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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同洋务运动直接联系的。且不说洋务运动后，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仅仅以中国通商银行中有许多洋务派人物的投资入股，以及其创办人——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与洋务运动的要人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则可见中国通商银行与洋务运动之关系密切。从历史脉络看，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是洋务运动遗留下来的产物，是洋务运动的“遗腹子”。 清政府统治中国经康雍乾盛世后，日趋没落，至嘉道年代内忧外患动摇其统治，内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外有帝国主义入侵。从金融领域来看，19世纪40年代在印度涌现出一批较小的英印合营银行，如呵加刺银行、印度西北银行、西印度银行等等。后由西印度银行改制后的丽如银行于1845年同时在广州和香港设立机构，这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外国银行。后来英国于1865年3月3日，“香港上海银行”（HONGKONG 简言之，当时中国金融的轮廓主要是由从1845年起就侵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和本国的钱庄、票号这三部分组成；从活动的范围来看，主要是这三种从事金融活动的专门机构并存的格局；从金融势力来看，则是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居主导地位，钱庄固然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不象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独立运行，更无从与外国银行在华势相抗衡，甚至于在某些业务方面还不得不仰仗外国银行的鼻息。中国金融的命脉主要被外国银行所主宰。洋务运动中的要人对这三种金融机构的联系和关系是众多的，这是日后洋务运动扶持兴办银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晚清政府创立的这家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比最早进入我国上海的外国银行丽如银行姗姗来迟52年，但这毕竟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谈中国通商银行就不能不提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是晚清政府不甘沉沦而发动的“自强”运动，它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及金融业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统治的需要，晚清政府整体上是支持洋务运动这一唯一能使其不亡的事业的，尽管其中遭遇了顽固派的抨击和围攻，但洋务运动却从未中断（甚至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仍有影响）。自然，洋务派要人虽极受攻击，然却终居要职。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由于外患日渐加深，晚清政府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从扶持近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到兴办银行业，无不体现着加强其统治的用心。 正是在洋务运动中扶持起来的工商企业，或者说官办企业的成长，为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奠定了在资金、人事、管理、外交等方面一定的基础。洋务运动中的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进步思想，在创立近代中国银行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洋务运动的首脑李鸿章提出拟设官办银行的节略是在1885年，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时期。他在叙述了办银行的必要理由、奏请清政府设立银行之后，还附呈了英国人克锡格和密克两人所拟的章程和计划。其后还有美国的米建威与李鸿章合办银行的意图，但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原因，李鸿章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从近代中国银行的创立过程看，银行创始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洋务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的赏识和扶持，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外，还有张之洞、王文韶等。 其中，特别以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李鸿章同近代银行业的先驱关系甚密，洋务运动中的一些要人筹划兴办银行的行动早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已经开始了。马建忠是当时的“海归派”代表，自然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之一，他曾积极参与上述米建威筹设在华的华美银行的计划。在当时，虽然洋务派还不能马上筹建自己的银行，但他们已经有附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活动。马建忠投资到英商大东汇通和中华汇理银行两家银行，并担任前者的上海委员会委员和后者的上海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再看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始人盛宣怀同李鸿章的关系。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其父曾任安徽庐州府知府，而庐州是李鸿章的故乡，所以从父辈起两家就有了交谊。正是由于盛宣怀和李鸿章的世交关系，加上盛宣怀的能力、胆识，因故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李氏的鼎力扶持。1870年盛宣怀在李鸿章处当幕僚，1879年任天津海关道，那时正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洋务运动，盛宣怀就成为其得力的助手并在以后步步高升，由盛宣怀直接管理或接办李氏所经营的企业，如李鸿章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比较重要的企业。1896年盛宣怀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王文韶的保举，担任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而汉阳铁厂同时也归盛宣怀接办，所以盛宣怀在筹设中国通商银行时，已经是集全国轮、路、邮、电、工、矿企业的管理大权于一身的要人了。这些企业对于资金的融通与支持，无疑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众多近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近代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加入的股份，也没有自己立户，而是附在盛宣怀名下的“隐名合伙”，可见李鸿章同盛宣怀关系实非一般之密切。 洋务运动的要人想办银行的迫切心情跃然于纸，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兴办银行的重要性，如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期间曾经强调：“他族视中国强弱者，以学堂、矿务、铁路、银行为根本，船坚炮利犹其次也”。盛宣怀在给清廷的奏议中对开办银行的主要理由是强调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可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总之，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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