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圣诞节，身处香港的英国网球运动员杰伊·克拉克（Jay Clarke）踏破铁鞋，只为找到一个地方和家人通上个视频电话。回忆起那次经历，克拉克苦笑说：“我最终只找到一家麦当劳餐厅可以打电话，因为那是唯一还营业的地方，这真的让我感到相当绝望。”这位年轻的英国小伙子最近刚刚闯入了前220位，但这份苦涩回忆却告诉我们，职业网球运动员的真实生活，远非外人想象中的舒适奢华。 “人们总说‘你好幸运啊，可以环球旅行。’但事实是你的初衷并非旅行，你也没那个时间。我只是单纯因为热爱这项运动才飞来飞去，真实的职业生活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般舒适，换句话来说，我根本负担不起那种生活方式。”克拉克解释说。 克拉克曾和穆雷训练 这种真实普遍的职业生活在希望赛中体现的最为突出。这里是职业网球的最底层，球员们的经济情况也最为捉襟见肘。挣扎在希望赛中的球员要面对各种账单，要支付旅途、住宿和装备的费用，还得支付团队的薪水。 一位要求匿名采访的女球员说，尽管她曾来到110名的位置，但她仍请不起教练。很多时候，球员有机会接受到赞助或者本国网协的支持，但希望赛的奖金着实少的可怜，这么说吧，最低等级希望赛冠军的奖金，差不多是费德勒2017温网冠军奖金的0.07%。参加希望赛的球员每周几乎都入不敷出，即使他们能打入较深轮次，克拉克举例说：“通过希望赛差不多能赚200美元（约合148英镑）奖金，挑战赛稍微能多点，但是你得支付每晚130英镑的旅馆费用，并且一旦首轮输球，根本没钱支付。如果没有赞助商，我根本支付不起这一切。” 2008年，娜奥米·加瓦达在温布尔顿中央球场将卫冕冠军大威拖进抢七 多数情况下，球员们会为了省钱绞尽脑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往事：娜奥米·加瓦达（Naomi Cavaday），于2015年退役的英国前女单No.3，曾为了省钱乘坐两小时的快艇前往位于印尼丛林深处的比赛场地，但是因为中途快艇没电而被迫放弃比赛。 霍利亚·特卡乌（Horia Tecau），这位罗马尼亚双打名将回忆了一次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赛的灾难性旅途，“我当时在蒙特利尔，所以选了周一下午的航班，以便能在周三早上赶到那里，养精蓄锐参加周五的资格赛，但是我没能赶上中转航班，于是我花了五天时间才在周五早上才能赶到那，然后还要花费7小时乘汽车奔向球场。” 特卡乌曾斩获两座男双大满贯以及一座混双大满贯冠军 “我祈祷能准时抵达，因为一旦延误就会被罚款。最后，虽然我人赶到了，行李却没能一起到达，所以我只能干坐在一个叫做布哈拉的城市，没有行李，没有球拍，没有现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到市中心的商场买双球鞋，很快就找到一双匡威的球鞋，可定睛一看竟是假货，因为上面居然贴着阿迪达斯的商标！还有纳斯塔赛（罗马尼亚网球名宿，ATP排名系统首任世界第一）的签名，我是罗马尼亚人，所以我想‘天呢，就买这个吧’，那双鞋甚至不是我的尺码。” 而即使球员按时到达了比赛举办地，也会冒出新的问题——住宿。许多人会选择和当地居民同住，但这样绝不会轻松舒服；有些人也会选择便宜的拼房方式，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加瓦达回忆说：“有一次我和人拼房，他养了一条狂吠不止的狗，而且整晚在电话里和别人吵架。这让我的赛前准备一塌糊涂。” 加瓦达曾多次亮相本土的温网赛场 希望赛里总是发生着各种荒唐可笑的故事。加瓦达透露，球员们通常会定最便宜的航班，而为了节约飞行费用，有时甚至会弃赛以便赶上下一站比赛的航班，因为这站比赛赚得的奖金很可能不足以支付改签的费用。 加瓦达说：“如果同时报名了双打，我们会和搭档提前说好‘一旦我单打输了球，需要去赶某天的航班，那么之后的双打比赛我就不能再参加了。’我甚至见过有些球员不能回家，因为他们没钱负担得起机票。我还见过一些爱沙尼亚球员绝望的请求别人帮助，他们根本没钱。” 除了奖金稀少，希望赛也饱受假球困扰。201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些主裁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会和赌球机构相互勾结，以至于球员们有时甚至会被要求充当线审，因为没有相对独立公平的裁判。加拿大青少年球员阿利亚松（ Felix Auger-Aliassime）说，“听我的教练说，有些人一直打假球，那是另一个世界，也是职业网球，但绝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正当的职业网球。” 不仅如此，希望赛中硬件设施的匮乏也让球员的隐私缺乏保护。曾经到达TOP70排名的一位女球员告诉《每日电讯报》，她曾被迫要和赛事举办地的俱乐部成员共用一间更衣室，“这简直太糟糕了，我记得有次很可惜的输了比赛，回到更衣室，那里本是个安静的避风港，但却有人过来不停问我‘天啊，今天的比赛真是艰难，你怎么打的？’我简直想跟他们说，滚开点（f--- off）！” 更严重的是，安保措施和官方机构的缺乏，使得很多球员、裁判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深深担忧。两年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希望赛上竟然发生了球员追打裁判的可笑画面。这位名为马吉德·阿比迪尼（Majid Abedini）的伊朗球员因落后时大爆粗口而受到警告，气急败坏的他居然全场追打起这位可怜的裁判。此外，在布拉格的一站希望赛上，一场双打比赛开打几分钟后，其中两位球员居然不知为何扭打到了一起。 马吉德·阿比迪尼追打裁判 这绝对不是个例。阿利亚松回忆说 “我在秘鲁打比赛时碰见过一个人，他在热身时居然恐吓我，我当时在网前练习截击，他突然就疯狂的朝我抽球，想用球打我，我当时就蒙了。这种事实际是明令禁止的，在挑战赛以及更高的巡回赛中很少有，但在希望赛就太常见了。这在网球运动本不应该出现。” 19岁的克拉克也有过令人同情的经历，“我在希望赛中曾碰见许多年近30岁的家伙，他们甚至会在比赛中恐吓你，在西班牙就曾碰见过这样无耻的人。这个人绝对是个白痴，也不是善茬，当我靠近的时候，他突然压住我的肩膀，推搡我坐在地上，他差不多33岁，而我只有16岁，希望赛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挑战赛情况可能会好点。” 2017年温网，克拉克搭档“平民英雄”威利斯挑落男双卫冕冠军马胡/赫伯特 英国人威利斯（Marcus Willis）曾在2016年温网刮起一阵励志旋风，当时的他世界排名只有755位，却从资格赛外卡预选赛打起，连赢七场晋级温网第二轮，并如愿在中心场与费德勒成功过招。他曾经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十年时光耗费在希望赛中，因此对于以上提及的奖金、裁判以及设施问题都深有感触。 “低级别赛事往往奖金很少，设施匮乏，这让生活十分艰难，因此我曾经被迫远离过职业赛场去从事教练工作。我曾经在土耳其参加过一项希望赛，赛事举办方给我一些训练球，那些球旧的连商标都没了，估计连狗狗都不愿意玩那些破球。我去给我的拍子穿线，穿线师居然要尽可能的穿高磅数，因为他没有专业设备来检测球拍磅数。” “如果你缺乏这些必备的条件，那就很难打好网球，后果就是你不断的入不敷出。我知道主裁会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甚至连资格证都没有。例如在抢七中5-5这种关键时刻，你发出了一记ACE，但是决定权在于裁判，这真的让人有些心灰意冷，即使你实力更强，但是因为业余的线审或者其他因素你仍可能输掉比赛。我曾经在比利时参加过一站青少年比赛，有只狗就在球场乱跑，咬球，并且追着球跑。我击球，二发，那只狗就这么跑来跑去没人管，不过谢天谢地我最后赢得了那场比赛。” 如今，网球运动的管理机构终于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了。去年，男子最低等级的希望赛赛事总奖金自1998年以来首次进行了提高，奖金将会由11089英镑提高到18482英镑，女子赛事也有相似幅度的提高，最低奖金将由7388英镑提高到11089英镑。
不同等级网球赛事总奖金单位;英镑（注：每项数字都是选择同等级最高奖金计算）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新综合评估职业网球现状后，ITF已经批准在2019年引入一项名为“过渡赛”的比赛形式，来取代目前的最低等级的希望赛，这可以将目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数量由14000位降为男女各750位左右的水平，这样运动员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此外，ITF也准备将赛事举办地趋于集中，以减少球员的差旅费用。 这一切措施看上去都不错，但和大满贯等高级别赛事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对游离于高级别赛事外的球员来说，职业生活仍不好过。那么，是不是至少有些奖赏来弥补奖金匮乏的现状呢？显然没有。阿利亚松说：“我在2016年的伯明翰赢得了第一个希望赛冠军，但是我连个奖杯都没有。比赛结束时，每个人就直接离开了，我当时想，这就完了？难道就没个奖牌或者别的？一个小礼物也好啊......他们告诉什么也没有，你的支票就是你的奖品。”好吧，区区1063英镑。 更多#职业网坛不为人知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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