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2005年发行的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和首日封。资料图 陈夏红 1827年之后，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有过一段并不长的法官生涯。他的这段经历，常常使我着迷。但囿于文献所限，我对托克维尔的法官生涯所知甚少，只能通过有限的中文译述，寻找其一鳞半爪。 对于托克维尔的法官生涯，代表性的评价是负面、消极的。比如英国作家拉里·西登托普所写《托克维尔传》中便这样写到，“他先是学法律，1827年之后，又做了凡尔赛的助理法官。但法律生涯带给他更多的是挫折而非成功，因为他觉得法律学习过于枯燥，而公开讲演的才能又无法使他在法官职位上继续升迁”。但西登托普的整本书，对托克维尔的智力探险更感兴趣，因此在法官这段经历上语焉不详。 倒是另外一本书，为探索托克维尔的法官生涯提供了更多线索。这本书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休·布罗根所写《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根据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托克维尔法官生涯的大致轨迹。 1827年6月，时年21岁的托克维尔刚刚结束法律学生生涯。正巧在那个节骨眼上，他的父亲埃尔韦伯爵出任法国塞纳-瓦兹省的省长。他父亲决定安排托克维尔在凡尔赛法院做见习法官。当然，在当时法兰西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反对让托克维尔在他父亲主政的辖区凡尔赛出任治安法官；托克维尔本人尚在迷茫寻路的阶段，自然也乐见其成。 托克维尔履新后，对这份工作充满想象。当然，如同其他刚刚踏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托克维尔既满怀希望，也略有失望。在给一位朋友爱德华的信中，托克维尔指出，法官生活并非其16岁时想象的生活，但同事热情友好，工作虽然无聊甚至令人厌恶，却也充满挑战，整体来说差强人意。 在另一封给好友凯尔戈莱的信中，托克维尔更为详细地分享其所思所想： 在此之前，我认为自己相当精于法律，但是我实在是自欺欺人。对于法律，我就像那些刚离开学校的人对于科学一样。我脑中充满了不成形的材料，仅此而已。当我要运用它时，我迷失了，而我的不足让自己很失望；到目前为止，我是我们这些人中最低能的一个，虽然与别人无二的虚荣心悄声说，如果我工作得跟别人那么久，我将会跟他们一样优秀，但我仍然感到崩溃。通常说来，如我每天所想，我渴望出类拔萃，所以生活的极为痛苦……我发现要习惯在公共场合发言很困难：我寻思言辞，将自己的论述切割得过于简短。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理由不足但讲得很好；这让我处于不可遏制的愤怒之中。似乎在我看来，我比他们优越，但当我想要做成某事时，我知道自己不如他们。 从上面的信函不难看出，托克维尔想要作为、急于作为，但在实际上，作为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托克维尔的表现恰恰并不出类拔萃，反而可以说十分挣扎，他深深地沮丧，也跃然纸上。而且如果考虑到托克维尔作为见习法官，没有薪水，连房租、裁缝等账单都要父亲代付，可见其狼狈不堪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人在托克维尔的法官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人就是古斯塔夫·德·博蒙。博蒙比托克维尔只大三岁，从1824年开始从事法律职业，曾任上奥布河畔巴尔的代理检察长，1826年时来到凡尔赛，担任同一职务，被视为检察官中的后起之秀。1827年托克维尔入职以后，博蒙是托克维尔的顶头上司；但博蒙并不颐指气使，反而同等分配工作量，自然赢得托克维尔的尊敬，博蒙后来成为他无话不谈的朋友，两人交往终生。 1828年1月，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伯爵去职回巴黎，离开凡尔赛。这反倒成为增进托克维尔与博蒙友谊的契机。他们一道住在凡尔赛城内的安茹街66号。生活当然很自在，但托克维尔不得不每月及时把房租账单寄给他的父亲。 博蒙对托克维尔总是赞赏有加。比如在博蒙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评价托克维尔：“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有几次作为公诉人出现在凡尔赛的巡回法院，他严肃的话语、认真的思维转换、成熟的判断和出色的学识，立刻让他脱颖而出。他没有大胜过群众，但从未败给过精英；没有人怀疑他有辉煌的未来，不止一位巡回法院的院长预测他命运亨通。” 业务方面，托克维尔应该不至于像他自己说得那样一无是处。按照布罗根所写的《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中提供的信息，在凡尔赛的这段时间里，托克维尔专注于阅读并整理案例，先后准备了60多个案例报告。布罗根评价道，“任何有能力的学者都能从这种技术训练中受益。他学会了如何弄清并应用法律，而不是满足于浅显的研究：最终，他遗憾于只完成了一份五千字的报告……”意外中止的原因，则是托克维尔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 但无论如何，这份半途而废的工作，依旧让托克维尔有极其强烈的收获感，至少他意识到大法官的弱点：敷衍当事人、拿当事人寻开心，在辩方律师发言时耸肩，甚至在诉讼程序尾声检察官宣读指控时朝检察官含笑赞成等。 而且，托克维尔接触的这些案例，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关，多是关于其流亡者或者家人因为大革命期间损失财产的赔偿所引发的诉讼。枪炮作响法无声，用法律手段处理革命时代的问题，本来就异常艰难。托克维尔尽管内心十分同情这些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顶级律师，都无法消解大革命之后30多年的历史：大革命是每个人不得不去适应的事实，其影响在相关案例中可能会减轻，但绝不会消失。 到后来，托克维尔实际上也越来越适应法官职业，表现应该说十分优秀，自我评价也稍见起色。前引致凯尔戈莱的信中继续写到： 我并不感到厌倦；你无法想象认真思考一个法律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最终，这项工作迫使我认为它是有趣的。因此，法律虽然在理论上让我厌倦，但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我竭尽所能，以找出答案或办法；我感到头脑活跃，各方面都在提高，结果我由衷地感到恋爱般的幸福……总地来说，亲爱的朋友，我开始觉得自己将会懂得并欣赏本职工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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