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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洋枪队基本上镇压了东进的太平军，南京的太平天国败相显现，江南的局势暂时出现一派升平景象。1862年4月29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就到处张贴告示，宣布法租界已成立了一个“大法国筹防公局”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实际上单方面宣布退出由英、美、法三租界建立的“工部局”。以后，法国人不断向英国人和美国人解释：他们当初参加工部局未得到法国外交部的批准，法国外交部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只得退出。不久，这个“筹防局”就改名“公董局”，法文名Municipalté Francaise，与英文的“工部局”是同样的意义。开始，这个机构也往往被叫做“法租界工部局”，后来为示区分，中文名就叫做“公董局”。  法租界公董局大楼 “董”的本义是监督、督察，现在的许多企业、商业、文化机构中设“董事会”，就是这种单位中的监督、督察机构，有权任命、撤换负责具体事务的经理或总理，所谓“公董局”当然就是由多人组成，共同负责的“董事会”机构。不过，事实上上海法租界实际掌控在法国领事手中，法国领事有权任命和撤换公董局的董事和总董。法租界建立自己的公董局后就得筹划建公董局的大楼。法国人梅明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有较详细地描述。 福建的泉州、漳州素以海上航运、贸易著称，清康熙朝开放海禁后，泉州、漳州的商人随海船进入上海，并成为实力雄厚、势力强大的“客帮”。早在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泉州、漳州商人就在上海“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供奉天上圣母（即天后，闽南一带又称‘妈祖’）神位，春秋祭祀，以展敬诚”；1845年，泉漳会馆又在上海县城北郊设了一个分部，这里就被叫做“泉漳别业”。当然，这里也成了福建人集中的区域。当1849年法租界建立后，这个泉漳别业就被划进了法租界。我们知道，1853年上海爆发的小刀会起义就是以福建泉州、漳州的小刀会和广东的三合会为主的帮会起义。当小刀会被镇压后，法国人不断向上海道报告，法租界泉漳别业的福建人仍在闹事，租界的警力奈何不了他们，建议上海道驱散泉漳别业的福建人，以避免再次发生小刀会起义。上海道相信了，并下令驱散法租界的福建人，于是这个泉漳别业只得搬迁到“里滩”，就是今天打浦桥路近黄浦江边的“南园公园”一带。而泉漳别业的地块就被法租界征用，清《同治上海县志》中记录了此事，法国史学家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中讲： 相反，福建会馆（即泉漳别业，译者不知该机构的原中文名，直译作“福建会馆”）的公墓倒是搬掉了，董事会对此很满意。建造公董局大楼就是买的福建会馆的一部分地皮。 该书对建造公董局大楼的过程有较详细的描述： 首先当然是着手建造公董局大楼的事情。大楼由一位英国建筑师克内威特设计，中国承包商魏荣昌（译音）提出造价为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二两；后来商定为三万九千两。董事会提供门窗的铁饰品、铁栅栏，并把搁在这块地上的方石也给了承包商。建造工程应在十五个月中全部完竣，否则，承包商要被迫付赔偿费，延迟一个月付二百五十两；如果提前完成，则应付给承包商奖金，每提前一个月也付二百五十两。供巡捕房用的房屋必须在十个月后交付使用。 工程在1863年7月开始，并在规定期限内完竣。从1864年8月10日起，董事会看到房屋即将完成，认为可以让总办和总巡的办公室和住房陆续搬进去；在25日的会议上，董事会决定下次会议可以在公董局大楼召开。到1865年1月初，房屋的内部布置也完全结束了。屋内的全部陈设，甚至镶木地板都是通过雷米在法国订购的，价值五万法郎左右。至于建筑费用，分期付给承包商，到1865年1月，尾欠只剩四千两了。 虽然董事会对终于住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感到满意，但是对房子的质量是远远不能满意的。公董局工程师迪普雷在1865年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说，房屋所有木材的质量不合规格，稍受压力，窗台和壁面就会出现龟裂；两侧房屋的建筑极不牢固。报告最后说，这种房屋不能接受，应尽快进行全面修理，“因为房屋质量低劣，会造成损害”。 1865年3月，即建筑工程结束后几个月，就开始对公董局大楼进行第一次维修，至今已六十多年，却还在使用。这幢旧房子，有人多次认为不能用了，现在竟依仍屹立多年。 1864年距上海开埠只有20年，相关文献的记载，当时还没有像样的西方建筑师进入上海，所以这位叫内威特的建筑师是一位怎么样的建筑师也不清楚，而习惯于建造中国民宅的泥水匠又是以什么方式来造这幢外国人设计的外国房子就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幢房子刚造好就出现了开裂，以后只得不停地维修，才使它使用了60余年而不倒。 这是一幢两层砖石混合结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以中间的大门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地下设有防潮层，有马蹄状的扶梯从两侧通往大门，中轴线的楼顶设计为穹顶，在二层顶上与穹顶之间设计为三角形的门楣，就在这个三角形门楣的中间安装了一只自鸣钟，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钟上的指针，听到报时的钟声，于是这幢大楼就被上海人叫做“大自鸣钟大楼”，附近一带也被叫做“大自鸣钟”。早在法租界建立之前，1803年（清嘉庆八年），旅沪宁波人也在县城北郊建了同乡机构——四明公所。四明公所在法租界建立前已建立，并已编入官图，例不征税，同时，公所建立的义冢也在这里。1874年和1898年，法租界以征地筑路和坟地影响租界卫生为由，两次冲击四明公所，造成两次“四明公所血案”。于是旅沪宁波人无数次到“大自鸣钟大楼”前集会抗议，“大自鸣钟”和“大自鸣钟大楼”经常见于报端，成为上海知名度很高的地名，只是1934年该楼拆了，楼上的大自鸣钟也不见了，而沪西的“小沙渡”（今西康路长寿路口）又出现了一个装有大自鸣钟的塔楼，那里也被叫做“大自鸣钟”，于是原来的“大自鸣钟”地名才在上海人的记忆中渐渐淡去。  法租界公董局大楼上的自鸣钟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在大楼的正门，扶梯之间有一尊外国人立像，这是“卜罗德铜像”。卜罗德（Admiral Auguste Léopold Protet，1808-1862）是法国海军少将，任法国远征军司令，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驻守上海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在奉贤南桥被太平军击毙，法国人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决定为他立铜人像，1870年铸好的铜像从法国运到上海时，由于卜罗德是军人，把他的像放在何处又成了问题。 最初，董事会想把这座雕像放在领事馆的花园里，但领事借口说花园是外交部的财产，他不能擅自作主而拒绝了。后来，大家又决定放在法租界外滩的洋泾浜入口处，最后才确定放在公董局大楼的院子里。  《点石斋画报》绘“追颂前功”，法国舰队将士在卜罗德像前悼念 12月10日，在公董局大楼的院子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典礼，这说明，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做着重大而正当的、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是海军上将卜罗德雕像的揭幕典礼，雕像是雕塑家巴雷创作的；底座上刻着简单的题词：“纪念1855年至1862年间在中国土地上遭到叛乱分子的杀害而英勇牺牲的卜罗德上将以及军官、水兵和士兵们。” 当卜罗德铜像立在公董局的大院里后，公董局东侧的一条小路也被叫“卜罗德路”（Rue Protet）。可能这里集中了几家当铺，其更常见的路名却叫做“典当街”，1943年改名为“金门街”，后又改称“金门路”。 1864年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建成后，法租界的中央巡捕房也设在这幢大楼里。1914年后，中央巡捕房随公董局警务处迁至薛华立路今建国西路22-26号），原中央巡捕房址改为“老北门捕房”，又称之“麦兰捕房”（Poste Mallet New French Police Station，法文名Poste de Police Mallet），这麦兰（F. Mallet）是一位法国人，关于他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长期任职法租界巡捕房，1906-1913年任法租界巡捕房总巡，1909年上海环球社出版《图画日报》的“上海之建筑”栏中绘有“法工部局巡捕房”一图，作者提到当时法租界主要官员的名单，提到巡捕房“总巡毛来戴君”，这个“毛来戴”应该就是F. Mallet，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于1906年10月条中有这样的记录： 是月。孙中山从西贡乘法兵轮返日本，途经上海，委托法国总巡麦兰邀请柳亚子、黄炎培会谈反清革命。柳亚子偕陈陶遗、高旭等人，乘坐小划子至吴淞口外“大乐”轮船上会见孙中山。黄炎培不知内中情形，未敢前往，次日访麦兰，得知是孙中山召见，后悔“错过了机会”。 这是一次秘密会见，而孙中山又托麦兰去办理此事，显然，麦兰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不错，而且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当然，公董局将一个捕房以他的名字命名，也说明公董局对他的信任和尊敬。 那幢建于1864年的公董局大楼实在是太破旧了，而法租界经过几次的扩张，1914年它的西界已经延伸到华山路，南界延伸到肇嘉浜，租界面积已超过10平方公里，当然，公董局和巡捕房的机构也日益庞大，编制不断增加，原大楼早已不敷使用，于是，1928年公董局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75号）重造新办公楼（设计单位未详，可能是法商赖安工程师行），两层砖木结构，占地面积6 307平方米，建筑面积7 800平方米，坐南朝北，正门临霞飞路。 除近地面处的勒脚、窗口、主入口的女儿墙使用仿石样式外，墙体和四坡顶全部使用机制红砖、红瓦；平面规整对称，两端及中部略向南北两侧外凸。在临今马当路、兴安路、淡水路处建有副楼，整个建筑平面呈“回”字形，中间为操场或停车场，1929年公董局及下属机构大部分迁新局址。  法租界的新公董局大楼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租界收回，公董局遣散，该局址为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接管，社会局、教育局、地政局、财政局等局机构设在该楼内。从1947年到上海解放前夕，以教师为主的“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多次在这里集会，舞女们的反对取缔舞女、舞厅的运动也在这里发生，使该楼的名气更响。1958年起为比乐中学校址。在上海地铁1号线建设中，该处被规划建成黄陂南路站，该建筑已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遂对该楼修缮，并与相邻的“中环广场”、“瑞安广场”等新的高层建筑，以及地铁车站精心设计和施工，成为对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以及旧建筑与新建筑关系处理比较成功的例子。 公董局迁霞飞路新址后，旧址全部由麦兰捕房使用，遂将旧建筑拆除重建，并于1934年破土动工，1936年正式交付使用。法商赖安工程师行（Leonord-Veysseyre-Kruze）的法籍建筑师赖安（A. Leonord）设计，占地面积1 230平方米，10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近现代主义风格。大楼坐北朝南，以中间的大门为中轴线，两侧对称。一、二层略向外凸，开方形门，有踏步导入，三层以上略后退，以钢筋水泥浇成的簇柱，使建筑整体为竖线条，每层的房间使用红砖墙，色彩对比强烈，中轴线为10层，两侧为8层。旧址后长期为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局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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