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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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

8月22日上午，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暨第十二届工程管理（智慧城市）论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办，其中“智慧交通物流与城市治理”分论坛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交通中心”）共同承办。交通中心张晓春主任在论坛上作了“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的演讲，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

一、共性问题与挑战

历经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我国超大城市正快速步入品质时代，交通发展普遍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与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不协同”。

一是发展阶段与驱动要素不协同。我国超大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大幅转型改观，交通发展工作重点也逐步从“要素驱动、规模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新发展阶段。

二是服务供给与多元化需求不协同。超大城市出行需求持续增长，出行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以交通设施规模扩容为主的供给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向时间·空间·功能多维精细化“提质”方向转型。

三是战略资源配置与城市利益不协同。超大城市进入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发展新阶段，跨越行政边界、跨交通方式、跨利益主体的多元协同需求凸显，交通设施共享水平及协同发展能力亟待提升。

四是资源约束和供给模式不协同。重大交通战略设施建设及运营服务模式面临转型升级，交通设施的建设运营模式亟待转型，将有限交通空间的价值最大化，是我国超大城市须直面的挑战。

图1 深南大道（市民中心段）局部下沉改造愿景

五是交通功能与城市活动需求不协同。超大城市出行需求持续增长，出行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对个性化出行服务和宜居环境的诉求日益强烈，亟待转变道路设计理念，强调交通、商业、服务、景观等多元要素的有机融合。

图2 多专业融合的街道设计体系

新时期我国超大城市通过多元要素的协同治理，以数据治理驱动交通治理，实现交通与城市品质全面提升，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交通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治理内涵及要点

交通治理关键途径在于“协同”，通过空间上的协同、组织上的协同、利益上的协同，以及发展时序上的协同来寻求交通相关多方利益的调和，最终实现服务品质提升目标。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和个体等多元利益主体，因此需要面向跨主体、跨交通方式、跨地域、长期持续的互动过程来解决各种交通治理问题。

欧美国际先进城市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交通发展模式的创新与转变，从关注车辆转移到关注个人出行，关注出行的品质，关注通过交通政策来打造多元利益主体的平衡。通过关注点、目标、思想、方式流程等的变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组织城市高效运行，而品质与协同贯穿始终。

表1 欧盟可持续移动性规划与传统交通规划对比

三、深圳探索与实践

通过强化数据治理、空间治理、服务治理和社会治理四个“治理”，以数据治理为交通治理主体赋能，实现区域发展活力、城市空间价值、出行服务品质的最大化，逐步形成共创共享的超大城市交通现代化综合治理格局。

图3 四个治理

（一）数据治理

面向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与动态精细化调控，构建多维度的交通数据综合评估体系，评估超大城市规模下的多元需求，并重新调配交通设施的供应、交通设施空间的分配、交通运营的服务模式，支撑交通政策的落地与跟踪评估。

一是构建涵盖从城市发展到人口就业岗位变迁，再到交通演绎的规划决策支持系统。基于规划过程中形成的完整城市热力数据，建立一套长期持续跟踪的城市数据体系，跟踪观测城市交通运行内在规律和特征演变，并进行大规模仿真、推演、预测，形成持续的对城市建设与交通关系的评估过程。如，深圳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中将手机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建筑物普查数据、城市用水用电量及垃圾产生量等数据融合分析，判断实际管理人口规模、分布及增长趋势。

图4 深圳市24小时人口密度分布

二是建立城市交通监测的实时流转体系。通过长期实时动态更新数据实现持续的城市交通体征检测，依托遍布全城的浮动车、互联网、手机信令等一系列数据，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实时监测预警，快速执行“手术刀式”精准治理。

图5 深圳市公交车GPS运行数据

三是建立城市道路运行的基本评价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掌握全市路网的实时情况和道路拥堵的监测情况，实现对城市交通拥堵长期持续的跟踪。其中，重大郊区设施的变化、交通信息的披露、恶劣天气对城市交通的影响等，都是作为城市交通规划与决策的重要评估因素。

图6 路况与天气大数据融合分析与评价

（二）空间治理

空间治理主要聚焦城市间和城市内部“两类评估”。一类是城市间的重大基础设施运营评估。围绕多元大数据融合分析，全面把脉海、陆、空、铁对外交通多方式供需关系，重新梳理各大枢纽定位。如深圳航空枢纽构建方面，融合全球航线航班信息、机场票务信息、手机大数据，建立航空需求分析体系。深圳机场国际航点航线网络短板突出，远程国际航线资源极其短缺，国际化战略支撑不足，需要将国际航线拓展作为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工作的核心抓手。

图7 国际化城市的机场国际通航点数对比

在高铁站选址方面，通过手机数据对广深跨市商务出行特征进行分析，广州CBD的工作人群周末在深圳（福田、罗湖、南山）活动比例较高，说明两个城市CBD之间存在较强的城际出行需求，在区域轨道网络布局、城际站点设置、运力安排等方面应予以考虑。

图8 广深跨市商务出行特征分析

另一类是城市内部面向交通出行的评估。依托交通设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和智慧设计“四个设计”在同一空间内的融合，以完整街道的打造改善使用者体验，以人本设施的提供诠释“宜居宜业宜行”的理念，以品质环境的改善锻造价值、激发活力，营造安全、高效、舒适、有获得感的公共环境，实现空间价值最大化。

图9 完整街道、人本设施与品质环境理念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当前正致力于新一轮空间品质改造提升，基于大数据的CBD时空活动分析，推动机动车道数和车道宽度的合理压缩、路段路口的窄化和零高差处理，重塑人车界面、优化空间分配，通过热力图的持续跟踪，在“站立停留/坐在非正规地方”活动频繁区域增设公共座椅等休憩设施设置。融入城市生活的街道家具小品，增强公共空间的艺术性与互动性，打造景观特色轴线，实现分区差异化景观提升，提升街道活力与出行幸福感。

图10 基于数据的CBD时空活动分析（以福华路为例）

图11 街道景观提升示意

（三）服务治理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主要载体，全面提升多方式、多业务协同水平，强化共同决策、全程服务、应急联动能力。当前深圳正致力于建设一体化智慧运输集成指挥平台，整合海、陆、空、铁交通运输大数据，打通数据信息壁垒，驱动衔接服务的高效联动，实现一图全面感知呈现、一键全局掌控、一体应急联动、全程风险可控等功能。通过接入航班班次信息、航班延误时间信息和机场旅客滞留情况信息，根据延误时间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信息发布，及时通知旅客安排出行。当航班出现旅客大量集中到达或大面积滞留时，协同调度轨道、公交、出租等方式进行疏解，并结合机场周边道路运行状态，对机场客流、交通运力进行实时供需能力监测预警，实现枢纽精准预警与多方式高效协同调度。在中微观层面，针对深南大道改造，基于仿真模拟实现道路空间的调整，更好地服务市民出行。

图12 海陆空铁一体化运行监测示意

图13 机场精准预警与多方式联动管控示意

图14 基于数据仿真的深南大道改造方案制定

（四）社会治理

建立以社会治理为基础的交通综治制度框架，通过数据来驱动社会治理。交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交通中心依托交通大数据平台，制定了限行限购和路内收费停车方案，并评估方案实施后运行车速提升效果和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为交通管理部门最终决策实施该项政策提供直接参考。相比实施前，路边违章停车规模显著降低，交通拥堵明显好转，工作日晚高峰平均提速3.2公里每小时，提升了13%，减少交通排放约7%。

图15 路内停车收费政策实施前后平均车速对比

图16 路内停车收费政策实施前后交通碳排放变化

交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校面临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政策出台需注重制度设计与过程管控优化。深圳停车收费调整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府、市民、停车场等利益相关方均进行了风险与对策分析，形成对社会治理政策的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过程。

在法律法规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要求相适配的、确保其作为综合交通治理指导机构和规则制定机构应有的权力和能级。香港的模式值得深圳借鉴与学习，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负责就香港的交通运输事宜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意见，并可就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事务，与市民或任何团体联络。

图17 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1965年成立）

瑞典在交通社会治理方面也有大量实践，在拥挤收费政策实施期间，斯德哥尔摩以法律保障、资金保障、组织协调、舆论宣传、公众参与、过程调校为重点，建立了基于社会治理的工作框架和制度安排，为交通需求管理这一敏感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全过程的保障，市民支持率呈现持续提升。

图18 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实施过程支持率变化

我国超大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综合交通系统的协同发展和品质提升已成为现阶段解决交通供需主要矛盾的必然方向。超大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应立足于快速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发展阶段，以数据治理、空间治理、服务治理和社会治理为抓手，为超大城市交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