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今海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民族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朝鲜族历史与文化、 民族理论与政策。 姜哲荣 延边大学2014 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生。 摘要：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及其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在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跨国流动中，在韩朝鲜族在不断改变其流动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实际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的归属结构，其归属感、价值观、认同感也在不断被打破和重塑。比起20世纪90年代末朝鲜民族“族性”的淡化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强化，21世纪前10年的后半期开始，由于韩国对朝鲜族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及朝鲜族本身的各种共时性的复杂身份，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交错和张力，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日趋开放和多元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朝鲜族 跨国流动 身份认同 多元化 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及其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据2016年韩国有关部门统计，在韩朝鲜族已达65万多人，超过了中国朝鲜族总数的三分之一。综观30余年的朝鲜族跨国流动轨迹，实在是起伏跌宕、复杂多变，在漫长的流动过程中，朝鲜族的身份认同亦日趋多元化。本文采用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自2004年以来笔者对17位在韩朝鲜族个体进行的跟踪调查，重点探讨在韩朝鲜族身份认同变化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族性的淡化：介于同胞与外国人的“他者”的身份意识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一）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兴起 中国朝鲜族与韩国的接触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个别朝鲜族的探亲为主。伴随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韩国政府逐步放宽探亲途径，朝鲜族以探亲、寻亲为主要动因的跨国流动骤然升温。探亲往来过程中，人们对两国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异了然于心，探亲也就逐渐演变成朝鲜族探亲者创造财富、增加收入的一种谋利手段，以“探亲为名、创收为实”的跨国人口流动便盛行起来。为数极多的朝鲜族借赴韩探亲之机，携带我国名贵的中草药及补品，除用作馈赠亲朋的小部分，大部分在韩国以高价售卖。直至1994年，随着朝鲜族赴韩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药材倒卖泛滥、假药充斥市场，兴盛一时的“探亲+卖药”的跨国流动迅速降温。因探亲签证有时间期限，加之韩国人对朝鲜族由狂热变冷淡的“骨肉情”，不少朝鲜族探亲者选择非法滞留的方式来继续创收，即由药材倒卖转向持久的打工，出国探亲也自此冷清。 恰逢此时，随着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韩国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社会问题。为此，1993年韩国政府出台“产业研修生制”，开始引进外籍劳务人员。具有语言优势的朝鲜族不惜倾家荡产，通过各种渠道率先加入劳务输出队伍的行列。但是由于外籍产业研修生不受《韩国劳动基准法》的保护，研修生被辱骂欺凌、超时加班、拖欠工资等受害事件接连不断，致使研修生大量跳槽和非法滞留。 韩国政府在鼓励引进外国劳动力的同时，为了解决一些低收入韩国男青年的结婚问题还鼓励国际婚姻。因同文同种的人文因缘、韩国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悬殊的收入差异以及涉外婚姻所带来的一系列连带效应等多种因素，涉外婚姻也成了朝鲜族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为达到赴韩打工的目的，不少朝鲜族已婚夫妇竟把婚姻当儿戏，不惜出演与原配丈夫“假离婚”、与韩国丈夫“假结婚”的闹剧。一种以“婚姻为名、打工为实”的跨国流动悄然兴起，且愈演愈烈。 除了上述以打工为目的的各种形式的跨国流动外，留学生的流动也渐趋活跃。由于同种同文的历史背景以及韩国方面对朝鲜族留学生的各种优惠政策，建交初期韩国成为朝鲜族学子的留学首选之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优质教育的渴望促使朝鲜族高层次人才跨国流动渐趋多元化，美国、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其新的求学地，从而在韩留学生数目也随之递减。 （二）民族认同到民族认异：国民性的强化 1992年中韩建交后，将近半个世纪处于敌对国的韩国一夜间成为朝鲜族淘金的首选之国。之所以韩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主要还是靠同文同种的族裔情结。尽管将近半个世纪朝鲜族与韩国未曾有过来往，且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华大家庭，但大多数朝鲜族的身份认同上不仅有现实的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而且还有对“想象的祖籍国”的天赋的情结和向心力。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后成千上万的朝鲜族满怀“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与期待，争先恐后地踏上韩国务工之路。但是，谁也未曾料到朝鲜族的族裔期望被现实无情地打破。 首先是生活和工作上的欺压与歧视。因为朝鲜族劳工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不仅工作环境和工种带有“三D”性质，且日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而收入却远低于韩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加之由于劳工身份上的制约（或为黑户，或为跳槽者，或为非就业签证，或为偷渡者等），受不良老板肆意欺压剥削，拖欠工资的遭遇屡见不鲜。不稳定的工作、超负荷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简陋的吃住条件、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与付出不对等的薪金报酬，这一切使在韩朝鲜族劳工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朝鲜族劳工切身体会到，除就业时语言方面比外国务工者略有优势外，在韩国人眼里，朝鲜族也无非是‘外国人’，而且是只能从事“三D”工作的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而已。无处不在的歧视、等级差异与边界的划分及压迫，彻底打破了朝鲜族对祖籍国的想象，作为同一民族的“族性”大大被打了折扣。 到韩国之前，对韩国抱有很大的期望，毕竟是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种语言，但是到韩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可不是想象中的天堂。最难以忍受的是对中国和对朝鲜族的鄙视。我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曾经还当过师范老师。而只有高中学历的老板竟敢在我们面前问你们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电视？中国吃的怎样等近乎白痴的话。更气死人的是，同样的职场职员，对待韩国职员多少还带有点恭谨，而对待朝鲜族职员时就随便谩骂，胡狗、蠢猪等各种辱骂没完没了。唉，有的时候真想揍他几拳，但想起家乡的家族也只能忍气吞声。 （访谈对象：ZD；时间：2004年5月8日；地点：加里峰洞） 其次是政治上的非同胞待遇。朝鲜族的祖先是自19世纪末起，或迫于生计或为了从事反日运动而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与韩国人同属一个民族。按理来讲，时过一个世纪以后重返“故国”的朝鲜族理应得到韩国社会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然而国家与政府层面的一系列差别化对待，使在韩朝鲜族再次感受到被边缘化的失落感。他们不仅经济上遭受压迫，而且在政治上法律上得不到与韩国国民同等的公平待遇。更有甚者，同样为韩民族后裔，朝鲜族与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同胞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化待遇在韩国政府1999年颁布的《在外同胞法》里表露无遗。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韩国政府为广泛吸引海外朝鲜族裔来韩投资，同时加快新民族国家建设的步伐，制定出台了《在外同胞法》，其内涵是赋予海外朝鲜族裔类似双重国籍的待遇。然而，该法却公然把中国朝鲜族和苏联的高丽人拒之门外，其理由为朝鲜族和高丽人均是在大韩民国成立前移居海外，未曾拥有过大韩民国国籍。时至2004年，在广大在韩朝鲜族与韩国人权组织的示威与抗争下，该法案终得以修订，然而这种法律上的公开歧视给朝鲜族带来的心灵创伤却没有因法案的修改而抚平。《在外同胞法》事件使得中国朝鲜族逐渐认识到，在韩国政府及国民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外籍劳工而已。 再次是文化上的异质化。朝鲜族是源于朝鲜半岛的跨界民族，韩国之所以成为朝鲜族跨国务工的首选，主要缘于同文同种的文化情结，语言成为朝鲜族最大的就业优势。但令朝鲜族悲哀的是，韩国的韩国语和延边的朝鲜语在语调、词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朝鲜族特有的“延边口音” 反倒成为一个象征落后、愚昧的朝鲜族身份“标签”，遭到蔑视的眼神。除延边口音外，韩国的媒体、电影（《黄海》《新世界》等）等常有意无意地给朝鲜族群体贴上偷渡者、罪犯甚至是杀人犯等负面的标签，导致大众对其出现偏离实际的认知偏差，形成极其负面的刻板印象。媒介对朝鲜族的污名化，无疑是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在韩朝鲜族的社会适应，多数人尽可能的努力去掉自己的延边口音，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朝鲜族”身份。 朝鲜族为了一个梦想——为尊严、为富足、为子女教育……千方百计到“同文同种”的韩国，但是在韩生活环境和经历中，朝鲜族所体验到的更多的不是“民族认同”，而是“民族认异”。在祖籍国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朝鲜族切身感受到介于同胞与外国人之间的与其初衷相异的“他者”身份，而这“他者”的身份不但强化了其对于祖籍国的疏离感，而且还无形中延续和强化了其作为中国人和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认同。很多有关对朝鲜族的研究成果也在强调，“通过劳务输出韩国，朝鲜族的认同意识经历了从族群认同渴望到族群认同弱化再到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动态变化过程”；“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削弱我国朝鲜族的爱国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 当然，“打断骨头连着筋”，割不断的族裔情结和文化联系，使在韩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并不因为上述诸多因素而完全消失，朝鲜族主观上对经济收益的渴望以及对族裔的相对安全感和语言上的便利、韩国对朝鲜族政策的一再调适等客观因素致使成千上万的朝鲜族在韩国忍气吞声，长期滞留，这也为后来朝鲜族的认同意识分化埋下了伏笔。 融入与固守：跨国流动的新变化与身份认同的多元化 （21世纪初期至今） （一） 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新变化 为了加强与海外韩民族的纽带关系，也为了给韩国境外的朝鲜民族创造自由来韩的条件和就业的机会，2007年3月韩国政府出台了“访问就业制”。尽管之前韩国政府也曾出台“产业研修生制”“雇佣许可制”，但其适用范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外籍劳动力，而“访问就业制”仅针对中国的朝鲜族和苏联的高丽人。韩国法务部向符合访问就业制条件的朝鲜族发放有效期为5年的访问就业签证（H-2），有效期内可在韩就业，自由进出境。由于访问就业制大大降低了朝鲜族的准入门槛，给朝鲜族社会带来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在韩朝鲜族总数骤然上升（见图一）。2009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在外同胞签证”（F-4），进一步放宽朝鲜族的准入条件，对朝鲜族法人企业代表、个人企业代表、跨国企业干部及职员、媒体干部及记者、大学教授、会计师、律师、同胞团体代表、博士学位持有者等从事“专门职业”的朝鲜族发放有效期为5年的F-4签证。尽管F-4签证对象限于从事“专门职业”的朝鲜族，且严禁从事劳务，但总体上来讲给朝鲜族的自由往来开了绿灯。至2014年，韩国政府又给包括朝鲜族在内的“未满60周岁的外国国籍同胞”发放停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为3年的“同胞访问签证（C-3-8）”，使得全年龄段的朝鲜族可以自由出入韩国。随着韩国对朝鲜族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朝鲜族跨国流动也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以致直接影响其认同意识。 图1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历年递增图 资料来源：2009—2016年数据来自韩国法务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统计月报》（2009—2016）；其余数据则参考金贤仙（音）的《在韩朝鲜族的聚居地域与定居意识》，载《社会与历史》第87辑（2010）。 首先，在韩朝鲜族总体规模急剧增长。2007年之前，朝鲜族进入韩国除探亲、产业研修生、留学生、结婚移民者等之外的渠道非常有限，一般来讲在韩国没有亲戚者只能通过中介机构和蛇头，支付昂贵的手续费才能进入韩国。2007年的访问就业制，首次采用配额制的方式对在韩无亲戚的朝鲜族控制签证发放，使得该类人群也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到韩国。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在韩朝鲜族总量急剧上升。 其次，身份年龄结构多元化及以家族为单位的定居化趋势。自1993年产业研修生制度到2007年的访问就业制，在韩朝鲜族主要以30-60岁的青壮年劳务者为主，但2009年韩国出台在外同胞签证以后，因其发放范围扩大到诸多领域的“专门职业”及其父母和配偶、20岁以下子女等，在韩朝鲜族的身份年龄结构大为扩大。除传统的劳务主力军外，还有留学生、商人、配偶、孩子、父母等。身份年龄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过去以劳工为单位的个体流动逐渐变成为以劳工及其家庭成员为单位的家庭流动，而且其居住形式也渐趋定居。尤其是2014 年出台“同胞访问签证（C-3-8）”之后，随从家庭流动的老年人口及学龄人口大为增加，以致朝鲜族较为集中的永登浦区大林洞大东初等学校和九老区加里峰洞永一初等学校学生的一半以上为朝鲜族学生。相对高的经济收入、家庭成员相聚等主观上的原因，加之相对优越的交通及公共设施、医疗福祉待遇等客观条件诱使朝鲜族趋于定居化。 再次，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及共同体的形成。尽管在韩朝鲜族总量持续上升，但大部分朝鲜族排外意识比较明显，他们常以血缘、族缘、地缘、乡缘、业缘、学缘等为纽带，在大林、加里峰、安山等地形成聚居区，并编织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自身的朝鲜族的族裔身份凌驾于韩国的社会结构之上，与当地韩国人相区隔或与韩国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形成自身的共同体，以此抵御来自韩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并应对韩国主流社会的各种就业竞争，克服主流社会的各种歧视，强化族裔自立和团结的保障机制。随着韩国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朝鲜族自身的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在韩朝鲜族也开始努力打破朝鲜族自身的族裔限制，积极寻求与韩国主流社会的沟通与融合，各种社会团体也应运而生。 （二） 在韩朝鲜族身份认同的分化 在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跨国流动中，在韩朝鲜族不断改变其流动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实际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的归属结构，其归属感、价值观、认同感也在不断地被打破和重塑。比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较为单纯的朝鲜民族“族性”的淡化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强化，21世纪前10年的后半期开始，由于韩国对朝鲜族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及朝鲜族本身的各种共时性的复杂身份，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交错和张力，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日趋开放和多元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当2014年笔者再访韩国追踪2004年的访谈对象时，发现17人的身份及签证类型有了很大变化：除3名回国者（留学生2人、放弃韩国国籍的结婚移民者1人）外，14人全部为有效签证，其中入籍者3人（婚姻移民入籍者1人、非婚姻移民入籍者2人）、永久居住者2人、在外同胞签证持有者4人、访问就业签证持有者5人。 1.加入韩国国籍者。国家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一般指的是一个民族群体对所在国家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个人对国家所持有的感性认识以及理性层次的利益考虑。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是国籍认可。在持久化的韩国生活中，随着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改变，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国籍的认可开始有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在韩朝鲜族当中加入韩国国籍者在10万人左右。当然，这10万入籍者的入籍动机各有差异，主要分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寻根型。祖籍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朝鲜族第一代人，尽管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但对母国仍然怀有强烈的情结，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的意愿非常强烈。祖籍在韩国庆商南道金海市的朴先生道出了心灵深处那种对故土的刻骨铭心。 我是1939年随父母集团移民到安图的，当时我大概10岁多一点。我家亲戚大部分在韩国。韩国亲戚家的族谱上都有我的名，甚至韩国户籍上都有我的名。虽然离开故乡这么多年，但我终究忘不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有儿时与同伴们一起捕鱼、捉迷藏等一起嬉玩的场面。尽管这么多年间韩国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变得非常陌生，亲戚之间也较为生疏，但我还是根据我父亲生前的遗嘱，把他的骨灰移葬到韩国的老家，我的家属也在这里安顿下来。毕竟是我的故乡嘛…... （访谈对象：PRF；时间：2014年12月；地点：永登浦区大林洞） 二是婚姻型。中韩建交之后，尽管韩国政府出台了产业研修生制度、雇佣许可制等招募外籍劳工制度，但由于手续烦琐、等待时间长、名额有限、蛇头盘剥等原因，对大多数朝鲜族来讲韩国仍为遥不可及的国家。山重水复疑无路，以“婚姻为名、打工为实”的“假结婚”成为实现韩国梦的一种捷径，由此出现了结婚移民者的入籍现象。但这些婚姻移民者的入籍动机与上述寻根型不同，更多的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因此其身份认同不像寻根型那样单一，而存在诸多困惑与矛盾。 我是1999年通过国际婚姻到韩国的，与韩国丈夫过了三年之后离婚。现在我的国籍是韩国。当时拿韩国国籍的目的就是，一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在韩国安心挣钱，二是为了能够邀请在中国的亲戚。因为那时，到韩国简直是难如登天，我拿韩国国籍之后，先后邀请了妈妈和姐姐，后来又邀请了姐夫和舅舅。没有国籍，我哪能邀请得了那么多人…我虽然法律上是韩国国民，但我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韩国人，而韩国人也从未把我看作他们的韩国国民……。 （访谈对象：KJ；时间：2004年5月；地点：京畿道安山市） 三是功利型。随着在韩朝鲜族经济实力的增长，有些人愿意在韩国长期发展，但他们却有着种种不便，大至开业、购房、出国、子女入学、社保，小至看病、申请信用卡等，诸多差别待遇都不利于其融入当地主流生活。而有些人随着思想意识的开放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不再固守一地，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积极寻求与韩国社会的互动，想要“择良木而栖之”。又有些人开始关注政治权利，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甚至对市议员、国会议员竞选也表露出高度的参与意识。如2016年韩国第20届国会议员比例代表选举中，韩籍朝鲜族报名申请者共有13名（申请韩国执政党“新世界党”的比例代表有7人；申请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比例代表有6人）。尽管他们最终都未能获得议员席位，而且其竞选动机也各有不同，或为积累政治资本，或为朝鲜族利益呼吁，但此举意味着在韩朝鲜族社会已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封闭走向开放，寻求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与融合。2014年笔者再度访谈Z先生时，其一段话便证实了这一点。 2004年接受你的采访时，我也曾说过即便让我加入韩国国籍我也绝对不会加入，因为当时我也恨透了韩国人的欺负、歧视。但我也没想到时过10年之后，我还是拿了韩国国籍。经过多年的拼搏，我在韩国开了旅行社。因为没有韩国国籍，我的事业、我的财产、后代的教育…反正我和我家族的生存都受到很多约束。再说，不拿韩国国籍，也无法为在韩朝鲜族利益申辩，根本没有话语权。我的目标是继续做大我的事业的同时，挣个市议员、国会议员，尽可能地让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改变对朝鲜族的态度，多出台有益于朝鲜族的政策…当然我心理也是很矛盾，很纠结。常有人问我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因为我拿了韩国国籍，所以从法律身份上应该是韩国人。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谁能把我看作韩国人呢？我想我还是，至少我的心还是中国人，或者是中国朝鲜族…。 （访谈对象：ZD；时间：2014年7月；地点：大林洞） 那么，如何界定入籍朝鲜族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呢？国籍是一个法律概念，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个人除了法律身份外，还有民族身份、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心理身份等等。除了极少部分第一代寻根型入籍者之外，婚姻型、功利型入籍者的入籍动机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点，其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国血肉相依。更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被访谈的2名结婚移民入籍者当中1名已放弃韩国国籍；2名非婚姻移民入籍者当中1名仍然以非正常途径保留中国国籍，实际上为双重国籍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游走在中韩之间，—边权衡着成为两个国家国民的长短处，—边又考量着自己在两个国家的被接受程度。从中可见其内心深处的困惑与纠结。 2.两难选择的永久居住者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在韩朝鲜族愿意在韩国长期滞留。韩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需要、韩中收入差异、相对人性化的各种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福利待遇等，驱使朝鲜族在韩国长期滞留。但他们不想从根本上融入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看出韩国人与朝鲜族之间纵然距离再近，也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不愿意放弃“中国人”和“中国朝鲜族”的身份，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最终归宿。“现实的韩国，未来的中国”便是多数在韩朝鲜族的人心所趋。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既能保留中国国籍，又能够长期滞留韩国的永久居住权。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2016年在韩朝鲜族永久居住者人数为85，363人。 其实凭我现在的条件，我完全可以加入韩国国籍，但我现在只拿永久居住证。因为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说不定未来几年美国也敌不过中国，何况是韩国。我希望我的子女们在中国发展。再说改国籍千万要慎重一些，国籍事关一个人的前程，不是易如反掌说改就改的简单事情。因为没有金钱、社会关系等各种基础，即便我现在加入韩国国籍，也无法融入韩国的主流社会…但至少现在，我还是想生活在韩国。这里，挣钱也容易，还有交通、医疗、服务态度、文化生活等等都比中国好。以后等我老了，孩子们想回国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们回去。 （访谈对象：PCD；时间：2014 年7 月；地点：新吉洞） 虽然P先生一再强调中国人的身份，但访谈中也不难发现经济方面的实用性和文化方面的同质性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潜意识当中保留的族裔身份认同。 3.愿为中国国民（朝鲜族）者 尽管在韩朝鲜族趋于定居化，且身份认同上也出现一些分化现象，但绝大多数朝鲜族还是愿意选择中国人和中国朝鲜族的身份。因为大多数朝鲜族到韩国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因素，韩国对其而言只是实现致富目的的“临时的客居地”而已，之所以忍受辛劳就是为了短期内挣钱致富，有朝一日重新嵌入中国社会，让自己的家族获得富足和尊严。他们靠亲缘、乡缘、学缘等形成聚居区，编织各种社会网络，游离于韩国主流社会之外，是韩国社会中的“不可同化”者和“他者”。在韩朝鲜族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对回国具有较强意愿的是农民阶层。对他们而言，在中国家乡拥有的土地及国家的三农政策就是定心丸，给他们的归属注入了强心剂。 我对韩国国籍一点兴趣都没有。干嘛加入韩国籍呢？即便加入国籍，你也是社会最底层。我来韩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挣个钱让我子女上个好的大学。再说我是农民，不愁后路。反正家里有地、有房子，再说现在农村政策多好，在这儿忍气吞声，挣几年钱之后回家安度晚年。 （访谈对象：KZD；时间：2014年8月；地点：大林洞） 在韩国留学、就业的年轻一代也更倾向于回国。因为在他们身上很少有像祖父母那一代的与生俱来的所谓“血浓于水”的根基因子，其成长背景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历层次较高，因此他们更注重中国的大舞台，更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不想重走祖父母辈的老路。近年在韩朝鲜族留学生数的递减便是例证。在韩朝鲜族留学生总数由2010年的2956人降至2016年的186人。 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跨国流动中出现的朝鲜族民族认异（国民性的强化）到身份认同趋向多元化的阶段性变化分析，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对朝鲜族跨国流动及其身份认同的变化要有一个整体性、动态性的把握和理解。不管是一个个体或群体，其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国际移民的族裔身份认同处于一个不断选择和再选择、塑造和重塑的动态过程之中。作为跨界民族和“离散者” （Diaspora）的朝鲜族，由于其共时性的多种归属与现实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其认同意识也在发生多元化的变化。他们也在靠自己的多元身份并根据不同的场合需要，灵活地在不同的身份间切换，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多重认同中族群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便是认同的关键和核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对立与冲突，甚至把族群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其后患不堪设想。要充分尊重“既力求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习俗，不接受被完全同化，又想方设法跨越各类经济、社会、政治障碍，以求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离散者”的“微妙处境”，既不能用少数朝鲜族加入韩国国籍的局部现象来以偏概全，也不要忽略在韩朝鲜族身份认同多元化的趋势，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引导，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第二，综观近30年的朝鲜族跨国流动及其身份认同的变化轨迹，影响朝鲜族认同意识的因素，虽然不排除与生俱来的所谓“血浓于水”的原生论（primordialists）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受“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等社会结构的影响，亦即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的因素。因此，其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性以及随客观环境而变化的特点。对绝大多数在韩朝鲜族来讲，经济因素是其跨国流动的主导性因素，也是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尽管多数朝鲜族没有把韩国当作移民的最终目标地，但中韩两国悬殊的收入差异，加之日趋人性化的韩国政策环境和便利的基础设施、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等诸多社会环境要素致使他们在韩国长期居留，也在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变化。 第三，积极引导在韩朝鲜族回国创业。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国家的实力及政策因素至关重要。之所以出现将近70万人的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结构的朝鲜族群体在韩国长期滞留，主要源于韩国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悬殊的收入差异。朝鲜族是一个跨界民族，其聚居地为我国东北亚开放开发的前沿阵地，更是对外邦交与边境政治极为敏感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加强其国家认同建构对维护边疆巩固安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如果说，此前的国家认同构建的因素中，经济只是作为众多因素中的一种而只在某些阶段、某些情况下才凸显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可以说正在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构建边民国家认同的主导性因素。因此，国家和政府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和重点，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就业、住房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事业以及社会事业，积极引导流动人口回乡创业，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切实增强其幸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这也是加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途径。 【注】文章刊登于《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责编：李骁勇 声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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