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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开国到贞观五六年这个期间，社会局面和阶级矛盾已经缓和下来，经济状况也日渐复苏并迅速上升，再经过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发展，到了唐明皇时，便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农业经济达到了封建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个巅峰，文化艺术自然也是空前繁荣。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 在敦煌，沙州十三乡中有专为安置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设的“从化乡”，接纳慕道归来的康、安、石、曹、罗、何、史诸姓胡商，一派太平景象。可见，不仅仅是国内民族关系融洽，对外关系也是处于一种和谐、发展、开放的政策环境之下，而这对于敦煌文化艺术的发展当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期”——《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 “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方舆纪要》载: “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他……” 元稹亦有诗为证: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朴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这一发展态势一直延续着，直到后来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被吐蕃统治接管（此外还有786、787年诸说）。 唐代疆域图 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755—763），虽然导致了中原地区的衰落，但并未波及敦煌，反而因避乱来到河西的僧人，带来了内陆流行的各种变相粉本和佛经变文，为敦煌莫高窟的文艺增添了新内容。 中唐的敦煌，基本上就是吐蕃经营时期。沙州民众在坚持了长达十年的敦煌保卫战后，终因孤立无援而“粮械尽绝”，不得已立城下之盟，城池交由吐蕃接管。自此“番和之日”起，敦煌易帜，河西走廊全部落入吐蕃人之手。 吐蕃是青藏地区的藏族政权，松赞干布和唐太宗时期便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人民之间也有着友好的交往。 但唐蕃之间又时有纷争，中唐以后，吐蕃军队曾多次进犯。 在占领敦煌后，推行他们自己的部落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抗，社会生产迅速倒退。彼时的人们虽然“胡服臣虔”，但“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见到中原人便问“天子安否，兵何日来？”（《新唐书·吐蕃传》）这种情形一直到张议潮赶走吐蕃、光复河西。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是期，宗教文化等却并未因政治之故停步不前：因吐蕃统治者也是笃信佛教的，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扶植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建寺立庵，僧尼数千（吐蕃统治期寺院增加数倍而僧尼增十余倍。见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东方学报》29期，1959年），又新开窟龛，甚至还避过了唐朝“会昌灭法”（844—845）对佛教的破坏和文化的冲击。而9世纪上半叶数千件木笔写就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的出现（汉文藏文皆有），说明吐蕃统治者很可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规模的缮写机构，这个缮写机构的抄书手被称为“写经判官”（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徐庆全、李树青译，《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页）。但是由于政治对立和交通阻隔等原因，许多工具材料如笔墨、纸张和颜料等则越来越短缺，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文艺的进步和发扬。 法国图书馆藏P.2457《阅紫录仪》（735） P.2457《阅紫录仪》，唐代道教典籍楷书写本，抄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后有题记八行。经生许子颙抄于“河南府大弘道观”（今洛阳东），显然是由内陆携入敦煌地区的。 《阅紫录仪》（局部） 此卷书法除了隋代初唐时期的精致熟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盛唐特有的因素：丰腴饱满。整体上的笔画形态趋向于浓厚、丰腴、圆润，字型结构与章法空间其实与《说苑反质》卷极其类似，但视觉效果上却明显重了一个调子，这已经不仅仅是书体发展的内部动力所致，而更多缘于社会整体背景和审美要求——“写经体”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法国图书馆藏P.3725《道德经卷上》（735） 同一年，同为道教典籍楷书写本的P.3725《道德经卷上》，字型虽然小了半号，但其笔法的细腻精致程度却丝毫不逊之。道教写本虽在数量上远不及佛教写本，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存在。 《诸经要集》 也为同一年的《诸经要集》，经文主体部分甚是一般，但观其题首数行文字，却是地道的柳诚悬的面貌，中唐书风可见一斑。 法国图书馆藏P.2617《周易释文》（738） S.5735+P.2617《周易释文》，S.5735缺后、P.2617缺前，笔迹完全一致，应为同一写本。尾题此件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者赵全岳。通篇文字书写轻松自如，运笔随意洒脱，提按对比度极大；结字外拓，充满张力。细察之，其钩、折、捺等笔画极似颜真卿《勤礼》《告身》之法，而整体雍容开阔之风度亦类似。而此件却是早于颜书数十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颜书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再譬如敦研本《大骁骑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墨敕》一纸，也隐隐透露出《自书告身帖》的感觉，时代上却是更早，为景云二年（711）所书；此外，还有像北图新0675《佛寺规则》和女官赵妙虚所抄的P.2170《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诸件，亦极类《多宝塔碑》，无论是在笔画线条的处理上还是结构特征方面……可见颜氏书风之形成，既有个人之创造，更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大环境和民间书法之铺垫。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643《古文尚书卷第五》 P.2643《古文尚书卷第五》，唐代经史楷书写本，书写者“义学生王老子”抄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这卷书法用笔非常一般化，其技法甚至可以说还不及彼时的平均水平，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其结字：大量运用了古文隶定的直接楷化、俗字、异体，如“旹”、“ㄒ”、“悳”等。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590《春秋穀梁传集解》 对比同为“经史”的P.2590《春秋穀梁传集解》，虽然俗字和异体也多处使用，但因笔法秀丽熟练，显然比前一位经生“职业”了许多。 事实上，唐代在进入中晚期后，因经文使用越来越广、传抄任务越来越繁重，而职业经生的书写态度和认真程度似乎也及不上隋代及初唐时期了（如经手义琳抄写的两个卷子，广德二年《四分律下卷》及建中四年《金刚般若经宣演卷》，后卷虽时隔十九年，非但在技法上没有什么进步，还远不如隋代及初唐时期经生的普遍水准）——这种“职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在不少文本间可以体察到不仅字数行数的规范性已经松动，而且原先的那种庄严而神圣的肃穆气氛也逐渐淡化下去了，千篇一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说严重点，这个时期有部分写本卷子甚至可以讲是接近于一种写经体上之“馆阁”，也难怪黄宾虹先生多次批评这一类写本有笔法无墨法，称之为“奴书”了。 另一个外在原因，即是由于吐蕃统治期内，政治对立、区域隔绝、材料匮缺从而制约着书法前进的步伐，反映在各类社会性世俗文书上尤是显著。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030《因地论》（737） 但是，另如开元二十五年（737）的P.3030《因地论》、大历七年（772）的P.3945《杂书牒状》、元和十年（815）的P.3620《封常清谢死表文·僧无名护法谏章·无名歌》等一批行书文本，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足可称述：笔画圆熟流畅，笔力挺拔张扬，书写快速敏捷，所以那种轻松自如、信手拈来的感觉非常强烈，即便在结字造型上偶有欠妥帖之处，但在整体上显示出来的清逸、潇洒的感觉却是中唐写本里所不多见的——在抄经体越来越陷入匠气的同时，这一些墨迹正仿佛是注入了一缕新鲜的空气，其间亦隐隐有些文人化的“雅”的痕迹。考察这一路清新风格的来源，往前可溯到麟德、垂拱年间即7世纪中晚期的以64TAM35《杨大智租田契》、64TAM4《赵丑胡贷练契》为代表的几件文书（这种类型的早期写本，阿斯塔那墓出土品比藏经洞文献更为典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化度寺碑》敦煌残本
大英图书馆藏《化度寺碑》敦煌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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