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2018-09-10  dongchang


        1992年8月韩国政府突然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人的背叛在台湾的民间和“外交界”人士中仍然记忆犹新。近十多年来虽然韩国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合作有了一定的提升,文化、教育和旅游方面的往来也加强了很多, 但台湾民间的厌韩反韩情绪并未完全消退。总的来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台韩之间的相互关注度还是相对比较弱,未来台韩关系发展的空间不大。


历史回顾

        众所周知,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马关条约》签订两年以后(1897年),朝鲜国王高宗宣布成立“大韩帝国”,朝鲜正式结束了与中国的上千年的朝贡关系,并于1910年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日据下的京城府(首尔)爆发了“三一运动”,流亡上海的一批韩国爱国志士在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该组织虽然未曾得到国际承认,但是却获得了民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的、在资金、训练、情报等方面的援助,北伐前的黄埔军校也培植了一些韩国独立复国运动的干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临时政府也因为局势的变化辗转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最后落脚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也随之更加公开化和具体化。1942年,蒋介石应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之请,批准了一份《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 还通电全国要求协助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

三一运动 (图片来源于互动百科)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支持韩国独立,还曾在南京和上海与李承晚进行过数次面谈。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当时的民国政府是第一个承认其合法性的外国政府。1950年5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权不仅把数万志愿军战俘掠到了台湾,他还与李承晚密谋、企图直接参战并把仁川作为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1], 蒋的计划最终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流产”。但是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为了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蒋介石一直把台韩捆绑成一个“反共共同体”,双方关系比较稳定。这个时期双方的沟通主要还是由当年国民政府与临时政府之间密切交往的那拨人主导,特别是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委任金九的儿子金信做驻台大使,后者曾被蒋介石收为义子,他在台的八年(至1970年)期间是台韩关系最密切的时期。

1949年8月,蒋介石访问韩国与时任总统李承晚进行会面。(图片来源于中时电子报)


        1973年朴正熙发表《六二三宣言》,宣布对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门户开放,等于间接承认朝鲜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给台湾当局造成了震动。又因为朴正熙本人曾是日据时代在中国东北接受过日军军事训练的军人,并未参加过光复军抗日,与国民政府并无直接渊源,所以双方关系逐渐趋于平淡。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冷战逐渐进入尾声,韩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中方顾及朝鲜因素并不太积极。直到1983年5月卓长仁等六人劫持由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航班至韩国春川,中国民航局长沈图到汉城为人机归还事宜与韩方谈判,此事成为韩国方面与中国官方的正式接触的肇始。在1987进行的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大选中,执政党候选人、后来成功当选的卢泰愚公开把与北京建交作为施政纲领之一。此时台湾当局的主事者虽然明知道大势已去,但是为保住在亚洲硕果仅存的的邦交国还是竭尽全力,尽管韩国方面也给过暗示,台湾当局还被中韩建交的时机打得措手不及,他们试图说服韩国政府搞双重承认的努力也最终失败。

杨尚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仪式,欢迎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图片来源于mirrorcn)


        1991年9月17日,韩朝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为中韩建交创造了条件。1992年8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将在27日与中国建交。眼看势态已经无法挽回,台湾方面对韩国展开全面报复,不仅主动宣布与韩国断交,还废除了民航协定等一系列双边协定和协议。韩国方面也表现强硬,不仅要求台湾驻韩使馆人员24小时之内离境,还将台湾当局从清政府继承而来的、地处闹市区(明洞)的大使馆接收并转交给中国政府作为驻韩使馆。在台湾方面看来,韩国政府断交时间之仓促、手段之激烈,再加上之前双方在一连串事件的处理上产生的龃龉,都让台湾人深感背叛和屈辱,这也为台湾民间延续至今的、比较强烈的反韩情绪打下了基础。

中韩正式建交。(图片来源于互动百科)


官方关系现状

        1992年台韩断交以后,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也即刻关闭。次年7月双方达成协议后,11月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开馆,台湾当局的对等机构两个月后也在韩国开始办公。韩国代表部的历任代表虽然有过退休将军和教育界人士出任的先例,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资深外交官,现任代表就曾担任过韩国驻广州总领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根据中韩建交时的约定,韩国方面局长级以上官员不能在正式场合与台湾代表有接触,但是不排除非正式场合和例外的情况。近年来台湾方面曾多次试图在韩国寻求外交突破。2008年“立法院长”王金平以陈水扁代表的名义出席李明博的就职典礼,受到阻拦未果后提前返台。另外,双方退休高官往来首尔和台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前“外交部长”钱复和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有这方面的记录。总的来说,过去国民党和韩国保守派之间以及八十年代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建立起的人脉关系也还多有存续,不过这种联系看似并不热烈。1987年中国文化大学就曾授予隐居在家的朴槿惠哲学博士学位,与她关系熟络的文化大学教授林秋山不仅飞赴首尔颁赠学位,还在2013年出席了她的就职典礼。2016年前韩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金信主持的金九财团在台湾大学设置了“金九论坛”并开设“金信大使讲座”, 以此来积极推展台韩关系。

 

        目前台湾当局在韩国有一个利益代表机构,两个办公地点。位于首尔的“驻韩国台北代表部”由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外交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的石定“大使”担任,包括本地雇员在内约有40多名工作人员,办公地点就在韩国政治中心地带的光化门附近。另有“台北代表部釜山代表处”,由一名处长负责, 所属职员不到十人,辖区为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庆尚北道、全罗南道,济州道以及釜山、大邱、光州和蔚山四个广域市。除了不参与外交层面的迎来送往,“台北代表部”的职责和绝大多数驻外使领馆的差别不大,除了正常的领事服务(护照、签证、文件证明以及对台湾人的急难救助)之外,还在经贸、投资、文化、教育以及旅游观光等方面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台韩断交遗留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台湾在韩国的地产。据了解,这些不动产主要集中在在首尔、仁川和釜山,甚至包括在首尔等地(包括中国大使馆对面)的华侨学校。台湾当局官方的说法是这些地产因为属于“非外交财产”的类别,所以当年并没有像大使馆一样被韩国政府强制移交给中国政府,至今在韩国仍以“中华民国”的名分登记在册,由台湾当局财政部属下的“国有财产局/署”负责管理。[2] ⁠其实这方面的材料是台湾当局在延宕多年之后才于2003年至2006年着手这方面的调查,根据台“外交部”的资料,目前台湾在韩国登记的土地共有27笔,有些华侨学校和组织甚至被韩国人占用、无法追讨,有些则签订了“委托管理契约”,[3] 这个结论与韩台有关人士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的。多位台韩专家的看法是这些土地和房产当年因为来不及变卖,多被转移到了在韩的华侨组织名下,由于时过境迁和代际更替,产权情况现在看起来很难厘清。


华侨事务

        中国人迁移至朝鲜半岛居住的情况历朝历代都有,数百年的时代更替,这些人早已与一般朝鲜人/韩国人无异。华侨(非朝鲜族同胞)作为一个近代的概念,最早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韩国的华侨界一般把1992以后进入韩国的大陆人称做新华侨,而在此之前来到韩国的老华侨则被台湾人称作“韩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韩国独立前来半岛避难或者经商谋生的山东人的后代。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在韩华侨受到受到“台韩反共共同体”的高压控制,闻“共”色变,只有不断表态“反工”和“爱国”以自保。[4]⁠因为两岸的长期对立和韩国的血统主义的单一国籍制度,⁠[5]在韩的华侨不仅处境尴尬,还曾受到朴正熙政权在地产、教育等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压,再加上餐饮市场收到本土韩国人的挤压,大批华侨迁移至台湾甚至移民到第三国,留韩的华侨去台湾读大学的也不少。⁠[6]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去几年也有华侨因为同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台湾护照被发现或举报,导致其台湾护照被注销。持有台湾地区护照的华侨一般没有台湾的户籍,因此也就没有台湾的身份证。⁠[7]由于他们是“无户籍国民”,他们必须在居住国的台湾利益代表处获得“入境许可”才能入境台湾。“韩侨”就这个问题已经请愿、抗议了数十年。 2014年7月来自全韩国各地的华侨罕见地聚集在首尔的“台北代表处”门口抗议这种歧视性政策,一年后(2015年8月)台湾当局才终于允许“韩华”自由进出台湾。即便如此,台湾当局发给他们的“无户籍护照”仍然有别于普通护照,导致在韩华侨无法得到普通台湾人享受的100多个国家的免签待遇,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不便。台湾的侨务委员长今年5月访韩的时候表示,需要与“外交部”、“立法院”、“移民署”等多个单位协调才能有望消除这个问题。[8]

韩国华侨为争取免签护照在台湾代表处门口举行抗议。(图片来源于rfa)


        相比台湾当局的态度,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韩国政府对包括华侨在内的外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善。2002年韩国引进了“永久居住权”制度,入籍政策也适当放宽,又因为韩国社会对中韩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韩国政府对待华侨的态度也更加友善。综合多种因素,越来越多的老华侨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加入韩国籍,这种情况在寻求就业机会的年轻一代华侨中更为普遍。目前“韩华”的总人数已经由数年前的5万人减少到现在的1.7万人左右。[9]

 

        随着在韩老华侨群体的式微,韩国的华侨学校(含中小学)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之前华侨受到歧视而离开韩国,韩国法律过去也不允许韩国人就读外国学校,不少华侨学校招不到学生纷纷倒闭。虽然中文热在韩国早已兴起,华侨学校仍然被视为主要面向华侨的“外国人学校”。⁠[10]尽管也有少量韩国本土学生入学,但是韩国政府并不提供任何资助,而台湾方面要求学生必须在韩国待满六年才能够以华侨的身份考入台湾的大学,种种因素限制了华侨学校的发展空间,目前只有首尔、仁川、釜山和大邱等四个大城市的华侨中学还在苦苦经营中。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后来的韩国的新华侨的后一代也有在华侨学校就读,他们在补充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对华侨学校原有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造成一定的冲击。[11]虽然台湾“侨委会”继续对华侨学校提供赞助,但在华侨学校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大陆来的新侨学生比例上升的大环境下,台湾当局加大对在韩华侨学校的援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化联系与经贸往来

        台韩断交已经26年,台湾人的“厌韩”、反韩情绪仍然挥之不去,这与岛内弥漫的亲日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原因。首先,在文化心理层面上,一些人基于“大中华”意识,对整个朝鲜(韩)民族有一种优越感。近年来在大陆网络上风传的韩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文化挪用 (cultural appropriation)—比如端午节申遗、孔子是韩国人这样的言论或者行为—在台湾同样也广为人知,虽然真假莫辨,却也多少加深了台湾人对韩国的负面印象。[12]

 

        其次,过去一百多年的朝鲜/韩国政治地位的相对提升给台湾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国民党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让台湾人自觉有恩于韩国人,再加上金信和蒋介石之间“义父子”关系的衬托,在短短几十年里台韩关系从原来的“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乃至“父子关系”演变为到战后的“兄弟关系”,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地位一路下滑,直到最后被韩国抛弃。事实上,所谓“六义士”事件之后又有一连串大陆公民试图通过劫机经由韩国“投奔自由”,韩国政府依照国际法处理的方式让没有国际地位的台湾当局毫无办法,“韩国人不可信、背信弃义、吃软怕硬”这样的认知和受害者意识随着台韩最终断交变得更加强烈。[13] 再次,八十年代台韩还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台湾的人均GDP还是比韩国的高。2004年在韩国的人均GDP超越了台湾后,台韩的差距越拉越大,⁠[14] 台湾人对韩国人的最后一点心理优势也荡然无存,多种负面情感掺杂在一起,对韩国的看法也成了一种固定思维。

台湾韩国GDP对比。(图片来源于中时电子报)


        今年五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台湾人对“北韩”的好感度最低(19.3%),而韩国位列第五(58.4%),高于菲律宾(37.1%)、中国大陆(48.8%)和俄罗斯(48.9%),却远低于美日和欧盟各国。[15] 现实生活中,台湾人与韩国人竞争的意识以及对后者潜移默化的恶感在体育赛场上经常被扩大。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中华台北跆拳道选手杨淑君在领先的[16]情况下被韩国籍裁判取消资格,这在岛内引起反韩的轩然大波。 而在台湾人很重视的棒球国际赛事中,台韩互为宿敌,台湾胜少败多,总想找机会讨回面子。

 

        与相对冷淡的双边政治关系和情感相比,台韩之间经贸往来要热闹的多。一般看法是,由大财团主导的韩国经济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经济应该有互补性的;实际上,台韩的产业结构相似,产品相似度高达80%以上,双方在半导体、液晶显示屏和智能手机等产品领域存在高度竞争。总的来说,台湾产品不仅要与大陆产品比价格,还要在质量、包装和产品设计上力争不输给韩国产品才能打开销路,所以台湾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很大的压力。2017年韩国是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进口来源国、第6大出口对象。台湾对韩出口总额约147亿美元,韩国对台出口为169亿美元,进出口同比都增加了15%左右,韩国继续保持对台湾长达近30年的贸易顺差。不少台湾人不仅意识到韩国是一个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韩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位居世界之冠、为韩国产品打开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也应该向韩国学习。至于韩台FTA,今年也有人提起,不过尚未提上正式的议事议程。

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出席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4年两个代表部签署一项航空协议,双方之间的直接定期航班开始恢复。近几年来来往两地的游客增长很快,毕竟台北和仁川机场之间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航程。目前持普通护照的游客赴对方地区可以免签入境停留90天,大大方便了双方的人员往来。2017年韩国赴台旅游人数突破105万人次,仅次于大陆、日本与香港的来台人数,而到访韩国的台湾人也有90万,今年六月访韩的台湾人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9%。[17]

 

        台湾还是韩流最早打开的海外市场之一。韩国的流行文化在台湾青少年中的受欢迎程度自然也推动了韩语在台湾的传播。目前台湾有很多大学和高中开设了韩语课作为第二外语,至少有三所大学(文化大学、政治大学、高雄大学)开设了专门的韩语系,韩语等级考试TOPIK报名人数也大幅上升。年轻人赴对方打工度假的名额经协商后也大幅增加,在韩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有大幅增长,两年前在两岸引起巨大风波的的周子瑜就是这个青少年人群中的一员。


美韩同盟背景下的台湾

        美韩同盟是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事实上,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和日本、台湾一样,都是美国在东亚的“轮和轮轴”(hub-and-spoke)同盟体系的轮轴之一,三根轴轮互不相通、以方便、加强美国对三者的内政和国防进行操纵。中美建交后美台同盟不复存在,但是美韩和美日这两个双边同盟却还极具活力。不过,这两个同盟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上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就它们的初始定位而言,“美韩同盟的功能主要是随时防范朝鲜的进攻,是单纯的军事同盟,其作用范围主要局限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则超越军事同盟,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战略同盟,通过《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内的所谓'远东条款’,赋予美日同盟以辐射整个地区的功能。”⁠[18]

(图片来源于网络)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已经经历了三次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日军作战的地区范围扩大到包含了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日本周边。[19] 相比之下,美韩同盟的调整和定义因为利益分歧和韩国国内一度高涨的反美情绪更具有争议性,双方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军事基地的迁移安排、韩国的军事安全角色和美韩军队功能的分工,以及韩美同盟的未来构想和相关的双边协议的修改。尽管如此,双方在同盟的地区化、“全天候”性质(不以特定的威胁为基准)和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拓展等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20]

 

        美韩同盟中双方力量不对称的一个重要表象是指挥权的归属。韩国在1994年收回了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指挥权归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议长,相当于总参谋长),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由韩美联合司令部掌握。卢武铉时期美韩曾约定美国将在2012年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但是这个期限因为保守派政府的上台和韩朝局势一度恶化数次推迟。自由派的文在寅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时间表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最新的消息是韩国希望在2023年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21]

 

        过去十来年,在中国崛起、朝鲜核试验以及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美日韩三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协调逐步强化,三国同盟的呼声在三国的决策圈和学术界也开始浮现 。三边关系中最弱的一环当然还是日韩关系,朴槿惠时期签订的慰安妇协议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就是凸显日韩关系改善和加强趋势的两个重要事件。2016年韩国引入萨德的直接原因虽然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与三边同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考虑到美国早已经在日本部署了先进的反导系统,中国政府向文在寅政府提出的作为改善中韩关系前提的“三不”原则是合理的、有前瞻性的。⁠[22]

(图片来源于网易军事)


        近期另外一件要闻是驻韩美军撤离首尔龙山基地、搬迁到京畿道的平泽基地。这个又称作汉弗莱斯军营(Camp Humphreys)的平泽基地位于首尔以南约70公里处,与平泽港、平泽站和乌山空军基地距离很近,未来将汇集28,500名驻韩美军及家属的大部分。作为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据点,汉弗莱斯军营与青岛和威海隔海相望,将是驻韩美军的“作战枢纽”,为美国向南海甚至台海等地进行快速部署并提供后勤支援创造了极大便利。

 

        话又说回来,关于韩美同盟的材料不管是文件还是学术文章,直接涉及到台湾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或者微乎其微,这又与美日同盟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首先,韩美同盟的核心关注点和存在理由还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韩国不愿意刺激中国。虽然近年来韩国也经常以 “中等强国”为标榜来拓展外交空间,但是韩国人“夹在巨鲸中的小虾米”的自我认知决定了他们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的心态和命运。随着自由派文在寅政府的上台和朝韩关系的缓和,甚至有部分保守派人士都认为美军减少在半岛的驻军有助于缓解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对峙,不过这些人在韩国还是少数派。[23]作为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文在寅的外交顾问文正仁教授甚至提出了韩美军事同盟应该向集体安全机制转型的建议。[24]

     文在寅的外交顾问文正仁教授。(图片来源于韩联社)


        就台韩双边关系而言,双方在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公开的信息非常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台韩军方的联系也并没有完全切断。一位自称曾担任韩国国防部政策咨询委员的韩国学者就告诉笔者,台军军官和军校学员曾长期在韩国接受培训,而韩军与解放军之间的交流于2008年左右才开始。[25] 另据韩国国防部的消息,韩国国防大学和“台军指挥参谋队”之间的交流项目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已经在2011年停止。[26]


总结

        台韩的政治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中韩建交以后一落千丈,和东亚地区其他双边关系比起来,台韩双方之间的情感也比较淡漠。台湾在韩国的存在感比较弱,韩国人最喜欢的国家和地区前十名里也没有台湾,韩国政界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也相对比较“自律”。考虑到包括朝鲜核问题、朝韩统一等半岛问题在韩国政府和普通韩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韩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总体而言未来台韩关系发展的空间并不大。

(图片来源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为政策建议,笔者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我们放眼未来台海局势乃至整个东亚的安全形势,对台湾了解和研究不能过于片面和支离破碎,不能为了研究台湾而研究台湾,而应该把台湾放在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地区安全和联盟网络里来进行观察,未来应该加强对美、日、韩、台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特别是在军事情报信息以及人员往来方面的监视、跟踪和调查研究。第二,目前在韩的侨社因为历史原因,“老侨” 和“新侨”之间泾渭分明,特别是与台湾有关联的老侨社和华侨学校有日渐凋零的趋势。台办有必要联合外交部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在尊重他们的感情的同时给予必要的协助和支持,在促进在韩华侨的整合和团结的同时也要摸清家底、防止“家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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