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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说|王阳明的“拔本塞源”思想

2018-09-04  投沙斋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思想

/陈来

 

王阳明的思想很丰富,其中如“知行合一”等主张,被研究和宣讲得很多,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而他在晚年提出的拔本塞源论,虽然在当时的王门中颇受重视,但在当代受到的关注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对其拔本塞源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作一些梳理,以促进对这一思想的研究。


一、题解:“拔本塞源”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原为其《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节,该书载于《传习录》中卷,而为之首。《年譜》嘉靖四年九月下“答顾东桥璘书有曰”,可见年谱是将此一答书系于嘉靖四年,王阳明是年五十四岁。《答顾东桥书》是王阳明晚年的重要作品,其论学术思想的分量已相当于一部著书。而“拔本塞源论”虽然本是答顾东桥书的结尾部分,但阳明自己已经指出,结尾之前的部分多是就分散的问题答问,还没有谈到根本性的问题。

“拔本塞源论”虽然只是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部分,但与答顾东桥书的前面部分主要针对顾东桥的具体疑问相比,这最后的部分具有总论根本的意义,直指“什么是圣人之学”这一根本问题。从而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正惟如此,王阳明死后其弟子后学把这段文字独立出来命名为《拔本塞源论》,这使得此篇在理学史和思想史上享有了特殊地位。明末大儒孙奇逢说:“拔本塞源之论,以宇宙为一家,天地为一身,真令人恻然悲,戚然痛,愤然起,是集中篇大文字,亦是世间一篇有数文字。”本文即专就拔本塞源论这段文字的思想加以讨论,不涉及答顾东桥书最后这段文字之前的内容。

让我们先来关注作为引言的部分:

“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己!

“拔本塞源”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宋代理学创立者程颐说过“夫辟邪说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程颐认为孟子深深了解趋利之弊,“只为后人趋者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趋即追逐,可知“拔本塞源”在理学中是对于偏邪有害的思想而言,特别是追逐私利的思想。俗语云“水有源、树有根”,拔本寨源就是强调拔除这些思想的根基、堵塞这些思想的源头。就王阳明来说,他所说的拔本寨源,主要是就“私已之欲”“功利之毒”而发的,而正确的拔本寨源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诉诸于真正的、没有受到曲解的“圣人之学”。在他看来,如果不懂得圣人之学以拔本塞源为宗旨,这样的学术就会繁琐而艰难,天下追求圣人之学的人就会陷于这种假的圣人之学,离开道德义理越来越远。

 

二、主题: 万物一体与圣人之学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篇文章的文本。在《拔本塞源论》中,王阳明提出了对圣人之心、圣人之学、圣人之教的阐发,这也是本文全篇的宗旨。他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要学圣人之学,必须要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教”。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心”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什么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照王阳明的说法,圣人看待天下的人,无论与他有没有亲属关系、有没有社会关系,也无论与他的距离远或是近,只要是有血气、活生生的人,圣人之心都会看做是他的兄弟或亲属的婴儿,都希望使他们安全,要养育他们、教育他们,以实现和满足他的万物一体的心念。王阳明认为,天下所有的人,他们的本心(也就是本来的心),在开始的时候与圣人并没有分别,都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被个体的私心和物欲的蒙蔽,才把自己与天地万物间隔开来,也就不再能有万物一体的意识。本来的心是广大的,现在变得狭小; 本来的心是通彻的状态,现在变为阻塞的状态。于是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私心,而私心作怪的结果,甚至使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如仇人相对,完全失去了他们本来的一体之心。圣人忧虑于此,因而立下了圣人的教法以教化天下的人,“圣人之教”的内容就是指推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克除人的私心,去掉其蒙蔽,恢复人们的本心心体。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宋代的程颢最先提出来的,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解释“仁”,发展了古典儒学对“仁”的理解。王阳明继承了这一点,并把这一点视为“圣人之心”的基本内涵,并作为“圣人之教”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圣人之教就是以这样的万物一体之仁,教导人们去克服个体私欲的蒙蔽,恢复心的本体,即心的本来状态。那么圣人之教的内容是什么?他又说: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教有纲有目,圣人之教的主要纲领就是尧舜禹相授受的口诀“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几句话见于古文《尚书》之大禹谟篇。意思是道心非常精微,要用精一和执中的方法进行心的修养。“道心”就是本性的直接发见,不被掺杂任何私欲。“精一”是专一于道心的状态,“执中”是持守使之不息。《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是“大本”,专一于道心就是守住了大本。保持这种道心的状态,自然发而无不和,“和”在《中庸》里被称作“达道”。圣人之教的纲领是守住大本,圣人之教的条目是通向达道。圣人之教的主要条目,即是古书记载舜命于契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教的提法曾见于《孟子》,即是五种人伦及其规范。这就是达道,达道就是普遍的原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古人看重的五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古人谓之人伦。相对与这五种人伦关系,有五种对应的人伦规范,父子要有亲情,君臣要讲义务,夫妇要有分别,长幼要讲次序,朋友要讲信用。精一执中是内心修养,五教和顺是社会规范。上古到夏商周三代,教育者就是以“道心精一”“五教和顺”为内容进行教育,学习者也完全是以道心精一五教和顺为内容来学习,没有其他复杂的东西。
    王阳明认为,上古时代不仅士以上的贵族以此为学,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普通百姓,莫不皆有是学,即都是以道心精一、五教和顺为学。他认为,古代不论贵贱,人们都奉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即以成就其德行为学的目的。这也就是王阳明理解的“圣人之学”,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心学”。他又说: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痾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这里的“心学”指治心之学。亦即圣人之学、圣人之教的核心与出发点。


三、影响:反对功利之毒

我们知道王阳明在晚年以致良知为宗旨,时时处处宣传致良知学说。而在这里,他强调,如果不明白他的“拔本塞源”论,他的良知学说虽能暂时为大家接受,但最终恐怕错误思想此起而彼伏,“按下葫芦又起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于救治天下不能起分毫的作用。这样看来,他的拔本塞源论在实践的意义上已成为王阳明良知思想能够传播、流行于天下的关键。从全篇来看,他是认为,如果人不能除去所怀功利之心,致良知的学说将无法流行于天下,也不可能在改变社会上发挥出作用。这样看来,去除私欲功利之心和致极良知二者是阳明晚年思想的两个关键点,而这里去除私欲功利之心的理论依据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如果按本文所说万物一体的思想是要落实到去除私欲恢复本心,那么也可以说,万物一体说和致良知说,共同构成了王阳明晚年道德哲学的主体。王阳明的论述意在指出历史上学术的混乱对学习者的影响和所造成的结果,论述了功利主义的起源、演变。王阳明在这里特别指出了以私欲为中心的“功利之见”是圣人之学的根本阻碍,认为功利之习已经成了毒害社会文化的罪魁祸首。这在今天仍是有现实意义的。在他看来,士大夫风气充满了私智和功利,已经成了败坏社会的主要痼症。这些仍值得我们今天深加反省。

王阳明的高弟钱德洪谈到阳明晚年万物一体思想时指出:“平生冒天下之非低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己。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传习录》卷二小序)这一论断完全合乎《拔本塞源论》的思想,可见“流于功利机智”和“堕于夷狄禽兽”是王阳明对当时学术功利化和官德堕落的最突出的诊断,他所宣讲的万物一体说正是为了对治当时社会现实流弊的病症,认为当时社会文化“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趋下”。王阳明此文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功利主义。
   梁啟超对拔本塞源此文曾有按語云:“王子此言,何其淋漓沉痛,一至于是!读之而不羞恶、怵惕、创艾、奋发者,必其已即于禽兽者也!其所谓称名借号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诚心实意乃以济其私而满其欲,吾辈不可不当下返观,严自鞫训曰:若某者,其能免于王子之所訶乎?若有一毫未能自信也,则吾之堕落,可计日而待也。”梁启超的按语写在1905年,他指的是那些嘴上高喊为国家为人民,实际上自私自利,假公济私,奉行功利思想的人:他提倡以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为镜,反省自我,以避免道德的堕落,而走向有健全道德的人生。事实上,“流于功利机智”也是我们当代社会人所共见的普遍病象。这说明,王阳明的这篇文字,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建国实践,对当代干部官员的道德修身,以及对广大社会的人生提升,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文章为陈来教授在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内容,经速记整理校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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