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东北军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悍然对中国沈阳和东北军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掀起了中国为期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今天，中国军队才保卫国家民族利益上的实力，空前强大，但同时西方媒体却往往制造一些奇谈怪论，渲染“威胁论”。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在87年前的今天，西方媒体是如何报道“九一八”事变，这样我们对西方媒体，对舆论战才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关东军俘虏的东北军 首先我们得把日本这个当时自诩“西方文明”国家提出来，看看这位“侵略者”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事变后，日本广播电台、主要报纸立即对事件进行报道，报纸还加印“号外”，歪曲事实。例如《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暴戾的支那兵炸毁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因此，为守备队不失时机地应战，炮轰北大营的支那兵”，《朝日新闻》则报道：本日晚十点半，在北大营西北暴戾的支那兵炸毁满铁线，并袭击我守备兵，我守备兵立即应战，炮轰北大营支那兵，并占领了北大营之一部分。  日本《满洲日报》还公然刊登石原莞尔在9月19日的言论：我们不得不驱除群聚的苍蝇，此点各国也已承认。现今观之，因为是暴戾至极而又无知的支那兵，所以才有突然如此事态的形势。但未曾料到竟会乘夜间破坏我方铁路之铁轨，且向欲加制止之我警备兵开枪，这是何等的暴戾行动!如果国民还要空喊口号，要求忍让，日本即将灭亡。……对于疯狂进攻正义者的暴戾进行膺惩，又有何忌惮之处！  除了日本，英美两国媒体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一开始也是以“袒护西方文明”为主。例如在事变初期，《纽约时报》认为日本对东北铁路等相关地区的占领，仅仅是受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中国主权并不构成侵犯。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很少引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谈话，而是大量采信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声明等。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引述日方人士的说法，必然会强化对中国时局的消极看法和判断。  该报驻日记者修·拜厄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报道中称:“东京方面表示这是关东军在遭受袭击后的自卫行为，日本文职官员对此表示震惊并宣称此次行动未经许可。内阁表示不会将沈阳作为谈判筹码，而且会敦促军队撤军。”拜厄斯的报道给美国民众这样的印象: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更像是自卫行为，而且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无疑会混淆是非，导致舆论普遍认为，“满洲问题”的导火索就是中国不履行条约的行为，并把中国反日运动视为不稳定的“危险”因素来加以对待。  1931年9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纽约时报》就将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定义为“示威游行”，用了“煽动性的”(inflammatory)和“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等词汇暗示了中国反日运动对正常秩序的挑战和潜在的危险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相反，报道中认为由日本管理的东北地区不仅秩序井然，而且还颇具成效，报道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反应也极为迅速。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在描述中日军事冲突时,确认日军对沈阳的袭击是一次有准备的军事行动，但并不认为其行动具有侵略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而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排斥日货、敌视日人的浪潮，在《泰晤士报》看来,完全是一群无秩序的民众所进行的野蛮举动，中国孕育着危险的排外情绪，并且同情日本人在中国的处境和遭遇。此外《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一样，对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井然”，大加赞赏。  此外，法德两国的舆论反应，也非常值得回味。法国舆论以《自由报》为左翼代表，对中国表示同情，而《巴黎回声报》等右翼为代表，偏袒日本，甚至公然表示：日本为抵抗苏俄侵犯之健将，法国以此原因，并为镇压殖民地之革命计，宜袒助日本。而德国舆论主流则始终对中国有所同情，例如《阿尔格迈报》社论称“日本已征服东三省，而昭示世界战事尽可进行，不必顾虑国联”。9月20日德国《前进报》报道称“日人之军事行动及其对东省为分化动，较中国民众排日运动，殆超过百倍”，可以说是同情中国言论的代表，和美英法等国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媒体的“自我表演”，自不必细说。事实上英美法德等国媒体，虽然表面体现出偏袒日本或同情中国的态度，但实际上都是本国利益的体现。美英作为帝国主义强国，需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就是东亚“稳定”的最佳供货商，在日本不触动英美利益的前提下，他们当然乐于日本来当亚洲警察。但是当日本在1937年从警察赤裸裸变成强盗，危及英美利益的时候，《纽约时报》等英美媒体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开始攻击日本。  至于法国，在一战后遭到重创，全球殖民地体系面临崩溃，因此对殖民地革命极为敏感，因此感同身受之下竟然支持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德国当时同情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一战后德国遭受英法严厉限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在这种民族国家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德国媒体对同样遭受危机的中国，施以同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一位美英中法当初就在一个“反法西斯战壕”，就天然认为他们一定会在舆论上支持中国抗日。他们归根结底的立足点，是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什么国际公理和公平正义。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中东、东亚等地区问题上，西方媒体是如何设置话题，对于弱小的叙利亚，为何要坚持宣传“白头盔”；对于浩瀚的南海，为何要坚持“自由航行”，其实答案都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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