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禳盗刻石”的发现，其实非常偶然。在金乡县胡集镇西郭村北面有一座小山叫鱼山，这个鱼山和我们常说的鱼山镇（开发区）不是一回事。1980年春天，在鱼山顶峰偏北的地方，当时村民开山时发现了一个依山开凿的古墓。墓呈东西走向，长约6米，宽约4.5米，有两扇石门。打开墓门后发现，墓室分为南北两室，室内有两张石床，除了残存的少量尸骨外，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品。后来了解得知，墓中有一些钱币、陶鼎和陶罐等陪葬品，有人在夜里给盗走了。原来的墓门还雕有衔环铺首画像，开启自如。所谓衔环铺首，就是古代的大门上一般都有两个兽首，嘴里衔着铁环。现在，因不断的开采，这座墓早已毁掉了，现场仅剩下一大堆碎石。 当时，西郭村有个小伙子叫郭绍瑞，刚高中毕业。1981年中秋时节，郭绍瑞听说这个古墓的事，非常好奇，就去细心察看。突然，他发现墓门上面的压槛石上刻有罕见的文字，这些文字和现在的字不一样，很难辨认。郭绍瑞很想知道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打算抄写下来。当时天色已晚，郭绍瑞就回家拿了手电筒，花费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些古文字全部依葫芦画瓢抄录下来。 第二天，郭绍瑞想买下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头，当盖房子的地基石。他找到开山的石工，谈的价格是10块钱。可是，等郭绍瑞回家拉车来拉石头时，刻石已在下放的过程中断为4段。断石已不能当基石用了，郭绍瑞就没有再买下来。 这块刻石就是稀世珍宝“禳盗刻石”。就在郭绍瑞抄录文字后不久，当时国家正在进行文物普查，济宁市文物局的宫衍兴、顾承银在胡集鱼山坡上的石料堆中发现了一块残石，这块残石就是那4块断石中的一块。这块残石运到金乡文物所，后被济宁市博物馆借走，还打了借条，但一直没有还回来。这就是第一块残石。 关于这块残石发现的时间，现在还有疑问。据文字的抄录者郭绍瑞回忆，他抄录文字的时间是在1981中秋时节，那么市博物馆的宫衍兴等人发现第一块残石的时间不会早于这个时间。但是，宫衍兴确认的时间是1980年，因为宫衍兴是文物工作者，所以现在多采信这一说法。1980年这个时间，也可能是指古墓最初被发现的时间。 第二块残石的发现大约是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3月。金乡县文物所征集文物，当时在县文物所工作的李登科、卓先胜到胡集镇调查，在郭山口村一位石工家里发现的。自此，这件国宝才为世人所知。 到现在为止，只发现了这两块残石，一块藏于金乡县文物所，一块藏于济宁市博物馆，另两块至今尚无下落。据当地的石工回忆，另两块很可能是被村民拉走修路修桥了。所以，在这里也请当地的村民们多留意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发现这件国宝。 这件国宝为什么叫“禳盗刻石”呢？这是根据文字内容来命名的。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这件国宝的全貌，但幸好郭绍瑞把文字全部抄录下来了。经初步审阅郭绍瑞手抄的全文，残石一和残石二分别为全石的首段和中段。据此推算，全石总字数达138字，其中轶失的约有15行，全石总长度应在196厘米左右。 刻石的全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警告、诅咒盗墓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后部分是规劝人们要多行善积德。前几行字是这样的：“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疾设不详者，使绝毋户后。” 什么意思呢？“诸”就是凡是；“毋”是不要。前一句意思是：凡是敢掘开我的坟墓的人，就让他断子绝孙。“疾”的意思是残缺，这里作破坏讲；“设”就是假设、假如。后一句意思是：即使不是故意破坏，破坏者也一样断子绝孙。 后来，就根据前一部分的内容，就将这件国宝命名为“禳盗刻石”。这个“禳”字现在很少用了，是祈祷消除灾祸的意思，也有去除的意思。 对于这件国宝的名称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是叫“鱼山刻石”，因为发现这件国宝的这座山叫鱼山，按照以发现地命名的通行做法应该叫“鱼山刻石”。但是，现在人们都习惯叫“禳盗刻石”了，所以我们现在仍然用这个名称。 就这么两块残石，为什么就成了国家一级文物了呢？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禳盗刻石”的文字之多，决定了它的价值非同一般。西汉时期留下来的文字石刻非常少，真正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近代学者徐森玉著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书，书中总共只收集到10种。而且，这些刻石多为篆书，大都是三言两语的记事或题名，字数非常少。所以在考古界有一个说法，就是“汉碑三字为宝”。比如说，在邹城发现的“莱子侯刻石”，在“禳盗刻石”被发现之前，字数算是最多的，一共才35个字。而“禳盗刻石”现存的两块残石就多达59字，还有10个残字。如果另两块也能找到的话，整块刻石上的文字就多达138字。所以，这块刻石自发现以来，一直为中外碑刻研究者、文字研究者、书法界和历史学界所关注，曾一度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其次，我们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一下。从刻石全文来看，墓主人为防止坟墓被盗，先恶言诅咒，再良言相劝。这充分反映了出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背景和人们的愿望，为研究西汉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难得珍贵素材。“禳盗刻石”的内容之一就是诅咒盗墓贼，诅咒他们灭门绝户、断子绝孙。上海大学的黄景春博士认为，这种诅咒，最早的例子就是“禳盗刻石”。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孝文化来说，也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从民俗墓葬文化方面来看，“禳盗刻石”是墓门上方的压槛石，这与其它几座墓顶门石上的刻石一样，都是放在墓室外面告诫盗墓贼的，这说明当时民间有这种风俗。“禳盗刻石”为研究西汉时期的这种民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 第三，我们再从汉字演变的角度来看一下。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字体与书法艺术史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阶段。在篆书中，文字的象形成分还比较大，演变为隶书后，象形的意味大大减少，汉字基本上脱离了图案化，可以说完全变成了抽象化的符号。这个变化对于文字的演变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再来看看“禳盗刻石”上的文字，这些文字近似小篆，但体型趋于方正，属于带有浓厚篆意的隶书。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处于从篆书向隶书的过渡阶段，这就填补了西汉中后期汉字隶变过程的空白，为研究我国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第四，我们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一下。“禳盗刻石”表面粗糙，高低不平，文字基本是利用石头的自然平面刻成的。从原石和刀口两个方面来看，刻字的的水平很不一般。这些汉字古朴质美，率意直取，生动多姿，是我国汉代民间字体的典型代表。刻字的刀法沉稳，方圆兼顾，字体结构内敛外张，疏而不散，密而不拘，有一种简约生动的艺术之美。禳盗刻石的发现，为秦汉书法发展的源流关系及风格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这对隶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禳盗刻石”是稀世之宝，在汉文化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说明我们金乡在这一时期文化的繁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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