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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中国大宁”铜镜 汉 新朝 照面用具 1951年湖南省长沙市出土 直径186厘米、边厚0.6厘米 汉代是中国铜镜使用更加广泛的时期，种问繁多，制作精巧。这面铜镜，镜背辈金，饰有羽斟、灵兽和规矩纹等图案，构图繁复细致，流畅生动，是汉代规短纹铜镜中的精品。镜外缘篆书铭文“中国大宁”等53字，反映出希望国家统一和安定与繁荣的愿望。 龙纹铜尺 唐 度器 1958年湖北省武汉市唐墓出土 长29.71厘米、宽2.3厘米、厚0.2厘米 唐尺的质地有铜、木、牙、铁，装饰手法有雕花、镂刻、鎏金、错银，纹样有人物、花卉、禽兽等。在有的墓葬里，唐尺与铁剪放在一起，显然是表现死者生前裁剪服装时所用之物。此铜尺正面等分二段，一段刻五寸，未刻分，另一段刻一条龙纹，尺的一端有小孔。 鎏金熊形青铜镇 汉 西汉 压席用具 1952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 高5.2厘米 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汉镇一般用金属铸造，体积不大。为避免牵羁衣物，镇体的基本造型往往接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做成动物形的，为保持器体的半球形轮廓，常采取盘踞的姿势。这二件铜镇采用汉代人们喜爱的熊的造型，把肥大的熊体处理得憨厚可爱而并不蠢笨，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汉 西汉 照明用具 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高53厘米 汉代青铜灯具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巧实用，造型多取祥瑞题材，如雁足灯、朱雀灯、牛灯、羊灯等。这件彩绘铜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的艺术造型。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构思设计巧妙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神木、山西襄汾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嵌贝鹿形青铜镇 汉 西汉 压席用具 1957年河南省陕县后川出土 高9.8厘米 汉代室内家具种类不多，比较讲究的房间里，也不过陈设矮床、几案、屏风等物，但需要铺席的地方却不少。为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人们就在其四隅置镇。汉镇绝大多数做成动物形，鹿是喜用的造型之一，因为“鹿”与“禄”音同。这件卧鹿铜镇，背嵌大货贝，实用性和装饰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张掖太守虎符 汉 西汉 军队调动凭证 长5.6厘米、高2.5厘米 汉代使用铜虎符发兵的制度始于西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九月。铜虎符分左右两半，右半留京师，左半发给各郡。国家要发兵作战，派遣使者到郡，郡守必须验合左右虎符方能生效。此件虎符为半符，虎身侧面嵌“张掖左一”银字，背存“与张掖太守为虎符”8字的左半边，是西汉政府颁发到张掖郡的虎符。 鎏金铜弩机 汉 西汉 兵器 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 长15厘米、宽16.6厘米 铜弩机出现于战国早期，到了汉代，其结构逐渐完善，有铜廓（机匣），其中的机件有望山（照门，类似现代瞄准器上的标尺）、悬刀（扳机）、钩心（又名牛，即棘爪）和两个贯穿各部件的轴孔，使之组合为整体的键。此件鎏金铜弩机尽管锈蚀，金有剥落，机件也有遗失，但仍显示了汉代弩机的基本结构和制作工艺。机上有“□工何造”字样，“□工”为工官之称，“何”为人名。 盘龙铜镜 唐 照面用具 直径19.5厘米 隋唐时代使用龙纹已非常普遍，不只出现在石刻、壁画上，实用器皿也多用其作装饰图案，唐代盘龙镜是其典型代表。这件盘龙镜为单龙图纹，一龙蟠曲飞腾，跃入苍穹，张口舞爪，回首向钮作吞珠形态，云纹缭绕，灵活飞动，把人们想像中的神物刻画的雄奇莫测。龙纹镜在唐代诗文中不乏记载，最著名的是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扬州进贡的龙纹镜。它青莹耀目，势如生动，唐玄宗看后十分惊异。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诗作中都出现过“盘龙镜”名称，可知盘龙是唐镜中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王子乔吹笙引凤铜镜 唐 照面用具 直径12.2厘米 此铜镜呈圆形，但形制特别，镜背是一幅山水人物浮雕，以镜钮作崇山峻岭的中心，山石间水流汹涌。镜钮右有一人，头束高冠，身着长衣，静坐于岩石上，双手持笙悠然吹奏。镜钮左侧有一只展开双翼，尾羽高翘的凤鸟。钮上下各有一只禽鸟，或在山谷间翱翔或立于岩石之上，仿佛被清雅乐音吸引而至。 唐代，在上层统治者的狂热追求和大力推崇下道教发展兴盛，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均有表现，这枚铜镜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富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故事。 汉代刘向《列仙传》记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王子乔是东周时周灵王的太子，天资灵颖，温良博学。时遇水患，周灵王准备用壅堵的办法治理，遭到太子晋强烈反对，并直言进谏，不料被废黜为庶人。他内心郁郁，出游于伊、洛水间，随道士浮丘公上嵩高山，三十年后得道乘鹤成仙。
月宫铜镜 唐 照面用具 直径19厘米 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说的是羿从西王母那里得来不死之药，其妻盗食后成仙奔入月宫。嫦娥飞向月宫后，有的诗文说她化为蟾蜍，成为月精，在月中捣药。但是唐代月宫镜中，表现的多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桂树，仪容美丽的嫦娥飞升向上，振袖曼舞，衬托着飘荡的彩带和流云，还有白兔握杵捣药及一只跳跃的蟾蜍。
花鸟人物螺钿青铜镜 唐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照面用具 1955年河南洛阳涧西唐墓出土 直径23.9厘米 圆形，圆钮，纹饰华美，以螺钿镶嵌而成，螺片光泽莹润。镜钮上方正中位置是一棵花树，右边树梢上悬一轮明月。钮两侧各有一位身着宽袍大袖的男子坐于树下，他们伴着清风明月、落英缤纷、禽鸟啾啾，一人弹阮，一人把酒欣赏。执杯人面前有一盆一壶，身后立有侍女。在钮的下方，山石、水池错落，并有禽鸟起舞。螺钿人物的衣饰、禽鸟的羽翼刻画细致清晰。钮上所嵌螺钿已失。 螺钿镜是唐代特种工艺镜，即在青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薄片，然后打磨刻画出各种纹样。螺钿镜流行于盛唐及稍晚时期，《安禄山事迹》记载唐玄宗曾赏赐安禄山“宝钿镜一面”。肃、代两朝整饬奢侈之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曾“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宝钿等物”。此物年代正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吻合。“宝钿”包括螺钿，但这种工艺并非专指镶嵌贝壳饰片，在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面螺钿八菱镜中，除了粘贴贝壳薄片外，其它地方还镶嵌有青金石、绿松石和孔雀石等，也有镶嵌琥珀、玳瑁和水晶等的。 此镜人物的衣饰、禽鸟的羽翼都刻画得极为清晰，加之螺片本身光泽莹润，艺术效果十分别致，是唐镜中难得的精品。
飞仙铜镜 唐 照面用具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唐墓出土 直径25.3厘米 有关神仙的题材从汉代至唐代，在铜镜上一直未间断过。汉代人希望羽化成仙、长生不死，于是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人物像便频繁地在铜镜上出现。到了唐代，神仙人物有的跨鹤骑兽，有的乘云飞升，有的月中起舞，有的吹笙引凤；神乎其神。此镜仙人飞升的姿势，以行云流水般的线条表现衣饰的飘逸，加上身下的云气和仙山，一副凌空飞翔的姿态便跃然镜上。
宝相花铜镜 唐 照面用具 直径23.3厘米 此镜为花瓣形，钮外有宝相花纹饰环绕。所谓宝相花，是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其形状差别较大。在盛唐时期，铜镜上的植物纹饰摆脱点缀地位成为主要题材。宝相花、瑞花、珠花等纹饰使唐镜的艺术样式更为多样化，唐镜的主题纹饰亦完成了由瑞兽到禽鸟再到植物纹饰为主的演变。
双鸾铜镜 唐 照面用具 直径24.2厘米 唐初铜镜纹饰主要是灵异瑞兽，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十二生肖及各种兽类，后来瑞兽和鸾鸟并重，至盛唐和中唐时期花鸟纹基本取代了瑞兽纹，成为当时铜镜的主要纹饰，也为唐以后花鸟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双鸾铜镜是唐镜中最为绚丽的镜类之一。此镜背面的两只鸾鸟隔钮相对，展翅翘尾，形态俊美。鸾鸟口衔绶带，因“绶”与“寿”谐音，寓意长寿。除鸾鸟外，这类镜的镜钮上下一般还要配置禽鸟、瑞兽和花卉。
宝相花重轮铜镜 唐 照面用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出土 直径10.3厘米、厚1厘米 这件铜镜背面的两重突起处有年轮花纹，两轮间铭文“花净月澄宝相花铜镜”，中有圆钮座，可穿绳悬挂。这种宝相花铭带镜，一般流行于隋和唐初。据文献记载，当时扬州生产这种铜镜并进贡给朝廷。这面镜当是从内陆传到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大铜镜 明 1947年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出土 直径76.5厘米、重46.25公斤 作者： 藤原信重 这是日本江户时期制作的大铜镜，约在明末传入中国。宁波、泉州和广州是明代设有市舶司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件大铜镜当是由日本堪合贸易船直接输入泉州港而供奉给开元寺的。
武士铜像 唐 明器 195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出土 高4.5厘米 此铜人头戴尖盔，身穿战甲，左手外扬，右手高举，箭步稳实，作比武状。其形象生动，小巧玲珑，反映了新疆少数民族的手工艺技术水平。
郑和铸铜钟 明 1981年福建南平采集 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厚2厘米、重77千克 此钟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以云水波浪纹为母题，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的铭文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奉命远航“西洋”，三月抵达福建长乐等候冬季季风，五月沿闽江而上抵达南平镇，铸此铜钟布施寺庙，祈求出海航行平安。同年十一月离长乐出海远航。原来放在福建南平市茂地依朝村外约5里的三宝殿，殿毁后移入依朝村华光庙。关于铜钟的铸造地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郑和在福建长乐新建三清宝殿时所铸，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长乐运到了南平；另一种意见认为是郑和曾经到过南平并在那里铸造了铜钟。
错金鄂君启铜节 战国 楚 水陆交通运输凭证 1957年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 舟节(右)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车节(左)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 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舟节(右)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左)长9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鄂君启”节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均为竹节状。图中这两件青铜节分别为舟节和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 鄂君启，楚怀王之子，名启，字子皙，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所以称为鄂君启。“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铭文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节就形制而言，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早期的节是剖竹为之，后来虽用青铜铸造，但仍多取竹节之形。“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在使用时是否需要合验，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各地有税官驻守，当有合验才能通行；一种认为此节是一种凭证，持有就可以放行，节中记录的城邑有20多处，每处都备有合验的节不太可能。
“灵山孕宝”群兽铜镜 隋 照面用具 直径18.4厘米 圆形，圆钮，镜背内区成规矩配置，四兽形态各异。外区铭文带有32字铭文：“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希世，红妆应图，千娇集影，百福来扶。” 瑞兽镜在隋唐十分流行，一般为四兽，也有五兽、六兽和八兽。瑞兽丰腴柔健，行走跳跃，充满生气，但从形态看，很难确知为何种兽类。这类镜还可细分为瑞兽铭带镜和瑞兽花草纹镜。迄今发现的铭带镜以隋和唐武德时期居多，贞观、高宗朝偶有之。铭文内容初期主要是祈祷长命、高官的吉祥语，稍后多为赞颂镜子品质和闺阁整装的铭句。高宗时期，外区铭文消失，代之以卷草、忍冬、葡萄蔓枝纹，青铜镜形制也开始出现菱花形。 《太平广记·王度》篇记述了一则故事：隋代汾阴侯生临终前赠给王度古镜一枚，并说：“持此则百邪远人”。那面镜子的镜钮做麒麟蹲伏状，钮周环列龟龙凤虎四神，四神外是八卦纹，卦外置十二生肖并有24字的铭文带。显然，它属于隋唐初流行的四神十二生肖镜。
“熊悍”青铜鼎 战国 楚 祭祀礼器 传1933年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 高55.6厘米 铜鼎的器、盖口沿有刻铭。从铭文看，该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销毁缴获的兵器而改铸的礼器。寿县在战国初是蔡的首都（下蔡），蔡被楚灭后改称寿春。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被秦所逼，迁都寿春，称郢。熊悍是熊完之子，死后葬于寿春，此鼎出土之地即其陵墓所在。 这件青铜鼎腹部微弧，两侧有一对长方形附耳，三只蹄形足，足上端装饰兽首。器盖上有一圆环和三个变形的鸟型钮。腹上部饰细密的涡纹，腹中部饰弦纹。器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将缴获的青铜兵器熔化后铸造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青铜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也是为纪念战功而铸造的青铜器。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楚幽王十年（公元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此青铜鼎出土于楚幽王的陵墓。该墓在20世纪30年代被军阀盗掘，出土的器物流散到京、津、沪等地收藏者手中，后几经易手。新中国成立后，该墓部分流散的文物被集中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单位。
青铜冰鉴 战国 冰酒器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 这件青铜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该鉴外表华丽、体态厚重、结构精巧、工艺精美，令人惊叹不已。 《周礼·凌人》记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原来这种器物是古人用来冰酒的，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这件青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只能是贵族才享用得起。
至顺三年铜炮 元 1935年在河北省房山县（今属北京市）云居寺内发现 重6.94千克、长35.3厘米 铜炮铸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炮口的口沿外侈，直径10．5厘米。炮身的直径小于炮口，使用时在内装填铁砂等物。炮身外壁纵向阴刻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 绥边讨寇军 第三百号 马山”。炮身后部是药室，直径大于炮身，正上方有一小孔。室内装填火药，引信从小孔中穿出。最后一部分是炮尾，直径7.7厘米，两侧各有一个方孔，左右对称，为使用时起固定炮身的作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铜炮皆是中国元代铸造的，本件即为其中之一。这类铜炮在使用时应安放在木架槽内，前端不固定，能适当抬高，在下面填塞木片，以调整发射角度。
三戈铜戟 战国 曾 兵器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长3.43米 三戈铜戟的柲为木制。外裹竹条，以丝线缠绑，再涂漆，挺括坚韧，平滑而有弹性。此戟顶端装铜矛头和有内铜戈，往下4.7厘米处又装一无内铜戈，再往下5厘米处再装一无内铜戈，一矛三戈同柲，当是战车上使用的长兵器。这种兵器在中国是首次发现。随县擂鼓墩1号墓是战国早期曾国诸侯名乙的墓，在这个墓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文物。 戟是一种矛和戈合体安装在长木柄上的兵器，集勾、刺、啄、割几种功能于一体，是我国古代一种先进的长柄兵器。这件戟是在一件长柄矛上安装了三件青铜戈，木柄外裹竹条，用丝线捆绑，然后涂漆，使用起来平滑坚硬而又有弹性。这种多戈戟多见于这个时期的南方地区，起初是徒兵的武器，用于步战。这件长达3米的多戈戟，应该是车战的兵器，用于勾击对方的车士，同时也能攻击对方接近战车的步兵。 迄今中国古代最早的青铜戟出现于商代晚期，其戈、矛系分别铸造，然后通过柲联装在一起。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戟，是直接把矛和戈的功能合二为一，浑铸为十字形。春秋战国时期，戟仍然回到矛戈联装的方式，并普遍用于军队装备。在冷兵器时代，戟的优势十分明显，它可以装备在步兵、骑兵、舟兵等多个兵种，杀伤力大，因此成为一种使用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的兵器。战国末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铁的坚硬和韧性更适合用于兵器制造，铁戟开始出现。由于铁不容易折断，所以戟的形状发生很大的改变，再次把矛和戈的功能结合在一起，铸造成矛戈一体戟，大约呈“卜”字形。文献记载中常常用“持戟百万”、“长戟百万”来作为士兵的代名词，表明戟在当时兵器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青铜缶 战国 曾 盛酒器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 此缶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铜缶，也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铜器。 这件青铜缶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曾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战国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国，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侯“乙”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称为曾国的“中兴之君”。
镂空兽纹青铜奁 战国 楚 盛器 1957年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北小刘庄出土 高14厘米，口径11.8厘米 这件青铜奁造型美观，器形似笔筒，口微侈，直壁向内斜收，通体镂空装饰变形兽纹，器底设三蹄形足。奁是古代盛放梳、镜之类化妆用品的盛器。此器口大底小，而且通体有镂空纹饰，有学者认为可能另有他用。镂空透雕是楚国传统的青铜工艺之一，多用于青铜镜、青铜奁、青铜杯等器物，甚至许多大型器物也用这种工艺装饰，艺术水平都很高。
六山纹青铜镜 战国 照面用具 直径23.2厘米、边厚0.6厘米 这件青铜镜为桥形小钮，地纹是细密的云纹和叶纹，主体纹饰是钮周围均匀分布的6个“山”字纹。“山”字纹是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青铜镜装饰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几种，统称为山字镜。从北方的燕国到南方的楚国，都出产山字镜，以楚墓出土的最多。山字镜以四山镜最多，其次是五山镜、三山镜、六山镜，这样大的六山镜则十分罕见，为六山镜中的最精者。 山字镜的名称最早见于清代梁廷所著《藤花亭镜谱》。山字镜的“山”字一般都呈左旋或者右旋排列，左右两竖皆内收成锐角小三角形。“山”字纹虽然类似当今楷书中的“山”，但与当时“山”字的字体相去甚远。
透雕蟠螭纹青铜镜 战国 楚 照面用具 1976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战国墓出土 直径20.5厘米 这面铜镜是由银白色镜面和镂空透雕的镜背合体而成，小环钮可穿带，钮外为镂空的蟠螭纹，屈曲联结，靠外缘有一圈镂室的菱形纹，精美异常。楚国青铜铸造业发达，出土铜镜数量多，样式繁复，花纹美观，铸造精工。楚国铜镜分方形与圆形两种，但以圆形镜为多。战国楚式镜一般背面的钮较薄，多作三弦纹钮。 这件青铜镜由银白色镜面和透雕镂空的镜背合体而成，镜面包裹于镜背之中。背中间小环钮，柿蒂纹钮座。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透雕的四组龙纹，外区为一周透雕的交叉云带纹；内外区交界处饰一周重环纹和三角云纹。整个青铜镜构思巧妙，制作精美。 透雕双层青铜镜，是青铜镜发展过程中一个独特的品种，其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然后嵌合在一起，镜背的镂空花纹繁缛细腻。此类青铜镜流行于战国时期，主要见于东周王城所在的洛阳地区及楚国。其中楚国是战国青铜镜出土最多的地方。这件青铜镜的纹饰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常用纹饰，应该是楚国借鉴了洛阳地区的工艺风格铸造的。
武士斗兽纹青铜镜 战国 秦 照面用具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 直径10.4厘米 这件青铜镜为桥形方钮,背面以细线勾连纹为地，上有两位勇猛的武士左手持盾，右手握剑，各自面对一个凶猛的金钱豹作斗兽状。全镜制作精湛，是战国时期秦国青铜镜中的佳作。 秦是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大国，疆域自今甘肃东南沿渭河到达今陕西腹地，都雍（今陕西凤翔），后迁泾阳（今陕西泾阳北）、栎阳（今陕西富平北），最后定都咸阳（今陕西咸阳）。战国初期秦尚不甚强大，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奖励“耕战”，军队素质大大提高，尚武的风气盛行。在日常使用的青铜镜上装饰武士斗兽的场面，正是当时尚武风气的一种表现。
四年吕不韦铜戈 战国 秦 兵器 1957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秦墓出土 长21厘米 此戈胡上四穿，内上一穿，内两面有铭文，一面刻“四年相邦吕工寺工龙丞”，另一面刻一“可”字。“相邦吕”即秦相国吕不韦，“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秦始皇在公元前247年即位时才13岁，政事由相国吕不韦执掌，此戈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 此戈援略弧弯，胡较长。胡上有4穿，内上有1个长条形穿。内部刻有铭文：“四年相邦吕不韦寺工龙丞□。” 此戈铭文上的“相邦吕不韦”，当是指秦相国吕不韦。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由于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因此铭文纪年数凡超过三年且由吕不韦督造的秦戈戟，其时代均属秦王政时期。由于此件戈铭文为“四年相邦吕不韦”，因此当铸于秦王政四年，即公元前243年。 此外，出土的吕不韦督造的青铜戈还有1987年四川青川白水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政九年，嫪毐与太后私乱事发，因事连相国吕不韦，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王不忍致法。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权倾一时的吕不韦从庄襄王元年开始至秦王政十年被免职，任相国期间监制大量兵器，但是秦王政九年之后却基本不见吕不韦监制的兵器，考古所见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
错银铜卧牛 战国 楚 镇席之器 1956年安徽省寿县出土 长10厘米、高5厘米 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铭文。《周礼·天官·大府》职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大府”是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青铜卧牛为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上必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镇。《楚辞·九歌》有“白玉兮为镇”的诗句，但考古发现中以青铜镇居多，极少见到玉镇。
“王命=传”铜虎节 战国 楚 交通凭证 传安徽省寿县出土 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0.5厘米 节是调动军队、出入关驿及征收赋税的凭证，用时双方各持一节，合符验证无误才能生效。此节整体成虎形，正面背上刻'王命=传赁'5个字。大意是：王命令各驿站，凡有人持此节过站，可借与车马及饮食。寿县曾是楚国的首都，因此在这里出土楚王亲自发布的符节是不奇怪的。
锦纹青铜戈 战国 楚 兵器 传湖南省长沙市出土 长24厘米 此戈有四穿，长胡两面均有方胜形锦纹，极工细美观。据研究，这样美观的方胜形锦纹，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经过这样的处理，兵器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冶铸水平。楚国是战国七雄之中最有能力与秦抗衡统一天下的对于。春秋的吴、越诸国战国时都归于楚，因而楚国多名剑，兵器制造有极高的水平。 这把精美的兵器，决不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使用的，它肯定是某一位高级将领的兵刃。此戈出土时为两件，可能是一对。 此戈援身略上扬，背微鼓起，呈长弧状。直内，尾端向下弧弯呈钩状。胡上有3个长条形穿，上阑处有1个三角形穿，内上有1个长条形穿。援身和胡上均饰双线组成的菱形纹，并在双线相交处饰一圆点。 据研究,此戈精美的纹饰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经这样处理，兵器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水平。此戈上的双线菱形纹是典型的吴越兵器上的装饰。公元前473年，吴为越所灭，公元前333年，越又为楚所灭，此后吴越地区完全为楚控制。在战国时期，楚与吴、越一直毗邻，时战时和，因此，吴越的精美兵器有可能流入楚地，这也是战国时期楚文化区内出土较多吴越兵器的原因之一。 据报道，此戈当时共出土2件，可能是一对。由于制作精美，其使用者的身份不可能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当是一位高级将领。
楚高铜罍 战国 楚 盛酒器 1953年山东省泰安县更道村收集 高37厘米、口径24.5厘米 铜罍腹部凸起的环带上有8个涡纹圈饼形，盖周亦有6涡纹圆饼与之相对。器口沿唇部有铭文5宇：右冶有(尹)楚高。右冶尹是官名。楚高是人名，楚幅员辽阔，其疆域从今四川省东端起，辖有今湖北省全部及湖南省东北部、江西省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南部、江苏省淮北中部、陕西省东南角，首都在部(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后为秦所逼，迁都至陈(今河南省淮阳市)，又迁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势力逐渐衰落。 这件浴缶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盖面下凹，中央有捉手，四周有六个圆饼形凸饰；器身圆肩、鼓腹、下部内收形成假圈足，肩腹两侧有兽首方形耳，耳内衔环，该环又通过“8”形钮与另一环相连；腹中部也有一周八个圆饼形凸饰。器盖和器身均饰繁缛的散虺纹，其中器身纹饰由上到下共三周，盖面和中腹的圆饼饰上也有同样纹饰，盖缘一周散虺纹则较细密。铭文共5字，位于器口沿唇部：“右冶尹，楚高”。 该缶出土于泰山南麓的一个以大石覆盖的长方形窖藏内，同出者共有6件青铜缶和1件铁盘，其中包括本器在内的两件青铜缶有相同的铭文。该器似为典型楚器，因此最早认为其国属为楚；但后来有学者考证铭文字体属燕，主张其国属为燕；也有学者认为是燕取楚器用之。关于窖藏的性质，目前多认为属于祭祀泰山的遗存，但由于国属推测不同，具体认识有所差别：有学者认为是楚灭鲁后的祭祀遗迹，也有学者认为是“燕人侵齐望祀泰山的遗迹”。
人形铜灯 战国 齐 照明用具 1957年山东省诸城县葛埠口村出土 高21.3厘米、盘径1 1.5厘米 齐是西周初年的姜姓大国，公元前481年，田恒（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立齐平公，取得了齐国政权。公元前386年，田恒的曾孙田和取代齐康公立为齐侯，齐国就成了田姓的齐国。齐国疆域广大，拥有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东南临海，有鱼盐之利，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西），是战国七雄中最富庶的国家。 这件青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男子身着短衣，腰束宽带，脚踏盘龙形底座，形象威武，底座旁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青铜勺。青铜灯造型新颖，构造精巧，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 从目前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灯来看，其造型多样，制作精美，既是日常用器，也是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品，是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代表。常见的造型有人形、鸟形、兽形、树形等，人俑执灯的造型十分常见。 战国青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另一种灯盘平平。灯的燃料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子禾子”青铜釜 战国 齐 量器 传1857年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出土 高38.5厘米、口径22.3厘米、腹径31.8厘米，实测容积20460毫升 该釜腹部有刻铭9行，记载子禾子颁布容量标准，大意是：子禾子命人告知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关和以廪升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如制止不住，视情节轻重施以刑罚。子和子是战国初年齐国国君田和做大夫时的称呼。田和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被列为诸侯，此器是田和未立诸侯时所作，其年代当在公元前404～前385年之间、此釜是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齐国量器之一，反映出战国初年齐国已经具备了严格的量制管理制度。 这件青铜釜平底侈口，腹部有双耳，是战国早期齐国的一件量器，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左关”青铜、“陈纯”青铜釜共称为“陈氏三量”。该青铜釜腹部有铭文9行，记录了其容量大小的参照标准。子禾子指的是战国初年齐国大夫田和，他后来取代齐康公成为了齐国的君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用量器的大小和单位不同，就齐国而言，量制也是在逐步变化中。齐国旧量有豆、区、釜三种，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春秋末期，田氏将家量改为五进制，即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 ，十釜为钟，并用大于公量的陈氏家量出贷粮食，用公量收，广得民心，由此壮大了田氏一族的势力，为以后获取齐王位奠定了基础。
令狐君嗣子铜壶 战国 韩 盛酒器 传1927年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古墓出土 高46.5厘米、口径14.8厘米 铜壶盖四周出6莲瓣,器身有5道蟠螭纹,中间以凹下的环带相隔。该壶颈部有铭文23行50字,内容是令狐君的嗣子铸壶的颂辞。令狐在今山西省猗氏县西南。战国初晋封其大夫于令狐,称令狐君。 该青铜壶分壶盖和器身两部分。壶盖上有镂空的六莲瓣状捉手，下有子口以纳入壶身中。壶身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壶底有圈足，肩部两侧有相对的衔环耳。盖缘和壶身均饰散虺纹，其中壶身纹饰共5周。铭文位于壶颈部，共23行50字，中有“命瓜”（令狐）字样，揭示了器主的族氏和身份。 该壶出于洛阳金村的一座墓葬中，同出者两件，形制、纹饰和铭文基本相同，另一件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命瓜”在文献中写作“令狐”，见载于《左传》、《国语》等，其地在今山西临猗一带；春秋中期，令狐是晋国魏氏的封邑，战国时期归属魏国，令狐君当与魏国有密切关系，作器者为其后嗣。洛阳金村墓地的性质，历来有秦墓、韩墓、周墓等几种说法，当以东周墓或周墓最为可能，有学者推测令狐君嗣子可能为周王之臣子。 壶为盛酒器，按形状分方壶和圆壶两类，在东周较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壶大多成对出现。此类带莲瓣状捉手的壶盖，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代表器物有著名的莲鹤方壶。与本器形制较接近的有山彪镇1号墓出土的几件青铜壶，有的在莲瓣内还有立鸟。
“郑右库”青铜戈 战国 韩 兵器 1971年河南省新郑县白庙范村出土 通长25.2厘米、胡长11.2厘米 戈内上有铭文“（郑）右库”，郑即战国韩的首都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县)，“右库”是当时韩的一个制造、贮藏武器的部门。韩在春秋时是晋国的一个大夫,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参与瓜分晋国,其后不断向外扩张,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成为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强国。韩的疆域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南省中部，首都原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后又迁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灭郑后，则把首都迁到新郑。 这件青铜戈尖锋，长援，援中部有脊、上下皆有刃，其中下刃因前后弧度不同从而形成一个棘凸，增大了杀伤力；胡较长，下略残，胡上有三个长条形穿；内三面皆有刃，前端也有一长条形穿。内上有铭文“奠右库”三字。 本器出土于郑韩故城内，同出有多件有铭兵器，均为战国时韩国兵器。“奠”即“郑”，指的是韩国都城新郑；公元前375年，韩灭郑，随后迁都新郑，从此韩又称郑。根据东周文献记载，“库”是兵器的存放地，“右库”是韩国都城新郑的一处兵器库，另外尚有“左库”，性质相同。 版权声明：本文图文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古玩元素网整理编辑 同行转载请声明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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