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如何，除取决于很多个方面，比如诊断是否正确、选方是否对证、用药是否合理外，用药的剂量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自古传言：“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也有人说“用药如用兵”。 为什么药量很重要，我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归脾汤”的。曾有一少年随其祖父学医三年后出师独立行医，诊一妇女崩漏（月经过多），舌淡脉弱，证属“心脾两虚 气不摄血”，遂予归脾汤，无效，归而问其祖父，其祖询问病情后问妇人是否舌苔甚厚，少年答是，遂改木香一钱为三钱，三剂而愈。从此，少年治病木香用量全是三钱，不久又诊一妇人病症同前，少年信心满满，信手就是“归脾汤”，可惜同样无效，归而问其祖父，其祖询问病情后问妇人是否舌苔甚薄，少年答是，遂改木香三钱为一钱，又三剂而愈。 同一病症，同一药方，同个医生，为何无效，又为何有效，值得深思。其实问题简单，但是思维复杂，都是源于中医理论，源于脏腑生理病理。本故事中舌苔厚薄不同，决定了木香的用量，就其根本，在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在于湿气的轻重。简单说，“心脾两虚 气不摄血”的辩证对了，也就是大方向对了，但是舌苔厚代表湿气重、运化差，舌苔薄则反之，木香行气化湿，药量也就要随着湿气与运化调整，才能起效。反之，舌苔薄、运化可，还用大量木香，则燥伤脾阴，消化力越弱，反而不能吸收药物，起了反作用；舌苔厚、运化差，却不用多点木香，则脾不能健运（不能消化），湿气流连，其他药物补而助湿，更有可能化生阴火，所谓“虚不受补”。此一药而关乎全局，一将而关乎胜败。 中医用药如用兵，清代名医徐大椿有一篇著名的《用药如用兵论》，他说：“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明朝的名医张景岳更是按照“兵法”的模式，把中医的药方排出了《古方八阵》和《新方八阵》，摆出了一副领兵打仗的阵势。这在中医的方剂学里讲得十分明白，“君、臣、佐、使”就是最简单的运用。比如下面我们以补阳还五汤来举例。 补阳还五汤：君药---黄芪重用四两（120克）大补脾胃之元气，使气旺推动血行，瘀去络通；臣药---当归尾∶长于活血，兼能养血，因而有化瘀而不伤血之妙；佐药---赤芍、川芎、桃仁、红花助当归尾活血祛瘀；佐药---地龙形同血管、通经活络。配伍特点---大量补气药(120克)与少量活血药（其他药共22.5克）相配，气旺则有力推动血行，活血而又不伤正气，共奏补气活血通络之功。 由此前两个药方不同的一面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神妙之处不仅仅在于辩证和用方准确，还在于用药的剂量。中药组方中药物运用多少就像打仗部署兵力一样，先锋部队多少，侧翼掩护多少，后防接应多少，都必须斟酌仔细，方能取得胜利。甚至君臣佐使所选用的药物也是要好好选择，有人开处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要解表不分主次、不分寒热，将具有发汗作用的中药排一大堆，药方很大但最后只能是“事半功倍”，甚至溃败而归。打仗兵不在多而在精，处方用药也是一样，中医师处方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此。 同理的药方很多，比如六味地黄丸中熟地黄占用了很大量（八两），用以竣补滋肾，而其他药物不过四两，临床医生经常开药都在10g左右，药物均等，根本就忘记了君药的主打作用用量宜大，以至于只有药方之名，而无药方之实，就算辩证准确又有何用，事后还说中药质量大不如前，将责任归之于药物质量，可笑耶。 就像很多药物在不同剂量、不同煮法，会有不一样的作用，如柴胡、砂仁、薄荷、葛根等等。柴胡升阳用量宜少，以3-6克为宜，退热和解少阳用量宜大，24-30克才够力；薄荷解表10-15为宜，后下（不能煮久），疏肝1-3克就好，需要同煎。如此种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前人有很多经验用量用法，每个药都有独特的经验，需要我们好好继承发扬。 以此为引，与各位共勉，为继承古中医不懈努力。 附方剂： 六味地黄丸 补阳还五汤：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 组成：黄芪生，四两[120g]； 当归尾 二钱[6g]； 赤芍 一钱半[4.5g]； 地龙 一钱[3g]；川芎 一钱[3g]； 红花 一钱[3g]； 桃仁 一钱[3g]。 功效: 补气，活血，通络。 归脾汤: 宋代《济生方》 组成： 白术1钱[3g]，当归1钱[3g]，白茯苓1钱[3g]，黄耆（炒）1钱[3g]，龙眼肉1钱[3g]，远志1钱[3g]，酸枣仁（炒）1钱[3g]，木香5分[1.5g]，甘草（炙）3分[0.9g]，人参1钱[3g]。 功效： 养血安神，补心益脾，调经。 方论 汪昂《医方集解·补养之剂》：“此手少阴、足太阴药也。血不归脾则妄行，参、术、黄芪、甘草之甘温，所以补脾；茯神、远志、枣仁、龙眼之甘温酸苦，所以补心，心者，脾之母也。当归滋阴而养血，木香行气而舒脾，既以行血中之滞，又以助参、芪而补气。气壮则能摄血，血自归经，而诸症悉除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