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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鎏金銅鍪。 1978年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122号墓出土。高10.8、口径6.4厘米。
3、铜釜。 2000年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4号墓葬出土。通高32.8、口径44.3厘米。“套头葬”是夜郎地区文化现象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丧葬习俗。人死后，用铜釜、铜鼓或铁釜套于死者头部入土埋葬，这种葬俗在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
4、上图局部放大图——虎。
10、铜洗——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42号墓出土。
12、铜鍪。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7号墓出土。
14、铜釜。赫章可乐墓葬1978年出土。通高21.7、口径36.8、底径26.3厘米。这件铜釜铜釜如果取掉立耳，几乎就是一件铜鼓。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用铜鼓改装成的釜。但仔细研究发现，这不过是形制的刻意模仿而已，它本身并不是铜鼓。
15、菊花图案铜戒指。赫章县可乐墓葬2000年出土。直径2—2.7厘米。
16、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65号墓出土。
18、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41号墓出土。
20、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08号墓出土。
23、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4号墓出土。
25、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3号墓出土。
27、镂空牌形茎首剑。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24号墓出土。
29、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56号墓出土。
31、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96号墓铜戈出土现场。
32、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96号墓出土的铜戈。
33、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17号墓出土。
35、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18号墓出土。
37、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65号墓出土。
39、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7号墓出土。
41、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99号墓出土。
43、铜戈。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50号墓出土。
46、铜柲冒。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4号墓出土。通高5.6、宽5.6厘米。安装于铜戈长木柄顶端的装饰物。
48、铜柲冒。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7号墓出土。
50、铜发钗。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7号墓出土。
52、铜发钗。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50号墓出土。
54、铜发钗。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98号墓出土。
56、铜铃。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4号墓出土。
58、铜铃。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1号墓出土。
60、铜铃。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42号墓出土。
62、铜铃。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10号墓出土。
64、铜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41号墓出土。
66、镶孔雀石铜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65号墓出土。
68、铜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67号墓出土。
70、铜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43号墓出土。
72、铜带钩。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56号墓出土。
74、铜带钩。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69号墓出土。
76、铜带钩。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87号墓出土。
78、铜带钩。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19号墓出土。
80、铜扣饰。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1号墓出土3。
82、铜扣饰。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338号墓出土。
84、铜扣饰。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92号墓出土。
86、“敬事”铜印。贵州毕节赫章可乐遗址第274号墓出土。
赫章可乐遗址
可乐遗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城西约60公里处。文物保护区由15个墓群和一个汉遗址、一个夜郎民族聚落遗址、一个汉代工业遗址组成，面积9.4平方公里。文物保护区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的面积共21.4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包括可乐乡政府机关及可乐村、农场村、大田村、水营村、岔河村等。该地系一山间坝子，属乌江北源的可乐河、麻腮河于坝中交汇向东流去，坝子四周系缓坡丘陵地，其外群山拱卫。海拔在1780～1900米之间。
赫章可乐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进行了九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2000多件，出土了的钱币数万枚、还有大量陶片及石器等。现发掘的古墓仅占全部古墓的10%。为了加强可乐遗址文物保护，赫章县于2003年成立了县文物局、可乐文物管理所和可乐文物执法大队，充实了人员力量，建立了文物保护巡查管理机制，强化保护措施，安装了文物保护区界桩120棵、进场标志碑3座、遗址标志碑3座、古墓群标志碑18座。2011年9月，为了全面深入发掘夜郎文化，推动可乐遗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赫章可乐乡挂牌成立了考古工作站，配备了工作人员、经费和车辆。
根据考古发掘，赫章可乐古代地下遗存，可分为遗址和墓葬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又可分为汉武及土着武两类，即汉民族和夜郎民族。四类遗存在地域上互不交混，泾渭分明。可乐属乌江源头，依河流走势，南北为群山所夹，东西则平缓舒展。所有遗址和墓葬就分布在可乐坝子南北两边的缓坡及小土山上，遗址和墓葬均有汉人和土着人之分。一是汉人遗址。汉人遗址位于两河交汇处的粮管所坡地上，汉代残砖碎瓦俯拾皆是，80年代初还出土过汉代窖藏钱币数万枚。在坡地下半部，可乐粮管所古遗址农民犁土种地，经常拾到残断的刀、剑以及蒺藜、箭簇等，说明这里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汉式建筑，而且还在此发生过激烈的战争。二是土着人遗址。土着人遗址位于可乐坝子北部的柳家沟坡地，1977年下半年曾在此试掘了5×5探方3个，出土大批陶片、石器及少量铜器，出土物均为生产和生活用器，其风格特点与相邻的汉式墓葬出土文物迥异且时代明显早于两汉。这里应是两汉以前夜郎民族留下的生活遗址。三是汉人墓葬。汉人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物等，都与省内其他地区以及邻省汉墓大同小异，所以称它为汉人墓葬。这批墓大部分集中在可乐河北岸的坡地上，少部分集中在紧靠可乐河南岸的锅落包。四是土着人墓葬。土着人墓葬分布在可乐河南岸，其中80％以上集中在祖家老包，排列密集，另有少数在锅落包和罗德成地。土着人墓的规模、形制、葬俗、随葬器物都与汉人墓截然不同，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他们应是当时当地夜郎民族的墓葬。
2000年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浓厚地方民族风格的遗物，极大的丰富了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内涵，同时，对探索夜郎与滇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汉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是探索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不同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夜郎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关系的一批难得的实物资料。其中有20座墓葬，能明确辨认其葬式比较特殊：即将尸体头部套一铜(铁)釜或铜鼓而葬，由于受釜或鼓的保护，虽然躯干及四肢骨无存，而部分头骨和牙齿却保留了下来。
这20座墓中的赫章274号墓用铜釜套头和脚，以铜洗盖面，其中一套头的釜上装饰二只虎，铁戈的铜木必冒上铸有一虎，死者颈部发现一虎的饰物，并出土“敬吏”铜印章一枚，说明该墓主人是一身份显赫的氏族首领，甚至有可能是夜郎国的上层奴隶主贵族。因这种墓仅此一例，因此把这种葬式称为“套头葬”。
根据这批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和初步时代推断，专家组认为此墓地应是战国秦汉时期夜郎民族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其文化性质应属青铜时代，社会性当处于奴隶制阶段。那些空无一物的小墓应是奴隶社会中奴隶的墓葬；随葬品较少者则是平民阶层的墓葬；用铜釜套头、脚或铜洗盖面以及随葬品较多者，则是这一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奴隶主。在此之前，国内考古资料中类似这样的“套头葬”尚无先例。这些墓葬已初步证实夜郎文化的代表遗址位于贵州赫章县可乐乡。
可乐墓葬及遗址的时代、相互关系、文化现象等诸多问题耐人寻味。一是时代。汉人墓葬时代约在西汉中期的昭帝以后至东汉初期；土着人墓葬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大多数为西汉早、中期；土着人遗址的时代约在战国晚期或稍早；汉人遗址的时代，根据出土遗物及残砖汉瓦对照，与汉人墓葬时代相同。二是四类遗存的关系。从时代来看，土着遗址年代最早，遗址未出土任何兵器，石器也都是生产和生活用具。由此判断，此遗址应是可乐土着人早期的生活遗址，它与汉人遗址和墓葬无任何文化上的关系。与可乐河南岸的土着人墓葬比较，遗址的主人尚处于比较落后的历史时期，而土着墓葬则已显示墓主人已进入了铜铁并用的时代。土着人墓与汉人墓在西汉中、晚期有过一段同步时代，这就存在着二者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
两类墓处于同一地区，相近而不混杂，这与当时可乐的建置有密切的关系。三是据文献记载及史学界研究，可乐汉时为汉阳县，据《汉书.地理志上》汉阳县原注：“都尉治，三阁谷，汉水所出，东至鳖入延。”《华阳国志.南中志》汉阳县下注：“有汉水入延江。”延江即今乌江，汉水即今六冲河。可乐区内的可乐河又是六冲河的南源。因为有“汉水(六冲河)所出”，又“有汉水入延江(乌江)”等条件，所以汉时的汉阳都尉治完全有可能就在今天的可乐。都尉是掌管军事的长官，因此这里大量屯兵设防，当属自然，否则如此密集的汉墓和宏大的汉式建筑遗址，又有汉墓出土的大量兵器及遗址出土的大量刀、剑、箭、蒺藜等战争遗物足以说明一切。四是可乐是彝族语“柯洛倮姆”的简称，意为“中央大城”，据此，考古学家推断，可乐是古夜郎西北部的重镇，并很有可能是夜郎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
1958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可乐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文物2400多件，占贵州全省出土文物的70%以上。其“套头葬”将铜釜套头，铜釜或铜铣套脚，这种葬式为夜郎民族所独有，目前除可乐以外全国其它地方尚未发现。
“可乐”彝语是“中心”的意思。据当地彝族文献记载，可乐是夜郎国鼎盛时期的政治中心，考古成果证实了可乐至少是古代夜郎国的重镇，是汉王朝控制西南夷的重要据点，是研究古代夜郎历史和中原文化与土着文化融合过程的重要实例。
赫章可乐是夜郎古国的政治中心。《史记.正义》：“西南夷在蜀之南，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赫章在蜀之南，在
“本夜郎国”的位置。《史记》又说：“夜郎，犍为属国也”。犍为属国只包括西汉所置朱提和汉阳两县，汉阳治所在可乐，理所当然是夜郎。《汉书?地理志》介绍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犍为郡时，在郡下注明“故夜郎国”，在所领的12个县中，只有汉阳实行“都尉治”；在介绍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设的牁牂郡时，只在夜郎县下注明
“故夜郎侯邑”。由此看出，犍为郡是“故夜郎国”，汉阳县是夜郎国的中心，牁牂郡的夜郎县只是“故夜郎侯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现代汉语辞典》都说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说夜郎国是“战国至秦汉时，贵州西北，云南东北及川南与贵州的交接地区”。赫章是贵州的西部，处在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地段，证明夜郎中心在赫章境内。《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益那悲歌》、《夜郎史传》等彝族文献详细记载了夜郎王在可乐的活动，包括都城规模、王宫气势、军队建设、法律条文以及对外战争等都有具体的反映。
赫章可乐是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大约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一条从中原经过可乐通往南亚的古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宽整修，形成了北起成都，经过可乐，连接昆明、大理，直去印度的“五尺道”。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后，“发巴蜀卒治道”，又修通了北起四川宜宾，经过可乐，至云南曲靖的“南夷道”。大约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可乐为八亭中的一亭。
赫章可乐是西汉王朝统治“西南夷”的大本营。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得知“夜郎国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时，就联想要利用夜郎十万精兵“浮船牁牂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向汉武帝作了汇报，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封唐蒙为中郎将。唐蒙率领一万余人，携带大批缯帛，取道符关进入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达成了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的协议，可乐是新设置的犍为郡中的汉阳县，并在此设置都尉治，唐蒙任都尉。公元前126年，西汉王朝为了应付北方匈奴的威胁，暂时放弃对西夷地区的管理，在南夷地区“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此时，都尉治所仍在汉阳，全权负责对两辖地的管理。
赫章可乐是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由于赫章可乐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特殊地位，交通方便，人口聚集，形成了异常丰富赫章夜郎历史文化资源：l958年在深翻土地运动中，在可乐发现夜郎古遗址（古墓群）；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7座汉墓，出土文物300多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轰动；200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在可乐发掘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可乐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可乐考古发掘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再次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经过9次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可乐遗址（古墓群）的情况：一是分布面积大。可乐遗址（古墓群）涉及4个村，14村民组，幅员9。4方公里，约有古墓上万座。二是出土文物数量多、品位高。共出土各级、各类文物
2400多件，占贵州省全部夜郎文物总数的60％以上。三是墓葬高密集中。考古人员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平均不到4平方米就有一座，且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贵州考古罕见。四是延续时代之长。从新春秋、战国、秦汉都有大量文物出现。五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
，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文化，以及秦汉时期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六是葬式独特。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套头葬”，这种葬式将铜釜套头，铜釜或铜洗套脚，为夜郎民族所，目前在全国尚无第二。由于可乐遗址（古墓群）具有这些特点，被誉为“贵州考古的圣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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