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力证自己得位之正，为何严重自损不足，曾让康熙帝极不满意？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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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之年号，顾名思义，即雍亲王得位之正。

他为乃父康熙润饰“若无遗诏，无非此言”的《面谕》，亦云“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正者，正统也。

雍正即位之初，即便年号改得颇有深意，但还得长期面对朝野非议，直指他泯灭亲情、虐待兄弟。尤其在他疯狂打击允禩允禟集团后，依然闹出了湖南秀才曾静派学生张熙前往宁远大将军、川陕总督行辕，游说接替年羹尧、手握川陕甘三省重兵的岳钟琪反清。

曾静在信中，痛斥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

岳钟琪诚惶诚恐，虽然接的是密信，但不敢轻举妄动，赶紧向雍正报告。很快，有司擒获始作俑者曾静。雍正为了自证清白，与他合撰了一本《大义觉迷录》。

雍正像

雍正说：“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徇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大义觉迷录》卷一）

“所共知者”，这是雍正的政治自信，也是他即位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本维护。这部四卷本自证书，成书于雍正七年。雍正的主要政敌允禩、允禟早在三年前死于非命，允䄉、允禵以及允褆、允祉都被拘禁在高墙之内。经历了长期整肃运动的大小臣工，学会了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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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天下第一闲人自许的雍正即位后，多次宣示康熙最后选择了他，以代行祭祀发端，继而“托付之重，君临天下”（《大义觉迷录》卷一），使他唯有朝乾夕惕、以勤先天下，才能报答上天眷佑、康熙之恩。

他甚至在组织人马纂修康熙起居录、圣祖实录，也不忘大做文章，先抑后扬，历数自己曾经不肖，经过康熙的亲自教养，发生巨变。

他先自曝不足。

他把时间点安排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初三日。

康熙御门听政，文华殿大学士伊桑阿等针对康熙前日封爵诸子，进皇长子胤褆、皇三子胤祉为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为贝勒之事，认为不平等，提请皇上照例将皇子尽数封王。

这是清前历朝的惯例，皇子天生便是王，像康熙崇拜之至的明太祖朱元璋生子二十六人，除了一个夭折、一个太子，其余二十四个王。

胤禛仅小胤祉一岁多，所得待遇却区别很大。贝勒的年俸岁禄，还不如郡王世子。

对于伊桑阿的质疑与进谏，康熙说，本朝太祖、太宗时，封子并非一概晋封，还得看其贤而封。太宗崇德元年首次封王，只有礼亲王代善、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封王，其余分封贝勒、贝子、公爵不等。

康熙像

康熙强调：“今朕亦视其贤否加封耳，岂因己子有私乎？”（《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贤明程度，是分封皇子的基本原则。

伊桑阿等说：创业之初，正是振作有为之时，那样封爵能期待激励和表彰作用。而今皇子们都在皇上教养下长大成才，各有贤明，所以请皇上一并加封。

伊桑阿长期兼管吏部尚书事，有着丰富的人事管理经验。而康熙此次也是第一次封爵诸皇子，是朝廷大事，郑重其事，也该皆大欢喜。毕竟此次封爵的，都是成年皇子，都深得康熙赏识。

他是一个厚重老成之人，希望康熙不留下遗憾。

但是，康熙主意已决：“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赋性鲁钝。朕意已决，尔等勿得再请，异日视伊等奋勉再为加封，未始不可。”

四阿哥胤禛，并没有给康熙一个满意的印象。

从此次晋爵到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再次封赏，雍正做了十一年贝勒。而且二次封爵时，还是因为他支持了康熙复立废太子胤礽，以此为功，才被破格晋封为和硕雍亲王。

这为后来雍正自定年号、标榜得天下之正，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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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康熙决意复储之际，召集诸皇子及众臣谈话。

康熙再次品评诸成年皇子。

康熙对皇四子胤禛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大为改变了“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的老印象。

好一个“微觉”，为君者讳，却是胤禛二十一岁时与王爵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

好在康熙后悔废储，多次做亲贵重臣的工作，甚至搬出了已故太皇太后与赫舍里氏皇后托梦鸣冤，为“前因魇魅，以至本性汩没耳。因召至于左右，加意调治，今已痊矣”（《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五）的胤礽复储争取支持。

诸臣不理会。作为反太子派主要成员的胤禛，改变立场，力挺康熙，以“诚孝”体贴“朕意”。雍正二年八月，他为此做出了解释：“有人疑朕与二阿哥不睦，夫二阿哥乃皇太子，国之储君也。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弟臣之道，凡是敬谨。”（《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

《雍正王朝》中的太子胤礽与皇四子胤禛

胜利者粉饰“受皇考隆恩笃爱”，即便胤礽千错万错，仍“犹然照常致敬，尽己之道”。而其前次“轻率”，如今“诚孝”，都是康熙对胤禛的评价，但见态度已然发生逆转。

康熙兴奋地说：“惟四阿哥，朕亲抚育。”

胤禛欢欣之余，少不了归功于康熙：“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语，昔年曾蒙皇父训饬。”（《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五，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

“训饬”出了成果，胤禛却自许己功，标榜自我修炼：“此十余年以来，皇父未曾降旨饬臣有喜怒不定之处，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

雍正索性再借康熙之旨：“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顷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一经点醒，便蔚成大器。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胤禛的轻浮有所改变，不再是“喜怒不定”，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萧奭在《永宪录》卷一中说，康熙临终前，“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既是念想，也是为了平抚他的轻浮和急躁。

不论他的性格如何改观，康熙第二次废储后，并没有明确选择他做继承者，而是后来对其胞弟老十四胤祯赋予统兵西征的暗定储君抚军大权。

结合当时康熙一心复储，容不得其他皇子脱颖而出（深孚人望的胤禩，就是因为人气飙升，而遭康熙锁拿下狱），怎又容得下还不出众的皇四子自夸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