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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东平 《泰山刻石》与《峄山刻石》书法对比研究 内容摘要 就《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四种拓本来看，虽然都是秦刻石，但是各种拓本反映的书风有很大的差异。根据大致的差异可以将秦刻石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为代表，书风古朴浑厚；一类以《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为代表，书风细劲柔媚。本文试将这两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拓本进行对比，找出两种拓本在笔画、结体、章法的具体差异，并从时代背景、书法发展规律、徐铉书法思想等方面探究两者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拓本介绍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开始，秦始皇东巡郡县，并立石刻颂秦德，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先后刻石七处。秦二世元年，二世东行郡县，李斯随从，所到秦始皇刻石处加刻二世诏书，以彰秦始皇的成功盛德。秦刻石原文除了《峄山刻石》之外，见于《史记》共6篇。今仅存《琅琊台刻石》原石和《泰山刻石》残石，《泰山刻石》残石拓本仅存10字，且不可信〔1〕。秦刻石拓本流传至今有《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摹本， 以及《芝罘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翻刻本，其中《碣石刻石》为清人钱泳伪作〔2〕，今本《汝帖》仅存《芝罘刻石》14字，《会稽刻石》申屠本疑为仿拟之作〔3〕。
在刘跂之前，欧阳修、赵明诚等人看到的《泰山刻石》拓本，只有二世诏文。待刘跂发现刻石其他三面有字迹，世人才得见始皇诏。刘跂先后两次亲自登上泰山访碑得到《泰山秦篆谱》，并留下访碑时的文字记载：
刘跂的记载说明，他在摹拓原石的时候进行了加工，并且参考了其他版本，从而得到比较完善的拓本。刘跂记载的石高与董逌《广川书跋》的记载有出入，董逌看到的是刘跂升碑和刮磨加工之后的原石，所以有“高才八九尺”之说。董逌还解释了《泰山刻石》与最初的立石方向不同的原因：“始皇诏书刻其三面，二世诏宜在其阴。今石南面为二世诏书，始皇帝刻诏书乃在北西东三面。盖石仆而后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向。”
《泰山刻石》流传较广的拓本有绛帖本和安国本两种，以安国本为最佳。绛帖本出自刘跂的《泰山秦篆谱》，共计146字。安国本存字165字，学界对于安国本是不是原石拓本这一看法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以安国本人为代表，他在《泰山刻石》拓本后的题跋中认为此本是刘跂拓自原石，而陈梦家先生也认为安国本除去多出绛帖本的19字以外，其余146字为原石拓本〔4〕。另一种观点以容庚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安国本从《泰山秦篆谱》出，而非原石拓本，裘锡圭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安国本中个别字不合秦篆写法，从而断定安国本必非拓自原石〔5〕。  《泰山刻石》安国本（局部） 综合来看，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安桂坡认为《泰山刻石》拓本的作者是刘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从安国本与绛帖本中相同的字却有不同的写法可以看出，安国本并非出自《泰山秦篆谱》，如“靡、平、临”等字的写法可证。再者，容庚先生、裘锡圭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安国本与绛帖本的优劣问题，用例字证明安国本的写法不合先秦或秦小篆的常用写法，从而断定安国本非原石拓本，但是绛帖本也有与先秦或秦小篆常用写法不合的情况，并且还有两者都不合先秦或秦小篆写法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就个别字的写法来判断两种拓本的优劣〔6〕。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提出，秦文在不同用途上，字体风格不尽相同，例如颂功刻石与秦权量诏版的书写风格不同，可知秦人常用的文字与官方正体有所差别。加上碑版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严重，面对残缺的字，后人椎拓时不免以意增改，这样也会产生谬误，给拓本的真伪辨别带来困难。
《峄山刻石》亦称《峄山碑》。在古代，峄山也作绎山、东山，所以也有称之为《绎山刻石》。虽然《秦始皇本纪》有“二十八年，上邹峄山，立石，是为峄山刻石”的记载，但是《峄山刻石》刻辞并不载于《史记》。  《峄山刻石》徐铉本（局部）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
封氏的记载说明《峄山刻石》原石至唐代已不可见，其翻刻本在北魏以后流行。故有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之感叹。宋淳化四年，郑文宝根据徐铉摹本摹勒上石，重刻于长安，故后世称“长安本”。此刻石后世摹刻众多，而首推长安本为最佳。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记载：
虽然欧阳修的说法还不足以说明长安本的真伪，但是反映了长安本和《泰山刻石》拓本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至于让人怀疑《峄山刻石》不是李斯所书。 二、书法对比 安国本与长安本相同的字数有113字，为了能够直观地反映两种拓本的差异，在两者兼有的字中挑选出了60个字形相对完整的单字进行对比。将两个单字图像叠放在一起，单字外轮廓的纵向高度一致，以图像的颜色和透明度区别。以下将从笔画、字形结构、章法布局等方面比较两种拓本，找出具体差异。 （一）笔画粗细 在两种拓本中，小篆的笔画基本上等同于几何线条，首尾粗细一致，几乎没有粗细变化。如果将笔画的粗细程度用线条的宽度来描述，安国本小篆线条的宽度是长安本的1.5～2倍，这是造成两种拓本形成浑厚与细劲差异的主要原因。笔画的粗细还体现了笔画力度的强弱对比，长安本的笔画犹如“铁线”，纤细婉转。安国本的笔画则以刚劲浑厚为主，笔画力度明显强于长安本。 （二）笔画曲直 长安本小篆的笔画刻意增加了的弯曲和圆转，整体风貌看起来更加圆滑灵动。例如“作”字和“明”字，相对于安国本来说，长安本中的单人旁将直画增加了弯曲和弧度，笔画转折处一改方转为圆转。
长安本几乎在所有的转折处都增加了弧度，使得字形变得更加圆润。比如“明、德、思、言、因、白”字等，带“口”形的转折处就体现了这个变化。
例如“帝、六、称”等字，向下、向左右舒展的笔画不仅增加了笔画弧度和弯曲度，而且有向外扩展的趋势，比如“六”字的撇、捺两笔就体现了这点区别。
相比安国本而言，在长安本中，除了字中间的竖画，以及水平的横画以外（比如皇字所从的王；巡字所从的车；称、利所从禾部的竖画；帝、理、金、不等字的竖画），其余笔画都增加了弯曲变化和左右扩展的趋势。这是造成长安本妍美流丽风格特征的主要原因。而安国本的笔画弯曲度较小，转折多方，反映的是端庄平正的风格。也因为安国本缺少曲直变化，显得板滞，为人所诟病。例如“下、建、长”等字，缺少婉转的弯曲变化，显得呆板。 （三）结体 当两个单字外轮廓的纵向高度一致时，比较两字的高宽比发现，长安本中有些字字形较宽，相对于安国本，在横向有了延伸，横向的笔画更长。例如“登、臣、分”等字，特别是“登”字，长安本的长横和“□”形都向左右伸展，导致高宽比变小，这一变化也是由笔画向左右扩展产生的。而安国本总体反映的是纵向发展的姿态，结体较修长，高宽比大于长安本。
两种拓本反映的另一个单字结体差异即重心高度的不同。相对于安国本来说，长安本单字的笔画向上聚拢，比较长的笔画（例如竖、撇、捺这样向下伸展的笔画），显得更长，字的下方留出了更多的空白，导致重心偏高。而安国本中的笔画分布比较均匀，字的下方留出的空白比较少，因此重心比较低。例如“皇”所从的“王”字，长安本中特意使“王”字的第二横靠近第一横，这样就提高了单字的重心。长安本中的“既”字下方也显得疏朗，重心比安国本中的“既”字高。还有一类是将合体字的某一部分重心提高，从而引起整个字的重心提高，比如“巡、始、嗣、御”等字，只是字的左边或右边部件的重心提高，导致了整个字的重心提高。 （四）章法布局 就剪裱本而言，安国本的行间距和字间距都大于长安本，两者的行间距都大于字间距，但是长安本的字间距更小，整体布局显得较为紧凑。而安国本的行间距和字间距都比较大，整体布局显得疏朗。在整体气象上，安国本仍不失质朴浑厚之感，而长安本却显得优雅妍媚。 （五）石花 长安本系郑文宝翻刻，因郑文宝不了解《峄山刻石》原石的形制，而将《峄山刻石》翻刻成表面光滑、四面规则的碑版，因此拓本字形完整，笔画清晰，较少有石花。通过刘跂的《泰山秦篆谱》可知《泰山刻石》原石的形制并不是规则的碑版。刘跂形容泰山刻石是：“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磐。”由此可以看出，《泰山刻石》的原石四面并不规则，表面也不加精细打磨，所以凹凸不平，导致拓本的石花较多。从现存的秦刻石原石——《琅琊刻石》就可以发现，秦刻石的表面并不是光滑平整的，通常是粗略的处理，加上石质坚硬，经过风雨剥蚀，更显得苍茫浑厚。 通过以上对比发现了两种拓本存在的具体差异，下面将进一步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三、差异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类，安国本与《琅琊刻石》书风比较接近，从单字的字形、笔画、结体等方面可以看出，二者都具有整齐稳健、古朴浑厚的特点。而长安本、《会稽刻石》申屠本却和李阳冰的铁线篆有极相似之处。因此，理清两种拓本的具体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不仅可以为拓本的真伪辨别、书法鉴赏提供参考，还有助于小篆的学习与写作实践。
首先，安国本是原石拓本，基本上反映了秦小篆的风貌。而长安本为郑文宝翻刻，翻刻是导致两种拓本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从宋人翻刻的《诅楚文》拓本可知，字形有讹误；拓本内容完整无缺；风格优雅，气息平淡，线条柔美弯曲，与秦人书法有很大的差异，这正是宋人摹刻古器物铭文的一贯风格，元人书法中此类作品，率皆如是〔7〕。长安本和《会稽刻石》申屠本确实如此。
且长安本的作者徐铉精于小学，《宋史》载“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徐铉曾奉宋太宗之命校订《说文解字》，并雕版流行于世，世称“大徐本”。因此徐铉完全有可能一字不差地将《峄山刻石》摹写出来，原拓本缺漏之处难免会有徐铉增改的痕迹。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长安本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多次加工”，先是徐铉临摹，然后郑文宝根据摹本摹勒上石，再经过椎拓才得到长安本。因此长安本与安国本相比，在用笔、结体、章法布局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已经大大削弱了秦小篆的特点。
其次，从个人的书法风格、审美趋向来看，郑文宝依据徐铉摹本摹勒上石得到长安本，其书法风格必然会受到徐铉个人书法风格的影响。据郑文宝在长安本之后的题跋：
徐铉晚年得到《峄山刻石》摹本，从而“师其笔力”，取法秦篆，而将自己以前写的“焚掷略尽”。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徐铉并不是学习秦小篆的。
据朱长文《续书断·妙品》云：
分析徐铉的书法取法不难发现，在得到《峄山刻石》摹本之前，徐铉的篆书学习对象主要是李阳冰的小篆，可以说徐铉的篆书继承了李阳冰的衣钵。五代去唐不远，徐铉学习唐人李阳冰的篆书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宋人郑文宝翻刻的长安本带有李阳冰篆书的特点也就不难解释了。
最后，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进程来看，宋朝，篆书已经不再是官方推行的标准书体，已经大大失去了实用的功能。秦朝距离三代不远，文字的演变还在继续，小篆字体在秦朝形成，还带有自然象形的意味，受大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呈现的是质朴浑厚的感觉。宋朝时，小篆的实用功能大大减弱，出现了“装饰”“美化”的审美追求。 〔1〕〔3〕〔4〕陈梦家.秦刻石杂考[J].文史,2015(01):5-21.
〔2〕容庚.秦始皇刻石考[J].燕京学报,1935(17):125-171.
〔5〕裘锡圭.宋柘本真伪辨安国旧藏《秦泰山刻石》[J].中国书法,1992(03):17-20.
〔6〕刘绍刚.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A].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2011:187-211.
〔7〕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30-332.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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