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先民（沙州卫）内迁山东散论

無情360 2018-09-22

展开全文

一、引言

2014年笔者对“裕固学”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认为将某一研究升级为‘学’，除了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研究队伍以及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内部要有固有的、持久丰富的相对成体系的研究内容，而且这种研究成果不止满足于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具有更广泛的跨民族、跨学科的辐射作用。”［1］

过去，关于裕固族先民的研究以及对史料的关注解读主要聚焦于今日裕固族的形成史，始终处于如何建构一个单一族群的框架内，史料中透露出来的其他信息一般不去关注或忽略不计。其实“如果‘裕固学’学科成立，其研究成果首先要有辐射其他民族或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要与其他民族或学科的研究成果互为文明。其最终目标是文化共生、民族和谐，人类进步。”［1］深入系统研究历史上裕固族部分先民融入其他族群，对了解历史上的内附少数民族安置政策，以及先民如何与其他族群在政治上同质化，民族分野上模糊化，这对近日学界热点关注和持续推进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不谋而合，也对建构“裕固学”具有重要意义。

据学者统计，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裕固族共有3861人，100%分布在甘肃省境内，到1990年也仅有488人散居在甘肃省之外的16个省市自治区中。

但是1999年田自成先生发表一篇题为《裕固族一部族迁徙甘州、山东考》①，此文透露的信息即山东有一支“裕固族”。对此，笔者很感兴趣，2001年在国家民委有关人员帮助下获得一本《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评议稿），此志按照“民族人口分布”“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与习俗”等篇章进行介绍，其中“民族成分构成”介绍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山东省经民族识别工作认定的少数民族成分有12个。1954-1986年，国家陆续对一些少数民族名称做了更改。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山东少数民族成分日趋增多，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达到30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38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53个。”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1990年山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类列表中得知，全国54个少数民族中53个民族都有人口分布在山东省，唯独裕固族没有（人口在10人以下民族有12个，只有1人的民族只有1个——乌兹别克族）。“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有3个，即回族、满族和蒙古族。

2016年8月笔者在聊城大学运河学院的协助下，实地调研终于成行，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从“达官军”角度对历史上的裕固族先民内迁事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根据既有史料对裕固族先民（沙州卫）内迁山东作一探讨。

二、裕固族先民沙州卫内迁甘州

十五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的察哈台后王，为了控制东西方商路的咽喉之地，开始与明朝争权夺地，经常侵袭明朝关外诸卫。各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攻杀，加上吐鲁番的不断侵袭，关外诸卫相继崩溃，纷纷要求内徒。首先向关内迁徙的是沙州卫。沙州卫，永乐二年（1404）设立，卫治在沙州古城，方位很明确。据《明史》记载，沙州卫设立30多年之后，至宣德十年（1435），“为哈密所侵，且惧瓦剌（即卫拉特）见逼，不能自立，乃率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遂迁居苦峪（今安西境）。明中叶又从苦峪东迁。

《明实录》卷一百四十五卷载：“正统十一年（1446）九月，……先是甘肃总兵官任礼等以沙州喃哥兄弟乖争，部众离贰，欲乘其饥穷，迁之塞内，适喃哥晋来言，欲居肃州（今酒泉）之钵和寺，礼等遂令都指挥毛哈喇，赵哈喇不花等，偕喃哥先至沙州，抚谕其众而率大众随其徙，比至，喃哥阴持两端，其部人多欲奔瓦刺②，礼等进兵迫之，遂收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五户，千二百三十余口，及是奏呈，上敕礼等曰：‘尔等相宜调度，不伤一卒，旬日之间，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议欲甘州，南山一带给之耕牧，俟其志向安定，收为土官土民，随军操阅，皆姑从尔议，但安抚远人，须在经久，今其来附，恐非得已，且向背不齐，实情叵测，不可不防，议者谓果无议图，置之边州，无不可者，如或不然，必须徙之内陆，庶无后虑，其审计之’。”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正统十一年（1446年）九月，……在此之前甘肃总兵官任礼等人认为沙州卫都督喃哥兄出现纷争，其部族的众人有叛离之心，想要乘着他们饥饿困穷之时，使他们迁到塞（长城）内。此时正好喃哥主动派人来说，想要定居在肃州（今酒泉）的钵和寺附近，任礼于是命令都指挥使毛哈喇和赵哈喇不花等人，同喃哥等一同先到沙州，安抚晓喻他们的族众并率领族众一同迁徙。等到到了的时候，喃哥两边都讨好（对瓦刺和明朝），他的部下人等又大多都想奔投到瓦刺那。任礼于是派兵逼近他们，最终将他们收服入塞，让他们居住在甘州。（清点人数），共有二百零五户，一共一千二百三十余人。等到此事的奏章呈上，皇帝下诏对任礼等说：‘你们等人看准时机调谴兵将，不伤一兵一卒，十数天之间，使他们部族的所有人都归顺，我十分赞赏这件事。你所奏议的想要让甘州、南山一带的地方来供给他们耕种放牧，等到他们人心安定之后，让他们成为土官（相对流官）和土民，跟随军队操练检阅等事，都暂且听从你的奏议。但安抚边远地区的人，必须长久计议，如今他们来归附，恐怕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何况人心向背不同，其真心也不可推测，不能不加以提防。如果商议的结果认为他们果真没有图谋，就使他们安置在边远之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定要让他们迁徒到内陆，以期没有后顾之虑，你要仔细谋划这件事。

《甘州府志》卷二也有类似的记载：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接收沙州卫之地的喃哥所有部众让他们居于甘州之地，喃哥沙州卫，是明代授予的都督签事（职务）。这些人兄弟不和，部族众人携有叛离之心，自己请求入关定居在甘州之地。而任礼此时也想乘着他们窘迫困乏之际，让他们迁徙到塞内，于是派都指挥使毛哈喇同喃哥一同去告晓他的族众，并且亲率士兵在其后跟踪。适逢喃哥等人两边都讨好（指对瓦刺和明朝），并且他的部下多想投奔到瓦刺去。于是任礼进军逼迫他们，最终将所有部众二百多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安置在甘州一带，这就是如今的黄番族。

上述史料说明，1446年，沙州卫都督佥事喃哥，率领他的部族二百多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得到明朝政府的同意，由沙州卫（即今日甘肃敦煌），迁入嘉峪关内。这是关西诸卫中最早东迁的一部分。

三、裕固族先民再迁山东

沙州卫部众在喃哥率领下于正统十一年九月迁到甘州，在甘州暂居六个月后，于十二年三月，再内迁山东。

《明实录》一百五十一卷载：“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沙州卫都督佥事喃哥等率部属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来归，上命官舍头目于山东平山、东昌二卫管束，带俸城内居住，赐都督米二十五石，地二百二十亩；都指挥米二十石，地二百亩；指挥米十五石，地百五十亩；千户卫镇抚米十石，地一百二十亩；百户所镇抚米五石，地一百二十亩；舍人、头目米二石，地一百亩。分期部落于青平、博平二县为三屯居住，各赐米三石，地八十亩，仍赐钞、币、表里、丝、袭皮、绵布、房屋、床榻、器皿、牛、羊等物支与俸粮月粮。”

《明史》卷三百三十又载：“喃哥弟锁南奔，不从（不愿内徙）徙，窜入瓦剌……廷臣请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顺，免死，徙东昌。东昌为喃哥内徙之地，锁南奔内徙东昌，是使之就其兄也。”喃哥部族迁徙山东之后，明政府按其地位身份进行了安置，发给了粮食、钞币、绵布，还给了房屋、土地、牛、羊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具。喃哥部族从此就在山东分几处务农为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裕固族先民内迁及再内迁原因

据学者研究，裕固族东迁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内外因结合，导致裕固族先民的灾难性东迁。从内因而言，诸卫酋长肆意劫掠，招致祸端；自相削弱，内部分裂与争斗。具体如下：

一是武力劫掠过路使团、贡使，招致明朝征讨。据《明史》记载，永乐二十三年（1424），明朝使节乔来喜、邓诚出使乌斯藏（今西藏）路经安定、曲先牧地，曲先指挥散即斯等“杀朝使，尽夺驼马牛羊而去”。明朝大军征讨，“斩首四百八十余人，生擒七十余人，获马牛羊十四万有奇”。“散即斯率众逃遁，不敢还故土”。后来明朝赦其罪过，令还故土，“复业者四万二千余长”。洪熙元年（1425），“亦力把里（今伊犁，指东察哈台汗国歪思汗）、撒马尔罕先后入贡”，为沙州卫所劫，亦招致明朝进剿。至宣德五年（1430），曲先卫散即斯“数率部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明朝再次发大兵征讨，“杀伤甚众，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妇三百四十余人，获驼马牛三十四万有奇”。正统元年（1436），赤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指和阗，非关西阿端卫）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明朝“赐赦切责，令还所劫”。

二是诸卫之间互相劫掠。永乐十年（1412），“安定卫奏，罕东数为盗，掠去民户三百”，明朝“赐赦切责，令还所劫”。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朝大军征讨曲先之时，安定、罕东奉调从征，安定卫指挥桑哥如期从征，而罕东卫违令不至，并视“桑哥远去，尽掠其部内庐帐畜户”。明朝对诸卫的相互劫掠行径反复劝阻。宣德九年（1434），沙州卫酋长困即来因邻部侵盗，向明朝请求更换牧地。明朝政府从内乱与外患的必然联系加以劝导“往年，哈密尝奏尔侵扰，今外患亦自取。但当循分守职，保境睦邻，自无外患，何必东迁西徙，徒取劳瘁”。所有这些虽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劫掠。正如《明史》所说“朝廷亦数遣赦诘责，诸部多不奉命”。

三是本卫内部分裂与争夺。自从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被杀造成内乱之后，安定卫部众一分为二，长子板咱失里系，即后来承袭安定王的亦攀丹之众，次子撒儿只失加（《明史》误撒儿只失加为其兄所杀）系，即随从曲先卫逃窜，自称安定王而未得到明朝册封的部众。亦攀丹继承王位并得到明朝册封后，撒儿只失加曾向明朝“谢罪”。永乐二十二年（1424），曲先卫酋长散即思劫杀明朝使节乔来喜、邓诚后，撒尔只失加值众、自称安定卫指挥的哈三孙散哥也参与其事。明朝大军征讨时，亦攀丹之众、安定卫指挥桑哥从征，由此可见安定王长子系和次子系的斗争。

罕东卫中分裂出罕东左卫，以奄章、班麻思结、只克为首，久居沙州，不仅削弱了罕东卫，也同沙州卫发生矛盾。赤斤卫部众先祖苦术娶二妻，一为西番（畏兀儿）女，生塔力尼；二为蒙古女，生琐合者、革古者二人。同父异母的兄弟三人各成一系，不获宁居。后来，塔力尼系的酋长阿速欲兼并其他派系，“屡相仇杀”。［3］

除此之外，宗教冲突、他族入侵也是东迁主要原因。元末以来，先是东察合台汗国，之后是叶尔羌汗国，均以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由西向东逐步推进。当土鲁番王室和哈密王室相继伊斯兰化，并成为东察哈台汗国，尔后成叶尔羌汗国一部分之后，对裕固族先祖驻守之卫反复侵扰。对此《拉史德史》有具体记载，以及《明史》记载，成化时，“土鲁番强，（曲先）被其侵掠”。“正统八年（1513），土鲁番遣将据哈密，遂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时土鲁番日强，数侵邻境，诸部皆不能支”，“后土鲁番复陷哈密，直犯肃州，罕东复残破，相率求内徙，其城遂不守”。

他族入侵，主要是正德年间（1506-1521），“蒙古大酋亦不剌、阿尔秃斯侵据青海，纵掠邻境。安定遂残破，部众散亡”；“曲先为所蹂躏，部族窜徙，其卫遂亡”。叶尔羌汗国为解决财政困难、满足军事贵族掠夺欲望，当1517年萨亦德汗派异密们对撒里畏兀儿“圣战”时，他们在和田与明朝的边界之间行动了两个月，“却根本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异教徒的情况”。这时撒里畏兀儿已大部东迁至河西走廊，成为今天甘肃省裕固族的祖先［4］。

以上应该是裕固族先民东迁关内的主要原因，至于再次内迁，目前所得资料很少，但是从前文所述《明实录》等相关记载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如卷一百四十五卷载：“正统十一年（1446）九月，……等到此事奏章呈上，皇帝下诏对任礼等说：‘你们等人看准时机调谴兵将，不伤一兵一卒，十数天之间，使他们部族的所有人都归顺，我十分赞赏这件事。你所奏议的想要让甘州、南山一带的地方来供给他们耕种放牧，等到他们人心安定之后，让他们成为土官（相对流官）和土民，跟随军队操练检阅等事，都暂且听从你的奏议。但安抚边远地区的人，必须长久计议，如今他们来归附，恐怕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何况人心向背不同，其真心也不可推测，不能不加以提防。如果商议的结果认为他们果真没有图谋，就使他们安置在边远之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定要让他们迁徒到内陆，以期没有后顾之虑，你要仔细谋划这件事。’”

沙州卫是关西诸卫中情况比较复杂的一卫，宣德十年（1435）东迁苦峪后不久，部众有的逃亡哈密，有的投奔赤斤。东迁苦峪的一部分至困即来死后，其子不协，“兄弟乘争，部众携二，其卫遂散”。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说撒里畏兀儿诸卫“其初俱能睦族自保，厥后本族自相仇杀，部众逐渐离散”。至明中叶，明朝闭嘉峪关自守，主要是明朝经营西域失败。但是，撒里畏兀儿少数酋长的不法行径，也促使明朝闭关自守。《明史·西域二》记载，明朝对撒里畏兀儿诸卫无可奈何之时曾说“番人相攻，于我何预！”［3］

此外从其他著述中也能了解到一些信息，“1446年，阿尔金山东端的西拉尧熬尔（即裕固族）首领喃哥被卫拉特蒙古的也先汗封为平章，他们在战乱和贫困中，准备迁往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这个消息被明朝在肃州的军官任礼得知后，他率轻骑突袭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男女家眷隔离后，分别押送到了甘州塞内，明政府终究不相信他们，很快又把他们押送到了山东的平山、东昌一带，他们就是西拉尧熬尔8个部落（尧熬尔叫做“鄂托克”）中的一个。”［5］

五、裕固族先民内迁山东与“达官军”关系

从上述诸多文献资料可知，裕固族先民无论是内迁甘州，还是内迁山东，对明朝政府而言都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今其来附，恐非得已”。既然来了就需安置，而且“安抚远人，须在经久”。明朝最为常见的一种安置内附少数民族的方式就是“达官军”政策。即把归附的少数民族编入军队，卫所驻扎，耕牧听调，形成了对内附民族的安置传统。这些少数民族的军队在明朝被称作“达官军”。一般情况下其基层首领与基本部众并不分离，作为三五百人成军的单位编入普通卫所之中，以利于管控。明朝初年曾在北部边境地区配备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军队防边。后来北直隶地区成为安插少数民族武装的重点区域。明朝迁都北京后，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

周松先生曾以北直隶达官军中可考证线索最为清晰，内容最为系统的塔滩蒙古军为例，对明朝的内附少数民族安置政策及其影响加以阐述。他研究认为，永乐三年（1405年），盘踞塔滩的蒙古人在把都帖木儿和伦都儿灰等人的率领下归降明朝，被安置在河西凉州等卫居住。其他一些来自塔滩地区的蒙古人也先后被安置在宁夏、庄浪、凉州等卫。但不久以后，他们便陆续被迁往北直隶真定，保定，河间地区。明朝对新迁入北直隶塔滩蒙古人的管理基本延续了以前在凉州诸卫时期控制模式，即专门委派本系统达官管理达军，军余和所属丁口，听候朝廷调遣（出征，协防）。明朝对于内迁的塔滩达官除了继续保持原有优厚待遇的同时，也逐步通过达汉合治，强化管理的措施消除达官军不适应内陆军事，行政制度的弊病，加强了对达官军作为明朝武装力量的整合力度。

周松先生另文又从社会经济生活角度研究了内附少数民族内陆化的过程。他研究认为，居内陆的少数民族在内陆社会经济生活的长期影响下，自身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明朝在安置内附达人之时要分别赐予短期生活必需品（包括服装、财物、牲畜）和提供长期生活条件（政府薪俸和房屋、田地等不动产）。明朝政府知道完全依靠国家俸粮不能满足达官军，尤其是上层达官物质需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给赐土地是拉拢少数民族权贵、维护其利益的必要前提。从社会发展长时段的角度看，内附军事贵族正是以此变为内陆式的身份地主，这一社会阶层演变本身也意味着与内陆汉族权贵的政治同质化和民族分野的模糊化趋势。这种变迁正是内附达人融入内陆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本原因。［7］

裕固族先民喃哥部族迁徙山东之后，明政府按其地位身份进行了安置，发给了粮食、钞币、绵布，还给了房屋、土地、牛、羊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具。喃哥部族从此就在山东分几处务农为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2016年8月笔者去聊城调研时，明朝文献中出现的卫所已经变成了聊城市的一部分，或密密麻麻的村庄，但是深入博平等农村，依然能看到很多名为“屯”的村社，但是裕固族先民的影子已无处可循了。

六、余论

当然，对内迁沙州卫部众是否为裕固族先民，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周松（河南大学）在《明代沙洲卫内迁新论》中，利用《明实录》，结合《武职选簿》资料，对明代沙州卫内迁安置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质疑了传统沙州卫内迁留居河西走廊的观点，提出自沙州—河西走廊—山东—南直隶的多次迁徙的看法。通过分析内迁沙州卫部众在明朝的活动，指出内迁沙州卫部众并非今天裕固族的族源之一。⑦

总之，笔者如此费心探查五百余年前的一支遗民下落，并冠“裕固族先民”并非哗众取宠，只是继续践行之前倡导的努力开展裕固族内部文化多样化研究的观点，实现裕固学研究辐射其他民族或其他学科的目标。类似学术研究在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中也在践行中，如范景鹏《山东的撒拉尔人——山东禹城韩家寨历史研究》［8］。笔者认为，目前围绕裕固族研究的视野依然比较狭窄，梳理历史脉络过于单一，将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些曲折又丰富的盛枝茂叶随着时间流逝很容易被舍弃遗忘，本文努力在此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注释：

①此文笔者已收录《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6-107页。

②瓦剌：昔称火州，也称哈剌，汉魏高昌城。

③甘州：隋改名为张掖，今甘肃张掖市。

④平山卫：在山东聊城县西南，土阜隆起如山。旧改平山卫，得名以此。

⑤东昌卫：“东昌府”隋置博州。元为博州路。改东昌路。明初改为东昌府。清因之。属山东省。民国废。故治郡今聊城县。

⑥博平县：春秋齐博陵邑。汉置博平县。故城在今山东博平县西北三十里之博平镇。宋徙今置。

⑦由于本人尚未看到此文全文，只是根据“汉民族学会2013年年会暨屯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获得以上信息。

参考文献：

［1］钟进文.构建“裕固学”的价值和意义——以个人研究体会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15（3）.

［2］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评议稿）.1996.此书之后已正式出版，山东省地方史志.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3］高自厚，贺红梅.裕固族通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