俩，一定会觉得此人的聪明着实恶劣，再朝深了说的话，那就是此人的人品有问题，根本不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 事实上，曾国藩后来就这么评价过李鸿章，此君不能共患难。 那问题来了，一个看透了不能共患难的人，再有心胸，这样的人你还会用吗？有人可能会说，用也无妨，不让他碰核心，不让他担大责就是了，榨干他的优点才华不是更好。 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会很多。 但曾国藩的做法却高出这种看法一大截，他是明知本质，却对一年后三入曾门的李鸿章依旧委以重任，加以栽培，乃至最后直接栽培成了自己的接班人。 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曾国藩的力挺成全，李鸿章绝没有上海单飞崛起的机会，更难有后来的李鸿章时代—— 一个心胸广阔果真能把这事说透？ 那说透了的心胸广阔到底又是什么？ 真正的答案在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那是曾国藩为儿子特立四条规矩中的第三条“求仁则人悦”。他说，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如果把这句话浓缩一下的话，可以这么说，男人要成就大事，就要去做仁者。什么样的人算仁者？懂得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而如果再把这话拿到当下酿一道的话，又可以这么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咱们都听说过，这也是孔夫子认定的仁，懂这一条，即是懂善恶，但要成为真正的仁人强者，光有这一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理得清善恶，未必分得清高低。 懂得善之后，要想学会强，则非得有“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修为不可。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向无人山峦攀登的话，勇者是拼荆斩棘一路成为孤胆英雄，能登顶不光要有本事，还要有运气，否则任一出没的豺狼虎豹就能灭了你的雄心壮志；而仁人智者在攀登时看中的却不是披荆斩棘，而是植树造林，如此这般一路茂盛地攀上去，那才能淹没挡道的豺狼虎豹，才能成就一人之后，壮观依旧在的大赢大胜。 所以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首先是效法自然的大智慧，其次才是高尚情操。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你对大成功有足够的了解。 而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大成功也不难理解—— 成一林之虎不算大成功。 成一林本身才算大成功。 也不要认为这个说法太大，至少，它对咱们放下与人成见，撑大与世胸怀是有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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