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党委在《决定》中称：钟扬同志忠诚于党，热爱事业，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坚守报国理想，每年跋山涉水数万公里，盘点青藏高原植物资源，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宝藏。

　   “不希望是真的！”钟扬教授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复旦校园沉浸在哀伤中。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钟扬曾经这样说。

　　30余年从教、16年援藏、10年引种红树……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名字总是和植物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他践行着这样的信念，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9月25日，53岁的他如同一颗种子回归大地，而他留下的千万颗种子终将绽放新生。

　　永远都在援藏的路上

　　2015年，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医。在被救治苏醒后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写下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16年前，钟扬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极”，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很快，西藏成为他科研的沃土，同时更成为他服务和奉献的家园。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３年后，他又申请留任第七批援藏干部。又是3年期满后的2016年，由于西藏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处在紧要关头，大病初愈的他毅然再次申请留任。面对组织上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和担忧，他反复表示没有问题，还自费到医院作了体检，最终凭着体检合格报告和个人反复争取，入选了第八批援藏干部。

　　对钟扬来说，他永远都在援藏的路上。“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急切地想盘清西藏的生物“家底”。在野外考察途中，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还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高原反应……这些，钟扬几乎都经历。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去。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钟大胆”。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在钟扬看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当地生物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支科研“地方队”。16年间，他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长江特聘教授，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并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援藏，不仅是奉献，更是与当地师生一起，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钟扬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找寻良种送给未来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相当部分种子是钟扬提供的。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近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高海拔地区的濒危物种。这些种子相当一部分收入了国家种质库。只要有科研机构有需求，钟扬都会毫不吝啬地赠予。

　　这些珍贵的种子来自于大自然。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直至将现存的3万余棵西藏巨柏登记在册，并对其野生种群一一标记分析。

　　有一种植物名为拟南芥，研究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成为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在钟扬指导下，许敏和赵宁两位学生利用休息时间，每周末都坐公交、爬山路，到海拔4000多米的山区（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探寻，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钟扬说。

　　钟扬又说：“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但因为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些种子，做我们这些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钟扬的植物情缘不仅生长在雪域高原，也盛开在距离相隔4000公里、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临港。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植着一片绿色的树苗，那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高的树苗已经长出地面两米多了。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纬度最高的北半球地区，成功实现人工栽种红树林。对于上海，意味着可能产生更大的奇迹：如果在海边广泛种植红树，50年后，上海将拥有美丽的海滩，成为一座“迷人的海滨城市”。

　    2000年，钟扬到上海执教。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上海的海滨“光秃秃”的呢？钟扬说，尽管位于东海之滨，上海很少被人以“海滨城市”来描绘，“因为上海的海边，没有美丽的沙滩，也没有茂密的红树林。”100多年前，人们将欧洲的悬铃木（法国梧桐）引入上海，一度成为十里洋场街道的象征。钟扬认为，红树也能像法国梧桐一样，在上海生根。

　    8年时间里，红树林遭遇过无数否定和不可抗的天灾。2008年的冬天，罕见的冰雪冷冻灾害席卷整个中国南方，上海1月至2 月的平均温度比往年同期低2℃。钟扬的红树林试验田刚刚经营第一年，就遭遇灭顶之灾。此外，出没的野兔时常啃食这批红树。“第一年栽的时候很痛心，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苗子还被兔子吃了。”

　　钟扬没有放弃。第二年，新种的红树全部活了下来。更惊喜的是，第一年貌似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那些红树尽管叶子都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可是根还在生长。钟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心系国家不知疲倦

　　在一部名为《党员说》的微视频中，钟扬被这样定义：“一名党员，就是甘于成为先锋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钟扬教授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人的誓言。

　　十几年不知多少次进出青藏高原，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山上连续奔波探查，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个子高大的钟扬心脏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钟心跳次数只有44下。他曾说，“我有一种紧迫感，我再给自己十年时间。”如今，一场车祸残忍地夺走了他所有的时间。

　　钟扬曾这样诠释对生命高度的理解，“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雪莲给我的人生启示，它将激励我毕生在青藏高原研究之路上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