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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当你上班时，公司里的同事纷纷走过来告诉你现在是1918年，你肯定毫不费力的就能知道他们是在恶作剧，因为身边的一切事物都与这个说法相抵触。接下来恶作剧小组扩大了他们的势力，他们把你弄昏迷后悄悄送到一座完全按1918年的样貌复制出来的城市，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按照当时的习俗生活，醒来后置身其中的你还能够鉴别出这是一出闹剧吗？当然，你的记忆会在最初的时间提醒你这是不对的，可是当周围所有的迹象都符合谎言的设定，你的内心还能长久的抗拒吗？几天或者十几天后你可能开始相信，这些人是真实的，最初的怀疑可能是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熟悉电影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乎就是一个楚门的世界。楚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Truman，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真与假之间永远都能被人类的意志所辨别吗？ 希尔克雷斯特（Hillcrest）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里，拉马钱德兰正在和道茨（Dodds）夫人攀谈，他懂得自己正在进行一次真与假的检验，科学的也是哲学的检验。眼前的太太清楚的知道自己两周前得了一次中风，这个意外让她的右半脑受损致使其左侧偏瘫。如果是一般的偏瘫病人，一定会喋喋不休的询问大夫自己有多少可能恢复或是出现沮丧的神情。但是道茨夫人显然是个例外，她非但没有失落，反而显得很高兴。拉马钱德兰猜测这个女人应该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偏瘫了。这种情况早在1908年就已被法国神经病学家巴宾斯基（JosephFrancois Babinski）发现，他把这样的现象称为病觉缺失症（anosognosia）。 巴宾斯基（Joseph Francois Babinski） [Source: semantic scholar] 眼下，拉马钱德兰询问道茨说：“你现在感觉如何？” “很好。” “能走路吗？” “当然能走。” “你的双手感觉怎样？你能活动自己的双手吗？” 道茨太太看上去被这个问题弄得有些不高兴，她回答说：“我当然能够用我的双手。” “你能用自己的右手吗？” “可以。” “能用左手吗？” “能，我能用我的左手。” “两只手一样有力吗？” “没错，它们一样有力。” 这段普通的对话并不普通，里面隐藏了明显的违背事实之处。道茨太太由于偏瘫自从住院后从未下地行走，她也根本无法使用自己的左手。拉马钱德兰对道茨夫人说假话的行为并不感到奇怪，相反的他希望通过不断的试探来考验这种谎言秀的底线。医生只是有点犹豫自己不留情面的追究会不会把病人的窘迫逼向极致，引发所谓的“崩溃反应”（catastrophicreaction）。在短暂的停顿后，拉马钱德兰决定继续。 “道茨太太，你能用右手摸到我的鼻子吗？” 病人毫无困难地做到了。医生当然清楚对方的偏瘫并不影响右手，他这么说只是为了缓冲揭穿病人谎言时可能招致的情绪。接下来，问题就要和事实对决了。 “你能用左手摸到我的鼻子吗？” 听到这个问题，道茨太太没有恼怒，也没有慌张。事实上，她好像没有反应，左手依然放在那里不动。 “道茨太太，你在摸我的鼻子吗？” “当然。” “你真的看到自己在摸我的鼻子吗？” “是的，我看到了，离你的脸不到一寸。” 病人的视觉毫无问题，她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腿上一直搁着不动的手，但是她却坚持说左手能够活动，对此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道茨太太在用故作镇静的方式延续谎言；二是她可能出现了幻觉，把不能动弹的手臂幻想成了正常肢体。人们之所以认定仅存在这两种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习惯上总把真与假都设定成意识的完全支配物，所以道茨夫人的谎话要么是故意的假，要么是奇异的真。而事实上，这两者可能都不正确。 病觉缺失症（anosognosia）的可能原因：大脑创伤、痴呆、中风。 [Source: Medindia] 缺失症患者在面对拉马钱德兰式的诘问时，比如被要求活动一下其不愿承认的瘫痪肢体，他们的表现非常丰富。除了道茨太太这类如同幻视般的呓语，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寻找托词加以搪塞，诸如“我不太擅长两只手一起运动。”、“我的肩周炎犯了，现在不想活动。”、“我很累，等会再说。”等等。显然，如果把这些人视作同一类病人的话，推脱行为的存在基本就排除了大脑出现幻视的可能，因为推脱本身就在暗示着这些病人在某种层次上完全明白他们的肢体是无法完成那些动作的。既然不是幻视，那他们就是在说假话喽！并非如此。在一些极端案例中会出现身体妄想症（somatoparaphrenia）或者叫否认症的情况。这种病患不仅否认自己的肢体已经瘫痪，甚至否认那些瘫软不动的胳膊或大腿是属于自己的。拉马钱德兰在英国牛津里弗米德（Rivermead）康复中心就遇到过一位女性患者冲他大喊：“这条胳膊放在我床上算怎么回事？”她指的是自己的左臂。当拉马钱德兰询问她这条手臂是谁的，这个女人竟然说是她兄弟的，因为只有她兄弟才会长这么多的汗毛。还有更有趣的案例，一个病人每天晚上都会掉十几次的床。究其原因竟然是这个人把自己的胳膊当成了别人的。为了扔掉这条讨厌的异物，他每次都会滚下病床。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病人不需要为了撒谎而让自己在晚上如此的折腾。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目前对于缺失症和否认症的产生原因大体上有两类解释：一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说，二是神经病学观点。弗洛伊德假说认为人类天然具有多种形式的心理“防卫机制”（DefenseMechanism），这是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基本规则之一。当面对瘫痪这样的重疾可能对未来健康带来的负面预期，心理防卫机制便被激活，它引导着病人做出一系列否认病况的表现以求得安心。神经病学观点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它认为否认症是由前面介绍过的忽略症引起。病人并非在故意撒谎，他们只是在心智中忽略掉了残疾肢体。 这两种解释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心理防卫机制学说无法回答为什么否认症的现象只出现在少数患者身上，正常人同样在进行心理防卫，他们为什么不去掩饰自己的病情。此外，病觉缺失和否认症还有奇特的不对称现象。绝大部分的病例都只出现在左侧身体偏瘫，也就是右脑受损的个体上，而在左半脑受损引发的右侧偏瘫群体中却很少见。如果真是心理防卫在起主导作用，难道只有右半脑才有防卫需求吗？这实在难以服人。不过，这种不对称倒是暗合于半侧忽略症，后者也是仅仅高发于右脑损伤者。但若就此认为注意力忽略即是否认症的成因，那同样也会面临困难。首先，忽略症和否认症往往是独立出现的，有忽略症的人可能没有否认症，反之亦然。而更难以解释的是，当医生指导着病人关注到瘫痪部位时，所谓的忽略已经不存在，但这种情况下病人依然会否认病情。 弗洛伊德和心理防卫机制 [Source: Youtube] 面对解释上的困难，拉马钱德兰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他相信缺失和否认症集中出现在右半脑绝不是巧合，这或许意味着解开谜团的关键就在于人类大脑的左右分工。对此他用一种不精确但很形象的类比加以表述。左半脑非常的固执，像一个不肯纳谏的刚愎君主；右半脑喜欢抬杠，像一个爱提意见的诤臣。为什么这么类比呢？一件事的解释本可以有多种方式，就好比一块石头，可以说它是神的创造，也可以说它是另类的生命，还可以说它是虚无的幻象。所有这些都说的通，都可以定义为一条信念。人类的知识是千万条信念的集合，当这些信念要组装在一个系统时，必要的前提是得相互兼容，总不可能一大堆到处打架的概念却能形成所谓的知识体系，信念的自洽性要求是合理的。然而，每时每刻大量光怪陆离的信息都在涌入大脑，其中必然有许多与既有信念系统相抵触。对此大脑可以选择拒绝接受，但更聪明的做法是保持开放，同时对冲突的信息进行适应性修正，而后再纳入信念系统。这种削足适履的本领就是左半脑日常的运作模式。假如原有系统里的知识本身就是错的，当外界的真实信息到来时一定会与之冲突。为了不让稳定的信念体系遭受冲击，左脑会将正确的信息强制性修改，这必然会造成许多问题。好在右半脑是制衡左脑独裁者的重要角色。它不断的监控环境，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左脑。一旦左半脑的修正抵触了事实，右脑会及时发现并强制左脑的信念体系接纳符合真相的新的信条。人类知识的深化就是在这样的左右互搏中完成的。 了解了这些，就能理解拉马钱德兰给出的否认症的病因假说。当病人的右脑受损，左脑会独掌大权。作为独裁者，它从此可以罔顾事实，任意的进行知识审查与删改。感受不到自身瘫痪的病人，即使能够看到自己无法动弹的事实，由于右脑监察功能的中断，这些信息不再能用来矫正左脑信念维稳时犯下的错误。就这样，大脑为了和过去的认知保持一致，便会自顾自的宣布瘫痪的肢体一如正常。 理论猜测需要实验证明。拉马钱德兰首先打算验证的问题是病觉缺失症患者所陈述的奇特情况，即瘫痪肢体依然可以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内心体验的真实反映。前面已经分析过，这看起来不太像是一般意义上的谎言，但是这个结论需要有力的证明。拉马钱德兰设计的实验使受试者无法通过托词来规避例如“摸我的鼻子”这样的动作指令，同时又能准确而客观的暴露出内心的真实状态。 应用磁共振成像检测撒谎行为 [Source: spectrum.ieee.org] 实验很简单，在一个托盘上对称的放置6个酒杯。如果要用单手举起这个托盘，一定得把手掌放在托盘的中心然后再向上举。因为只有重心通过手掌支撑面，整个托盘才不会倾覆。拉马钱德兰请一些患有中风但没有否认症的病人进行测试，毫无例外他们都能轻松地单手举起托盘。然而，当左侧瘫痪的否认症患者进行测试时，他们却只是用右手托住盘子的右边，似乎以为左边有一只正常的左手在配合，结果当然是盘翻杯倒。即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病人却只会把糟糕的结果归咎于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愿承认是自己的左手不能动。甚至有位妇女连盘子打翻的事实都要继续否认，当被问到刚才是否成功举起了托盘，她的回答是：“我当然做到了！”尽管此时她的大腿上全都是湿的。 这个实验证实了否认症患者的表现不是在掩饰，所以当下文使用“谎言”一词时，它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欺骗。拉马钱德兰觉得有必要对否认行为的具体特性进行更加细致的界定，以便为自己的猜想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值得确认的问题包括：第一，否认的谎言是否仅仅发生在肢体自由运动方面，也就是把不能动的肢体硬说为可以动。第二，谎言是否仅适用于身体偏瘫的左侧；第三，谎言是否仅对瘫痪这一种病征才有效。 否认症患者无法单手举起鸡尾酒盘，这证实其否认体验并非欺骗。 [Source: cloudfront.net] 库珀（Larry Cooper）是一位56岁的否认症病人，拉马钱德兰在病房探视他时，他正盖着干净的被子躺在病床上，双臂好好的放在身体两侧，其中的左臂是不能动的。大约聊了几句后，拉马钱德兰起身离开并故意在十分钟后返回，他看到库珀的双臂还停留在刚才的位置没有移动的迹象，但他却故作惊讶的对库珀说：“你的左臂刚才怎么动了？”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矢口否认或至少带有不确定的说“是吗？我好像没感觉出来，我真的动了吗？”总之，正常人不会毫无怀疑的就迎合医生的说法，但库珀却是这么回答的：“我做了个手势想表达我的想法。”第二天，拉马钱德兰重复了这样的测试。这一回，库珀的回答是：“我的左胳膊疼，所以我要动一下减少疼痛。”此前，很多人都曾设想，命令瘫痪病人挪动肢体时，病患的神经系统会因缺乏肌肉的运动反馈而和大脑下达的指令相冲突，或许正是这种冲突引发了否认反应。可上述实验证明，即使没有冲突，就像躺在病床上的库珀的状态，大脑并未下达命令，反向的谎言还是会发生。可见病患完全是在维持“自身肢体是健全的”这一既定信条，和解决运动信号冲突无关。 第二个实验更具创意，拉马钱德兰绞尽脑汁的设计出了一种能让病人的右肢暂时瘫痪的办法。之所以要找出这么一个怪点子，是为了彻底反驳忽略症引发了否认症这个理论。忽略症患者只会发病忽略掉自己的左侧身体，如果是一名否认症病人的右臂突然瘫痪了，而此时他同样的拒绝承认右胳膊的失能，由于右臂不存在被忽略的问题，这便足以证明否认和忽略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怎么能让一个人好好的右胳膊变瘫呢？总不能给打折吧！拉马钱德兰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魔镜。他请一位71岁的退休教师贝蒂·沃德（BettyWard）参与实验。贝蒂的右手是好的，左手是瘫的。医生请贝蒂坐好，给她正常的右手戴上了一副厚手套，戴手套的目的是为了后面移花接木时不容易被察觉。贝蒂把右手伸进一个纸箱，箱子上方有一个开孔，她可以透过观察孔看到自己戴着手套的手。一开始，箱子里没有安放任何机关。拉马钱德兰只是请贝蒂按照节拍器的节奏晃动右手并询问说：“贝蒂，你能看到自己的手在动吗？”“是的，当然看得到，它完全是在按节拍动。” 就在休息的当口，拉马钱德兰请贝蒂闭上眼睛。在贝蒂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先钻到桌下的助手悄无声息的把一面镜子直立着插入到箱子内部，同时把自己戴着手套的手探到了箱子里。此时的贝蒂透过观察孔看到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手，而是那位助手的手掌在镜子里的映像。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马钱德兰请贝蒂张开双眼并重复刚才的手掌运动。这一次，看到的那只手根本不可能活动，因为拉马钱德兰已经事先嘱咐助手把手掌就悬停在箱子里一动不动。假如是正常人参与这个实验，从右手反馈的运动信号一定会让他迷茫困惑，他或许会站起来说：“这怎么可能，我的手明明在动为什么我看不到？”可是这一切没有发生在贝蒂身上。当拉马钱德兰问她：“贝蒂，您看到了什么？”她的回答是“我看到我的手在上下挥动，就和刚才一样。”贝蒂不可能忽略右手，这次短暂的瘫痪转移表明，大脑在维持信念体系一致性的表现上不分左右。 通过镜箱设计可以使得忽略症患者的正常右手临时性“瘫痪”。 [Source: Frontiers] 那么，否认行为只针对瘫痪病征吗？别的病症会不会也被否认呢？拉马钱德兰请他的病人格雷丝（Grace）做实验，说如果她能系上鞋带就给她糖吃，结果格蕾丝当即反驳说：“医生，你知道我有糖尿病，我不能吃糖。”更多的此类观察表明，在否认的品项方面，否认症病人不会出现所谓“完全否认”的情况，他们也没有相同的否认清单。具体的否认项目或许和大脑受伤的部位有关。如果是右顶叶受损，否认大多局限于和视觉有关联的身体影像方面，但如果伤及右侧额叶，否认的范围就会增加。这意味着，信念系统的维护或许和脑结构有关。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除否认外大脑还会采用另外一种极为精妙的技巧来保持知识体系的一致性，那就是转移。所谓转移就是把大的冲突放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无甚重要的小问题。 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一位叫比尔的恶性脑肿瘤患者，他的肿瘤长得很快并压迫到右侧额叶。神经外科医生决定进行手术，但不幸的是肿瘤已经扩散，医生告诉比尔他大概只有不到一年的存活时间了。如果是一般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纵然不是晴天霹雳，心情也绝对好不到哪去。可奇怪的是，比尔似乎对此不以为意，反过来他却一直要拉马钱德兰注意他脸颊上的一个小水疱。他不断抱怨说其他医生对这个水疱毫不理会，还询问拉马钱德兰能否帮他除去。当拉马钱德兰尝试着把话题转到比尔的脑瘤问题时，比尔却只是重复着“医生有时会误诊的”诸如此类的话以躲避这样的讨论。比尔是一位智商很高的人，理论上他完全懂得恶性脑瘤的后果。他的若无其事可能就是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转移（displacement）现象的临床表现。转移也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大脑在视图通过对水疱这个细节问题的关注把注意力从即将到来的死亡上引开。 上面所说的这些实验都是从病人的表现来推测否认症特性，在没有办法对活体大脑进行监看的情况下，研究者从来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受赐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近代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拉马钱德兰的左脑独裁右脑进谏理论获得了一项更为直接的证据。伦敦女皇广场神经病学医院的多兰（RayDolan）、弗里思（ChrisFrith）等人用拉马钱德兰发明的镜箱完成了一个不复杂但非常漂亮的实验。前文介绍过幻肢痛病人使用镜箱的方法，就是把左边的好手和右侧的幻肢同时伸进箱中，通过中间的镜子让左手像与幻肢重合，当左手挥动时，左手像也就是病人想象中的右幻手就动了起来。由于左手像和左手在物理上一定是同时上下的，所以使用镜箱的人得到的指令也一定得是双手同步运动，否则就会出现不一致，不一致就不可能让幻肢痛病人产生错觉。而多兰团队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不一致，他们不是为了治疗，他们要通过PET扫描来确定大脑的哪个位置负责监控这样的不一致。扫描结果很快锁定了右半脑的一块亮点区域。接下来，多兰他们把镜箱的镜面翻转，让正常的右手成像重合在左手位置，同样也在双手不同步运动的情况下监看大脑活动。按理来说，右手运动归左脑指挥，如果是右手导致的不一致，脑区亮点出现在左半脑才更为合理。可实际上亮起来的还是右脑半球。这个结果让拉马钱德兰兴奋异常，因为它吻合于自己对大脑左右分工的猜想，左半脑维护一致性，右半脑破坏一致性。而实验结果证明，所有不一致的信息果然都在由右脑掌握。 根据拉马钱德兰的理论，当右脑失去监督功能时，左脑为了保证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的一致，会选择压制真相。 [Source: lifechangeseldercare.com ] 至此为止，所有的研究大体都符合于拉马钱德兰对否认症的解释。左半脑是死硬保守派，拒绝维新变法；右半脑是激进改革派，不惧震荡冲击。右半脑受损的病人失去了对左半脑无理维稳的制衡作用，它再也不能连接到否认症患者的心智，提醒他们事实可能不是当前的信念体系所认为的那样。可是，稍等一下，右半脑真的完全失去监察能力了吗？为什么在实验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会让拉马钱德兰觉得隐隐不安呢？在楚门的世界里，楚门发现妻子和一些人时常在对着空气做广告，那是这场大型实景秀策划者的商业需要，但它也成为了楚门发现真相的最初线索。在拉马钱德兰的世界里，这样的线索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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