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禹丨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与边疆问题

拉铁摩尔（O. Lattimore）先生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说道：“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只要了解地理位置各种因素的总和，以及任何历史时代最典型的中国文化所赖以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及比例，了解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可以，至少在广义上，指出中国历史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中心及边缘。”

 

在远古的时代，无论是华夏族群的始祖，还是所谓“戎狄”的祖先，都在中原大地上处于兼营农牧狩猎的原始混合经济状态，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尚未诞生。而伴随着黄河中游适宜的气候和水土条件促成了农业的较快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手工业的进步，使华夏族群发展壮大，开始长期不断地向外扩张。中原广袤的平原地势无疑便利了这种扩张。春秋初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诸侯封国所掌握的，往往只是城邑周围的有限土地。而当秦统一天下之时，中原王朝囊括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地域。正如拉氏所说，“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少数民族从遥远的草原侵略中国的结果，而是汉族对外扩张的结果。汉族的扩张把原来一种比较‘落后的汉族’居民逼走，使他们逐渐转变成一种草原社会。”那些非华夏族群有些逐渐主动或被迫地融入华夏族群，有些则被迫转徙草原，迫于环境放弃固有的农耕生产，逐渐演化为王明珂先生所称的“专化游牧业”，同时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中原王朝的扩土，或以此突破其资源封锁线。

同时，中原王朝的扩张客观上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只有气候、土壤、水利等因素都适合于农耕的地域，才能开展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并有剩余产品供给当地的行政官吏和驻军，这是中原王朝设置郡县，实施行政管理的基础要件。西汉中叶在河西走廊、辽河下游、朝鲜半岛设置郡县，都仰赖于当地适于农业的气候土壤和充沛的水源。相反，尽管汉代、唐初、明初也曾多次北伐蒙古高原，但由于当地气候高寒，瀚海戈壁纵横，不适于农耕，没有定居条件，也无法负担驻守官兵的供给，无法在当地立足。而西域绿洲地带，农业发展规模有限，故中原王朝对当地一般仅是采取军事监护性质的羁縻政策。中原王朝“守在四裔（夷）”的理念，归根到底还是确保中原核心区域的安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征服——这与地理环境的制约是密不可分的。

 

王明珂曾指出，拉铁摩尔也许低估了气候变迁对以上这些“边缘环境”的影响。历史上中原王朝北疆形势的重大变动，背后往往伴随着气候冷暖的微妙改变。近来的研究表明，东汉末年鲜卑人的南迁、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和游牧民族的内侵、以后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的南侵，都伴随着气候由暖转冷的过程。而与之相反，中原王朝一度挺进漠北的西汉中期、唐代前期则均为气候相对温暖的阶段。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应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规律。在气候温暖而湿润的时期，降水增多使北方很多原本不适合农耕之处也具备了良好的开垦条件，气温上升不仅能提高作物成活率，而且使产量增加，农耕地域便会积极向北扩展，中原统治者也会随之加强北疆的军事控制。当地农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卫戍人员的食物供给，从而加强了防御能力。同时，暖湿气候也有利于草原上牧草的生长和牲畜的繁殖，推进了畜牧业的繁荣稳定，满足了游牧民族的生存需要。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游牧民族便主观上不需要，客观上也难以南侵掠夺。而反过来，一旦气候转为干冷，一方面，农耕由于缺少降水和温度而产量锐减甚至难以为继，农耕区向南退缩，戍边的军队也由于缺乏粮草供给而实力削弱（古代运输能力十分有限），原有的边防力量往往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畜牧生产也会因气候原因而大受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充满了危机与不确定”。因而气温下降和降雨量减少对畜牧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气候由暖转冷往往迫使游牧民族向适合于生存的南方大规模迁移，从而导致了古代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南侵。

 

当然，冷暖气候变迁并非必然导致中原王朝北疆形势发生变化，冷暖气候变迁也不是游牧民族南侵的唯一原因。游牧民族南侵往往是政治、经济、军事、气候环境等许多因素互为交织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从地理环境视角出发，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较以往将边疆问题单纯看作剿抚之计的片面观点，无疑是一种进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对中国长城地理的历史研究，需要确切了解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各种不同社会在它们的环境范围中成熟、活动并发展，而且企图控制它的方式。” 研究地理环境与边疆形势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助于把握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对于处理好边疆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加强边疆地区的环境保护，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作者：薛理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