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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分裂相处的十二招
6. 重演或预演创伤情境 如果你到精神疗养院去，你会看到患者在和不存在的人对话，在他们的一人对谈中，有时还显得很有活力。由于他们和不存在的人对话，所以一般总认定他们一定是听到有人对他们说话，才加以回答。虽然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但许多时候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非常敏感，情感很容易受伤。羞辱、敌意的批评和其他心理上的攻击，都为我们带来很深的伤害，留下的伤害也比一般人更严重。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敏感，所以我们很自然的需要保护自己，使自己未来遇到攻击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我们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在脑海中不断重演我们受伤的情境，试着发展某种反应策略，以便碰上类似的情况时，我们不会在严重受伤。于是我们在心里面对自己说：“当时我应该要说……”或者是：“我早该告诉那个家伙我和他一样好”。我们在心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或者预演那个场面，演练的时候，常常会发出声音喃喃自语，似乎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迫使我们这么做。 多年以前，我太太对我的之中行为觉得不堪其扰，于是，我们约定，我只有在清晨淋浴或者是修理草坪的时候，才可以做这类行为。割草机的马达声，往往能盖掉我喃喃自语的声音。 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了解到，我们很容易会自言自语，而这种行为常会让正常人感到烦恼；我建议精神分裂症的伙伴们，当我们有需要做这件事时，和我们需要做其他不受社交礼貌欢迎的举动时一样，我们最好赶紧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一个人退到洗手间或者其他可以只有我们一个人的地方，重演或预演到我们可以顺利的从自己的社交系统中表达出来时为止。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时常发现自己在社交场合时，会以温和的语调一个人喃喃自语，此时我最感激那些知道我有精神分裂症障碍的人，我想他们因此会预期我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一个人自言自语，也就比较不会感到困扰了。 7. 情绪反应 情绪反应是伦敦精神医学学会的乔治·布朗和他的同僚率先于一九五零年度所提出的概念（Brown·Carstairs，&Topping，1958）。布朗以被要求出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做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的家庭互动因素和其病情复发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和情绪反应强烈的家人相处的病人，比那些和较少敌意或者是情绪反应较缓和的家人相处的患者，要更容易发病。研究更进一步发现，情绪反应和病情复发的关联性，不受病人出院时症状的轻重程度影响。 根据与崁不威这个地方的家属会谈的结果，高情绪反应者是依照下面三种表现来定义的（Brown&Rutter，1966）： 1. 以憎厌、反对、不喜欢等这种严苛语调，像是代表批评意味的音调、频率、节奏或强度的声音来谈话。 2. 以敌意的语调做人身攻击。 3. 情绪上过度反应、不断的过度忧心一些小事情、过度保护的态度、干涉的行为。 上述各项都会增加患者再发病的概率，无法接受这些正是精神错乱的一部分，我们有精神错乱问题的人，必须要了解，我们面对前述态度是很脆弱的。时常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接触的人，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患者对批评、敌意和高度情绪反应，特别的敏感。 就像是戒酒无名会成员一样，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要尽量避开那些会让我们情绪过度反应的人、事、时、地、物。不过，当然了，这些很难全部躲得掉，当我们处在可能碰上敌意批判的情境时，我建议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和别人沟通我们有这方面障碍的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几年前，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皮夹里，每当找发现别人对我的批评不公正的时候，我就会把卡片递给那个正在批评我的人看。卡片上写着： “不好意思！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精神方面问题的患者，当我被严厉指责、蔑视、侮辱或遭到其他的压制时，很容易就会引发出情绪上的病症，能否请您用另外一种不会刺激到我的方法，重新把您的看法再说一次。谢谢您的体贴。” 虽然我不常亮出这种卡片，但我发现，当我随身带着这个卡片时，心理感到笃定得多。 8. 压力和刺激 不久前，三名我们医院的病人，成为地方上探讨精神疾病的新闻节目的访问焦点，他们三个人在节目中都表现得很好，但很不幸的，在上完节目的三个星期内，这三名病人都因为发病而再度住院。我自己在常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或者是研讨会结束不久后崩溃；我同时也发现，即使是逛一趟购物中心，也会因为有太多的刺激，而让我觉得备受压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了解，兴奋刺激的环境就和挫折压力的环境一样，都会让他们受到过度刺激，我们需要发展一些技巧，来限制过度刺激对我们的身心影响。我发现，当我察觉到自己处在过度刺激的状态下时，如果能够很礼貌的告退，离开这个环境，会很有帮助。如果是在研讨会场，我可以退到自己的房间，若是在购物中心，我会退到一个刺激度少一点的地方。 我发现，如果提前知道自己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要处在有高度压力或刺激的环境，那么预先增加我所服用药物的剂量，会有帮助。 出席一些参加者可能会有刺激对话的会议时，我发现，如果能够从参加者围坐的地方离开，坐到离语言交锋处远一点的地方，会很有帮助。在讨论重要议题的会议中，离开常会发生的讨论战场火线，心理的负担会小得多。 9. 音乐和嗜好 因为我们精神错乱的原因，就是理性思维的能力受损，所以我们若能从事不需要用到逻辑思考能力的活动，会有益处；音乐、艺术和诗歌创作，都是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可以尽力表现的领域。因此，我鼓励精神分裂症的障碍者，能够多以这些形式来做沟通表达。 提姆·伍德曼（Tim Woodman 1987）现身说法，“真正有帮助的是艺术治疗。我从绘画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它在某方面似乎回应了我说不出来的、对自我统整的渴望。” 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发现花一段时间跳舞，非常具有治疗性。这是一种以非理性方式表达自我，帮助自己从不断累积的压力中脱离的方法。通常这类的音乐或艺术表达，所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受别人赞扬，但是，我们表达自我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治疗效果的。这种活动有一个说法，叫做“柴房活动（woodshedding）”（J.S.Strauss，自我沟通（personal communication），December 17,1990），名称取自爵士乐，讲的是音乐家原离人群到柴房去，实验各种不同的声音，直到声音一众人会喜爱的形式出现。对于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不管是用艺术、音乐、或诗的创作来从事柴房活动，都可以动态的为我们自己建立一座回归正常世界的桥梁。 不久之前我的一名时常在写诗的女病人，写了一首我觉得对于心理卫生工作者极有启发的诗，诗的内容是： “请做我的导师 而不是传教者， 在我学习的时候， 请给我回转的空间。” 10. 羞耻和歧视 传统上，我们这些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社会所拒绝并被安置在与世隔绝的收容场所里。像是“错乱”、“疯狂”、“神经病”这类字眼所形容的东西，都表示是正常人认为毫不重要、可以马上丢掉的东西。就在三十年以前，我们这些被断定为疯了的人，仍然遭受隔离命运，不能够回到社会上，所以，在我们开始回到社区的时候，我们无法收到一般人欢迎。如同我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Frese，1993 b）所说的，电影经常把精神病患描绘成怪物。而当我们中间有某个人，杀了人或者是以什么奇怪的方式犯罪的时候，媒体总是把焦点都放在犯案者罹患精神疾病这件事上面。 一般人可以公开地、甚至是轻松地表示自己患有癌症或心脏病的同时，精神分裂症的话题，却总是带来恐惧或嘲弄的情绪反应。正常人一想到，和严重精神病患者比邻而居、或者是一起上学、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总感到惴惴不安，我们常吓着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最近全美精神健康消费者协会（National Mental Health Consumer’s Association），提出六项全国性的议题，其中一项议题就是歧视，其主张如下所述：“歧视，虐待，排斥，污名化或其他的社会偏见，都应该要找出来，并且在任何机会中予以强烈的驳斥。”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全美污名清除大队（National Stigma Clearinghouse）”（地址为：260 Washington Ave.，Albany，NY 12210，USA），积极的监督并挑战媒体对精障者的刻板报道。 对我们这些重回社会并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的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我们面对挑战，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一起来改变那个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变态的正常社会”对我们的观感。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障碍特质，我们有责任尽量的和别人分享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这样恐惧就会减少，了解与接纳就会增加。要对抗大众对精神疾病负面印象的好方法，当然就是宣传精神疾病患者的正面形象。麦克·杰夫（Mike Jaffe，1993）和他的家人，就为我们人家提供很杰出的服务，他们印制并到处张贴海报，告诉大家：“精神疾病患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上面列举实际的例子，包括作曲家罗伯·舒曼（Robert Schumann）、舞蹈家拿斯洛夫·尼金斯基（Vaslov Nijinski）、剧作家由金·欧尼尔（Eugene O’Neill），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有高成就同时承受精神疾病的名人。 当然咯，提到反歧视议题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提“美国残障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这部近年通过的法律，在诸如平等工作机会的确保上，跨出了一大步，建立了过去二十几年来的法律保障。 许多活跃的消费者/博生者都指出，伴随着严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标签，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比疾病本身更让事情恶化。 11. 康复和自我现身 自从我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公开、甚至于是公诸于世之后，我获得媒体广泛的关注，其中一种结果是，有许多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纷纷和我连系，其中不乏专业领域的人士，他们都不曾公开病情，他们把这种事告诉别人，特别是他们工作上的老板，是不是明智之举。前不久，我想出一个接触像是上司之类的人的对策。 病友员工先是拿一篇有关我个人或者是其他康复病人的文章，给老板看，如果老板的反应是正面的，像是表示：“这个人一定很有勇气，而且他一定很贡献”，那么，你就知道，告诉他你自己的背景可能是安全的。 相反的，如果老板看了文章之后的反应是，“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和这种阿答的人一起工作”，那么，你就得小心一点了。有趣的是，试过之中策略的患者，两种反应都遇到过。那些获得正面回应的人，多半会进而公开自己是也是康复病人的背景。通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大解脱，因为背负着“羞耻的”秘密，是很累人的。当我们消费者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在会议上或者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都常听到那些还未现身的人，大叹类似：“我对于躲躲藏藏感到厌倦极了”的苦水。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许多人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公开他们的过去比较好。美国残障者法案提供保护，在你公开障碍之后仍遭受歧视对待时，可以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决定不承认自己生病，那么你怎么解释自己住院的那段时间？如果你事实上没有就业，如何去回答别人问你靠什么过活的问题？许多精神疾病患者都觉得很难处理这类问题。 我建议，你可以回答说，你是一位作家、艺术家、或者（精神心理健康）顾问，或者是自由骑士等，随着你消磨时间的主要方法来回复。这些答案都不算是说谎，这些工作不需要有固定的雇主或者是工作地点，有很广的解释空间。 不管你决定要或不要公开现身，都是一个自我的抉择。如果你年级已长，有一个好的职业，特别如果是在精神心理卫生领域工作，那么公开你自己的患病背景，可能相对安全些。当然了越接近你退休的时候，时机越好，如果你还年轻，职业生涯才刚起步，那么该要公开到什么地步，你最好多做三思。你一定要记得，一旦你告诉别人自己的情况，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一旦你公开现身之后，你将会遇到侮辱、阴险等，如果你决定站出来，最好先准备好，将来要花力气教育我们那些“病态的正常（chronically normal）”朋友们。 12. 支援网络/消费者团体/自助 每当我出院后，我总是知道会有一些和我一样，接受过住院治疗的人，现在已经回到社区中。但是没有机会认识这些人，每件事都被藏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遇到有着类似经验的人。所以，做一个康复的精神病人，是一种非常孤独的遭遇。和我一样，有太多出院的病人，大半份的时间，只是一个人孤单的在看电视，或者是对着墙发呆。 很幸运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改变，十几年前，全美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Ⅲ；NAMI）成立了，现在几乎每个州和大城市，乃至于一些小城市，都有一些精神疾病亲友的定期聚会。这个团体，大部分都同时鼓励着精神疾病患者本身，以及他们的家属。NAMI里面有一个康复之友所组成的消费者会议（Consumer Council），这些团体里面的成员们，在NAMI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本文撰写的时候，病友们在NAMI的理事会里占有三席。 和NAMI这个组织一样活跃的，还有两个独立的全国性消费者团体，他们在建立病友网路以及鼓励康复病友上，同样的用心。精神疾病搏生者全国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sychiatric Survivors；NAPS），极力为保护精障者权利而奔走，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治疗，有一些康复的病友，对强制治疗非常感冒。NAPS的联络地址是：P.O.Box 618，Sioux Falls，SD 57101，USA。 第三个康复之友时常参加，时常讨论公共政策的全国性组织，是全美精神心理健康消费者协会（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Consumers’ Association；NMHCA）。这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传统上它对于强制治疗这个议题，并没有一定的正式立场。NMHCA的总部设在：4401-A Connecticut Ave. NW,Suite 308，Washington D.C. 20008，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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