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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的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这里素有“稼渔之区，鱼米之乡”的美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写道，江南“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又说“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锏，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吴地人就已经吃着米饭，喝着鱼汤，过上“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的富足生活了。但司马迁的记载，不能说明吴地稻作的起源，因为传说中，早在炎帝时代，神农氏就已经“以火德王，教人熟食”“始制耒耜，教民务农”，教民种植五谷，重视农耕。从那时起吴地就已经有了稻谷。水稻种植究竟始于何时？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通过草鞋山遗址的发掘才得到初步的论定。 吴波 一 1972-1973年间，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化馆曾对唯亭草鞋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马家浜文化层中的红烧土块上发现了几个十分清晰的稻谷印痕，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随后又在清理旁边的灰坑时，淘洗出不少碳化了的稻谷。经碳十四测定，这些稻谷已距今6000多年。这比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又早了1000多年。这些碳化稻谷标本，现藏于吴中区文管会。这些黑乎乎的稻谷，起先没有引起我的珍视，后来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态度。 1981年5月，拍摄大型纪录片《话说长江》，要拍一组反映长江下游农业历史情况的片子。摄制组来到无锡后，听说吴县文管会保存着6000多年前的稻谷。就通知县委办公室，要我们带着标本，到拍摄地去。办公室派车将陆永文主任和我载去无锡锡惠饭店——拍摄组的驻地。当我将捧着前去的稻谷展示在大家面前时，摄制组里的日本专家立即跪倒在我面前，连连磕头，就像见了老祖宗似的，脸上表露出十分真诚、崇敬、惊异的表情。陆主任上前搀扶，日本朋友还不肯起身。当我们将江苏农科院专家许济川先生所作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稻谷标本鉴定报告》和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出具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展示在摄制组面前时，这位日本朋友伸出大拇指连称“中国了不起！中国了不起！”因为日本专家知道，日本的水稻，是由我国传播过去的，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最多也就2000年，而中国的水稻种植已有6000多年历史了。 日本朋友飞快地做着记录，对着稻谷和《报告》拍了许多照片。日本学者对这些碳化稻谷像神一样的敬畏，甚至磕头、下跪，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肤浅。 那一期的《话说长江》，拍摄了实物，加上主持人陈铎风趣、沉稳的解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引起了轰动…… 二 事隔十年之后的1991年，日本宫崎大学农学部提出要将草鞋山遗址作为中日合作研究古稻田的地点，借以弄清当年种植水稻的许多问题。1992年至1995年，由南京博物院主持，江苏农科院、日本宫崎大学、苏州博物馆、吴中区文管会参加的考古队，在草鞋山进行了四期发掘，前后历时4年，发掘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在粘土地带，复原了马家浜文化期，也就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水稻田遗迹，在中国水稻田考古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资料。 更新世末期，由于玉木冰期的影响，海平面下降，中国东部海平面达到最低值（-150米左右）。而进入全新世冰后期，气温开始回升，海平面也随之上升，在距今7000年至6500年，海浸达到最大范围，海平面约与现代海平面相当。同时由于长江入海口与钱塘江入海口形成的“砂嘴”逐步合拢，使太湖地区呈现出以河塘、沼泽、湖泊、浅水洼地等杂布于平原之上的特定地貌。大自然的赐予，使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起来，为人类在这里定居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保障，同时这也使在这里种植水稻成为可能。 在1992至1995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面积成条带状分布的稻田。这些水稻田作为生产区，与马家浜期先民们的生活区、墓葬区相距不远，但已作为特定的区域加以分开。这些条带状的水稻田，有间隔，有利于水流流动的缺口。有些水田分布于水塘的周围，有的则在水田田块中挖有精心加工过的专供蓄水灌溉用的“井坑”。这与文献中“古者穿地取水，以罐引汲”相印证，吴地先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灌排系统来保证水稻种植的。从而也说明，这一阶段的先人，已由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逐步转化，水稻的种植已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 通过草鞋山古稻田的发掘，看似吴地稻作文化的起源问题已经解决，把水稻栽培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6000多年前。这一成果应该是空前的，但吴地三山岛遗址的发掘告诉我们：一万多年前，人类已经在这一带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是否种植过水稻？另外，人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将野生稻培育成人工栽培水稻的？所以水稻的起源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还有赖于考古工作者不断的努力。 水稻的起源，实际只是一个课题。稻作文化应该可以多维度进行研究。比如耕作工具、栽培技术、品种优选等等方面。 耕作工具方面，草鞋山水田遗址中，石斧、石锛等石制工具和骨制工具都极少发现，因为这些工具可以反复利用，一般不可能遗落在水田中。但根据遗址生活区各类石制工具出土数量也很少的情况分析，可能先民们当时种植水稻的工具，大量使用的应该是木质的耒。而在同一遗址良渚文化期遗存中，磨制得非常光滑的石斧、石锛、尖状器和耘田器，却有很多。澄湖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井中，则有青铜锄、青铜耨、青铜镰打捞出来。还发现大量用于“刀耕火种”的三角形石犁等，说明生产力要素之一的生产工具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越绝书》上才会有“摇城者，吴王子居焉……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的记载。 到了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隐居在甫里。他不仅胼手胝足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还撰写了专门讲述农具的著作《耒耜经》。中国科技史专家白馥兰曾赞誉“《耒耜经》是一本中国农学科技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欧洲到这本书出现后六个世纪，才有类似著作问世。”陆龟蒙在书中介绍的“曲辕犁”，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插队务农时，仍然是耕地的主要大型农具。 在栽培技术方面，水稻“直播散种”也经历了数千年。有专家论证，我国大约在晋代，才开始有“育秧移栽”的技术。这种技术应该是从“分棵补缺”逐步发展而来的。移栽技术的出现，有利于大田的轮作和复种，从而使吴地稻麦两熟成为可能，这就大大增加了农田单位面积的收成。吴地至少在唐宋时期，已经全面推广了水稻的“育秧移栽”，这从担任过苏州刺史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所作《插田歌》和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中，也有反映。 在普及“育秧移栽”技术的同时，留足种子和优选良种，也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水稻栽培技术的提高，吴地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六朝时，吴郡已成为“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的粮仓。到唐代，吴地的稻谷出产更是天下盛名，这才有了杜甫“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章。据史料记载，唐都长安，地处号称沃野的关中，但耕地非常有限。每年都要从东南转运大量稻米，以供皇室和军队使用，最多的年份，漕运量竟达四百万石。这些稻米的主要产地，就是江南和浙北。安禄山叛乱时，漕粮常常不能按时运达。有一次，太仓（朝廷的粮仓）存粮即将用尽，京城禁军因为缺粮就要哗变，恰好此时传来江南运到三万石大米的消息，德宗喜极欲狂，奔到东宫对太子李诵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东南大米的生产与供应，对于唐皇朝是多么的性命攸关！ 在以后的朝代里，吴地一直是朝廷举足轻重的财赋重地，原因之一也就因为苏吴地区有着相对稳定的水稻收成。 四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农业还是一家一户的低水准农业，所以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发展现代化农业仍然放在“四化”的第一位，我辈人曾为之不懈地努力奋斗过。在我辈人的经历中，农机具的改革与创新，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从最早出现的“双轮双铧犁”，到“脱粒机”“拖拉机” 还有“插秧机”中耕除草机”，再到““联合收割机”……稻作文化中的农机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业技术方面，也从推广“泥浆落谷”“秧好稻田”的理论与实践，到“地温育秧”，说明了对秧苗培育的重视。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莳秧要按六六六”（即移栽时稻棵的行距、株距各为6寸，插下去的每棵秧苗要保证为六株左右），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三五方形、小株密植，以及水浆管理中的“三干三湿”“三黄三黑”（即每季稻要搁稻三次，使稻叶有黄黑的三次变化）经验的推广，无不是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总结。在优选良种方面，也是在依靠基层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良种培育基地，同时通过种子推广站，迅速使良种得到推广使用。据说，我国的水稻品种现已多达12000余种。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的培育方面，注入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被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 在“以粮为纲”的年月里，吴地的水稻生产，在全国也堪称翘楚，出现了龙桥大队、越溪一大队等许多全国知名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吴县连续多年在商品粮解缴上，保持全国第二位。那些年苏南地区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以至多次南方水稻会议都在苏州召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生活方式、环境改变等因素，吴地稻作文化的基础——耕地越来越少。如何让苏州继续保持吴地的稻作文化传统，已成为抢救性的，迫在眉睫的一件重要工作。近年来，相城区已将阳澄湖莲花岛确定为稻作文化保护区，吴中区、吴江区也相继划出大片粮田，开始复种水稻。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水稻生产的战略意义，开始意识到水稻高产对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财富积累的巨大意义，并已经开始在打造精品农业、高效农业上下功夫。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好事。不久的将来，吴地势必能够打造出更多产量高、口感好的水稻品牌，并且通过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使这里的天更蓝水更清，重现“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美景，吴地传承六千多年的稻作文化必将更加璀璨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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