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的两面性2018-09-14
今年7月,我加入其他43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行列,共同出资在报纸上做宣传,主张美国应当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下的机构曾经促成“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及现代史上最长的大国间没有战争的时期。是美国的领导力帮助创建了该体系,而且美国的领导力长期以来对它的成功至关重要”。 有些严肃的学者却拒绝签字,他们的理由不仅在于这类公开声明在政治上是徒劳的,还在于他们并不赞同“美国两党对‘自由主义霸权’的恪守和对其所依赖的‘美国领导力’的迷恋”这种说法。批评人士恰如其分地指出,1945年之后的美国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总是十分自由的。为之辩护的人则回应说,尽管这种秩序不完美,但它却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同时让民主得以传播。 这样的辩论不太可能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产生太大影响。他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从今天起,只会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我们将向世界其他国家寻求友谊和善意,但我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解,那就是所有国家都有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过特朗普接着说,“我们并不打算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而是要让它成为一种榜样”。他说的有道理。这种政策可谓“山巅之城”的传统,有着悠久历史。它不是纯粹的孤立主义,而是在追求价值观的过程中避免激进主义。美国的实力被认为是以“感召”为支柱,而不是以“行动”为支柱。例如,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独立日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就表示,美国“不会到国外去寻找怪兽来消灭。她是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只是自己的战士和守卫者”。 但有感召力的软实力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传统,它同时还有干涉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传统。亚当斯的讲话是为了对付一些人的政治压力,他们希望美国代表的希腊爱国者出手干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压迫。 这种传统在20世纪占了上风,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寻求的外交政策是保护民主国家的安全。20世纪中期,约翰·肯尼迪呼吁美国人保护多样性的安全,但他也向越南派出1.7万名美国军事顾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卷入七次战争和军事干涉,2006年入侵伊拉克后,小布什发表了一份与特朗普截然相反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倡自由和全球民主国家共同体。 美国人经常认为自己的国家有特殊性,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形容自己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支持者。有充分的建立在分析基础之上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最大的经济体不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话,这种能让所有人受益的产品就会出现生产不足。这是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来源。 经济规模让美国有别于其他国家,但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杜德尼和波特兰大学的杰弗里·梅瑟这样的分析家却认为,美国被人们广泛认为具有例外性的核心原因,是它浓厚的自由主义特征,以及它围绕政治、经济、社会自由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愿景。 当然,从一开始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有内在的矛盾,奴隶制是被写入美国宪法的,而且美国人对如何通过外交政策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一直存在分歧。在杜德尼和梅瑟看来: “对于某些美国人,特别是最近陶醉于权力与正义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例外论是为侵略其他国家和强迫别国政府开的绿灯,是合法化的理由,是无视国际法和世界公众舆论的万能借口……而对另外的人来说,美国例外论代表着自由国际主义者对和平与自由世界的抱负,要实现这种抱负,不是靠主张美国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影响力,而是靠建立国际法和组织体系,通过减少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来保护国内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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