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虎狼

1

我像一名隐身人出现在研测所门前。我的脚步夹杂在一群迁徙归来的人的脚步当中。为首者拉着拉杆箱，固定脚轮在鹅卵石上滚动，自北向南，穿巷而过。五点过后，天色每隔几分钟就变黑一大块。他们一个个穿得像牦牛那样隆重，以抵御故乡那著名的湿冷。我悄悄停在研测所门前。只有它还有生意。鱼先生与一位缩着脖子的妇女坐在取暖器前，翻来覆去地晾晒手掌。“是啊是啊是啊。”他们极为亲热地回应着对方的话。

　　之所以叫鱼，是因为他的脑袋长得像鱼头。因为双颌前突畸形（龅牙）及鼻梁骨凹陷，嘴唇成为他头部最突出的部位。勉强闭口时，下唇下方与颏部之间便有明显的软组织隆起。在上唇两侧各有一根长须，与鲤鱼较像。

　　鱼的这种流线型构造便于其在水中快速持久游泳。鱼先生一年四季几乎都像乌龟那样伸着颈部，使脑袋及处于脑袋最前端的唇齿游离于身体之外，似乎也反映着一种进化的力量。自从那扇光明的门被永远关上之后，他便充满探听与倾吐的欲望。他是如此渴望获取外界的信息、如此渴望与外界发生交流，他不停地侧过脑袋倾听，不停地问问题、笑及讨好对方。为招待来客，他置办出两条长板凳，每条可坐下四人（尽管在一些顾客看来，算命应该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当我悄无声息地走进去时，那穿着茄紫色羽绒服的妇女无声地转过脑袋，朝我看来。我后边跟着一位穿槐黄色呢子大衣的妇女。这个时机比较好。后进来的以为我是里边的，里边的以为我是外边一起进来的。我几乎和来者同时坐下去。她坐向南边那条板凳，与先来的妇女坐在一起，鱼先生轻轻转动取暖器，使后来者也能得到暖光的泽被。圆形的反射罩发出炫目的光芒，像向日葵一样，总是朝向来者。我坐在东边那条板凳上。后来者略微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想她是这么想的，她转过头向鱼先生报出生辰八字，这没什么不妥。我尽量让呼吸平稳。我可是堂而皇之地让自己藏在他三尺之内啊，都闻得见他裤裆里烘干的臊味。

　　他信口开河地说起来。和以前在这条街（东街）北口看见的他一样，只不过手中少了一把二胡。以前他们瞎子一字排开坐在墙根，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待顾客。现在他们都在靠南口这边租下门面，自立门户。鱼先生的叫袁天罡研测所。室内只有一块电表、一根挂起的秤、一台饮水机及一只快到点时发条就会抽搐响动的座钟。北风沿着巷子一路吹来，吹进屋内，我有些倦意。他尽在胡诌啊。我回头看了眼，街道更显孤寒，对面卖袜子的女子，跺脚如鹤。很久才跺一下，一直提着那条腿，然后找个机会再跺下去。我转回头来时，猛然看见他整张脸对着我。我差点站起来。他的两只没用的、蜡白色的眼球正盯向我，脑袋轻微摇晃。我被那双眼睛所呈现出的完全的空洞吓坏了，就是在这空洞中藏着极大的愤懑：我不希望有人偷偷出现在身边，捉弄我，真不希望。她们跟着来看我。我努力使自己相信也使他相信，这只是瞎子常有的自我惊扰，他们经常会以极有把握的姿态做出漫无目的的攻击。我可是一点声儿也没出啊。我屏住呼吸，等待他慢慢安心下去。然后就在我也跟着安心下去——他松弛下来继续和穿呢子大衣的女人说话时，他忽又转过头来，对我露出极为怪异甚至是嘲弄的一笑。我脸色红透了，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

　　我低估了一名领主保卫其领地的警觉性，同时也低估了一名瞽者在感知方面的异能。也许骑行人路过时像燕子一样擦掠而去的影子也能使他心惊（我在师专时的哲学讲师曾反复宣扬“影子是有质量的”——“存在即为质量，比如影子、光”。然而我相信，敏锐的瞽者确能察觉到那短暂经过的阴凉，捕捉到气流的细微变化），更何况我还是带着一身的味道进来。长途旅行的味道深藏于我的头发、外衣以及手套内，无法甩脱。她们说话时是朝着他的，然而，只要有一两次是朝向我（特别是说到紧要处时），便足以使他确信：这里存在一个人，一个让她们不安的代表无神论的年轻人。他可是终日坐在这里，嗅觉、听觉、触觉被切得四四方方，像篱笆一样扎在他租下来的面积里。从前我听说，一些神奇的瞎子，拥有比常人更强的发现事态的能力。他们仅仅因为听见十几米外的路人停下咯噔咯噔的脚步声便判定自己身后有一位犹疑的陌生人。他们转过身来，在对方向自己打招呼前，向对方打招呼。

　　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

　　鱼先生继续其无耻的演说。对他而言，只需张开口袋，那因轻信而总是迫不及待出卖自己的穿呢子大衣的妇女便会自己跳进来。这样年纪的女子总是算命先生、魔术师、感情骗子最好下手的对象。我只认真听了一会儿，便昏昏沉沉（他的语调里有着某种滑稽的音乐性，使人的意志瘫痪，催人人眠）。在我看来，他的表演实在是有点肆无忌惮：

　　起先，

　　念一段口诀：

　　□□□□□□□

　　□□□□□□□（押韵）

　　其次，

　　解说口诀，说模棱两可之话（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察言观色，旁敲侧击。

　　第三，

　　等待对方透露信息，仿佛在A或B间做二选一。

　　第四，

　　坚定批断。对方如透露更多信息，则大声抢白，将结论据为己有。

　　如此反复。

　　算过对方现在的年龄后，处处批断，有若法官逐条宣判。

　　在鱼先生说出“我们不妨将计就计”的话时，我忍不住嗤之以鼻。然而还是挡不住两位妇女交相称赞他的神奇。她们总是将自己告诉对方的误会为对方告诉自己的。是啊是啊是啊。她们和他热切地回应，这种忙不迭的热忱与全然沉浸其中的兴奋，就像是在内院听见阔别多年的亲姑来访。这会儿，那返乡队伍中的落伍者经过研测所，对我说：“待这里做什么呢？”

　　“待这里听一下子。”

　　（有时逛商店，店主亲切地走过来，问我看中哪件，我也会散漫地说：“只是在这里看—下子。”）

　　“别晚了。”

　　他快步走了，带着赶不上车的焦灼。天在数分钟后黑完。两位妇女先后起身。鱼先生跟着起身，全身心地笑着。“是一张二十的。”穿呢子大衣的妇女说。鱼先生谦卑地接过去，取出五元来，找给对方。她们一走，我就像失去庇护，也要走掉。这时，借着取暖器投射出的光芒，我在盲人脸上看见我们常人常有的滔滔不绝之后无法自处的尴尬。我何以如此之饶舌啊，我想他的心灵此时空空荡荡。然后是残存的略带羞惭的笑永恒褪去——像一朵铁花残酷地收拢——取而代之的是极为深刻、尖利的冷漠。戏散了，舞台空了。他摸着钱上的盲文，将它折好，缓缓塞向裤腰处的暗兜。又捏捏那里的厚度。然后站在那里，掐起手指来。我准备像进来那样，悄无声息地出去，听见他说：“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

　　我双腿一抖。心脏出现失重感，就像有一个衬垫的东西等在它每次跳落的地方而这一次那东西不见了。内心再没有比现在这样更慌乱的了。最深的恐惧在身体内生根发芽。我的爷爷是艾政加、父亲是艾宏松、我叫艾国柱。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跟着往外走，冷漠无情的脚步声在我身后探索。我走到巷道。“你应当——”听到他要说下去，我跑起来。跑到罗湖停车场时，我呕出一口水。开往我出生地的中巴车此时正好发动起来。他们都说我的头发全然湿透，像淋了一场雨。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我跟那两位妇女没有任何关系。中途没有人过去提醒他我是谁。事先也不可能有人会去提醒我要来。这是我第一次靠近他。我外出十一年。我是藏身于此县四十余万人口里的一位。我只是和一位熟人（我相信他和他之间也从不曾交流）说过一句话。这么多人，这么多条鱼，缘何他对我一击即中？我趁着他没说出什么（“你应当——”）便跑掉，我相信爷爷当初就是这样一下掉进他们的圈套的。

　　爷爷曾是一名干部，手头辖有40.47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他的部属正义凛然地审查那些眼神与语词均游移不定的江湖术士时，他由着好奇，去翻阅那些缴获的书籍。对他们，他的态度是轻蔑的。正如多年以后，已是中学生的我，对在抄来的命书上做笔记的爷爷，态度是轻狂的。我斜眼看着这在迷途上一去不返的亲人，既憎恶又同情。对他的训斥总是令我疲倦不堪。“你难道不知道这只是一场把戏吗？”我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算命只是一种魔术，它有悖于诚实。根据一篇文章的说法，魔术的关键是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走，然后利用他们的“未注意目盲”（unattentionalblindness）动手脚。命书便是障眼法，是魔术师口中吹出的仙气，真实的则是六术：审、敲、打、千、隆、卖；是对你底细隐私的疯狂扒窃。而我的爷爷却沉浸在对命书的钻研之中不能自拔，到最后，人家终于不堪其扰，说：这就是骗人的，一套套都是骗人的。他在愕然之余，愤怒地说，你不肯告诉也就算了，何故如此。主动与对方绝交。爷爷因痴信走向疯癫，死于狂躁。因为他悲剧的生涯以及我们命运上相应的波动（我们跟随他从城镇人家变回为农户），我们认为，那些神秘社会的人为他设了一个局，苦心孤诣，步步为营，做很多铺垫，埋很多伏笔，最终依左宗棠“缓进速战”之兵法，毕其功于一役，擒捉住爷爷。

　　“这怎么是把戏呢？”爷爷困窘地为自己申辩，“这件事根本没办法用巧合来解释。”

　　今天，让我全身像是爬满毛虫的也正是这一句话。我曾设想过算命先生的猎杀，以为它像斗牛，有漫长的过程（引逗、穿刺、上花镖等），我自信能及时抽身，然而就在这自然放松之时，他猛然出现，一击即中，以带钩利剑刺穿我的颈项。我为它可怕的精准颤抖不止。当中巴车驶到那有如闪着微弱火光的坟丘的村庄并就此熄火时，我接过拉杆箱，跌跌撞撞下车，三步一回头，朝家中走去。我生怕穿着布鞋的鱼先生出现在后头（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明与黑暗，也许在我们的黑暗中他反而能健步如飞）。在关上家门前，我还对着虚空般的黑暗默默看了好一会儿，直到确信什么也没有。母亲找来干毛巾，塞向我湿透的背部。“都这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她说。她的个子仍然是那么矮小，动作仍然是那么粗暴、有力。只是我知道，在她的脸上，早已出现像橙皮那样的腐烂斑痕。

　　有那么几小时，我陷入可怕的狂躁中。我越是知道它的危害——我的爷爷因为过度思考，长久失眠，时常像失控的水龙头那样将食物喷射在床上并最终死于脑溢血—便越是控制不住身陷其中。我仿佛离答案很近，只要找到一根合适的草茎，便足以捅破那层窗户纸，然而到头来却还是一无所获。为何啊，我在漆黑的夜里坐起来，想去县城找那个人，掐住他的脖子，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我的脑子里缠满铁丝。最终我是依靠对自己的严厉命令才睡着的。不要成为神奇的牺牲品，我说，不要。

　　大清老早，我找到司机与昨日提醒我早点赶车的堂兄，他们均否认自己与鱼先生认识。然而就在此时，我却觉得事情再简单不过。仿佛，那太阳的光芒一来到田野上，人们的心智与理性便恢复了，整整一夜扑打在身上的器物与声响——那虚张声势的东西—便都不复存在，而他也变成一位伎俩败露的老头儿，窝在角落瑟瑟发抖了。“有一句话就够了。”我的堂叔艾宏仁说。他在村小学教数学，当它被撤销时他调往乡中心小学，然后又在它恢复时归来。他翻出1989年出版的县志，在第446页，列有敝县方言的分区：

　　县城官话区：湓城、桂林

　　乡村官话区：北乡八乡镇——武蛟、白杨、流庄、码头、南阳、夏畈、横立山、黄金；西乡九乡镇——高丰、洪下、大德山、洪岭、九源、范镇、青山、横港、峨眉

　　西北赣语区：花园、肇陈、洪一

　　西南赣语区：和平、乐园、南义

　　当时，我是自北向南通过东街的。在下午五点这样结伙行进的，只能是归乡的旅客。正如早上八九点从这条街向北而去的，多半是进城者。因此东街也被建造为农民进城的集市。对那些城里人（包括住在城郊罗湖村的村民及商户）来说，他们宁愿多走一两里路也不愿抄这个近道。在东街尽头，像口袋一样张开的是烂泥塘般的罗湖停车场。它负责停驻这些乡镇的来车：

　　县城官话区：湓城、桂林

　　乡村官话区：北乡八乡镇——武蛟、白杨、流庄、码头、南阳、夏畈、横立山、黄金；西乡九乡镇——高丰、洪下、大德山、洪岭、九源、范镇、青山、横港、峨眉

　　西北赣语区：花园、肇陈、洪一

　　西南赣语区：和平、乐园、南义

　　堂兄说：待这里做什么呢？

　　我回答：待这里听一下子。

　　这一句话便足以将范围缩小一半。我们是一个彼此通话感到困难的县。西北赣语区受鄂东南赣语影响较大，西南赣语区则受昌靖片赣语影响较大，与官话泾渭分明。“待这里”是常用词，其读音分别如下：

　　西北赣语区：degebian（边）

　　西南赣语区：degeda官话区：dedali

　　因此：

　　县城官话区：湓城、桂林

　　乡村官话区：北乡八乡镇——武蛟、白杨、流庄、码头、南阳、夏畈、横立山、黄金；西乡九乡镇——高丰、洪下、大德山、洪岭、九源、范镇、青山、横港、峨眉

　　西北赣语区：花园、肇陈、洪一

　　西南赣语区：和平、乐园、南义

　　而纵使在官话区，也有诸多细微区别。比如“做什么”，有地方说“做么事”，有地方说“做么何”。说“么何”的地方可删除：

　　

　　县城官话区：湓城、桂林

　　乡村官话区：北乡八乡镇——武蛟、白杨、流庄、码头、南阳、夏畈、横立山、黄金；西乡九乡镇——高丰、洪下、大德山、洪岭、九源、范镇、青山、横港、峨眉

　　西北赣语区：花园、肇陈、洪一

　　西南赣语区：和平、乐园、南义

　　最终只余四乡镇。其中洪下、范镇属较大乡镇，平均每小时一趟客车，最晚发车可至晚八点。而洪岭为去往三者的必经之地。因此，在下午五点多说“别晚了”的乘客的只能是来自：九源乡。

　　九源两台车：

　　一台为上线，过范镇赵坳后，路线是主白、罗家、西垄、李畈、中源、上源。师傅是张吉昭、张吉松师徒俩；一台为下线，过范镇赵坳后，路线是白羊垄、李艾、张家湾、李畈、中源、上源。师傅是艾小毛。

　　自县城出发的最后一趟，张氏的车是17：20（遇夏调整，下同），路线如上，最终空车返张家湾；艾氏的车是17：45，只到李艾——我和艾小毛的出生地——便熄火。“因为我这个儿子懒，”艾宏仁说，“他说这会儿不会有中源和上源的客坐他们的车，他不开自然就没有，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想怎样就怎样。”

　　白羊垄是没人的，藏在密林深处的袁家垄（自白羊垄翻越数里山路可达）以前有四五户人家，忽而一日，只剩四五处残垣。因此当艾小毛在傍晚从县城发车时，赶来乘车的只会是李艾的人。李艾由李家湾、艾家湾组成。出于某种尊严，李姓人自去年起约好只乘张氏的车，村庄与赵坳间的数里路依靠步行——虽然艾宏仁去李家每户散烟请罪，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改变他们的决心。最终在17：30去赶车的只能是：艾姓。

　　鱼先生对这些了如指掌。这不过是常识罢了。这些常识本乡本土的人知道，混迹于停车场的小偷知道，在东街的商户也知道——他们总是在傍晚分几次出来，瞅准那去搭车的路人喊减价的信息。只有常年在外的我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堂叔艾宏仁看着我时，眼神充满体谅，又带有一种试探性的责怪，相比来说，你才像是个瞎子呢。我在想鱼先生。他总是坐在研测所内的那片阴暗之地，张开所有感知的器官——有如暗夜中猎食的猛龙悄然耸动巨翅——捕捉着来来往往的信息，有时这些信息根本无需他去打捞，就像飘进屋内的细雨自然而然地淋在身上一样。他关心交通、天气、人事、治安、政策、征兵、开业、考学、招工、放贷、防疫、殡葬等属地信息，更关心人的信息：只要有一人来到研测所，他就能勾连出来者与很多人的关系（那些在百里地嫁来嫁去的女人像一根根飞线，系紧本地几乎所有的家庭。比如董加洪、董加源的妹妹董春妹嫁给朱志忠、朱志芬、朱志华的哥哥朱志亮，朱志华在同学吴小明家开的汽配厂担任经理，朱志芬是吴小明兄长吴小勇的前妻，吴家四姑吴爱武嫁于横立山的陈绪平，生下陈刚、陈勇、陈丽、陈强，其中陈勇考中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分配于地区中院，与周老二独女周海燕结婚。所有人与所有人存在关系。所有人都像是近亲的后代，拥有着乱伦的放荡）。他总是启动脑子里的齿轮对这些关系进行运算，进入深夜后，还会舔着手指慢慢地翻心灵里的这本记载终生的数目账，比对核实。这是一本巨账。天气晴好时，他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到乡下云游，像人口普查员那样，挨家挨户，用竹竿敲打他们的门扉。这本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他占有了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对他们的记忆，他就像一叶飘萍，随波逐流，遗失在无知的地界，他不会被人们隔离于社会，却会被自己放逐出人间。

　　其实我们也是一匹记忆的巨兽。我们有同样的忧虑。四十岁后，我们便都能记住本地的上千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逾万种关系。鱼先生在社会上闻名，还因为他拥有三段婚姻，每一段的开始与结束，他都是主导者。

　　艾家湾原有五十余户，在一股进城落户的风潮之后，只剩三十户。

　　我的声音是中年人的声音：三十五至三十八岁。别人听就是这样，大致如此。家还没离开艾家湾的，具备这样条件的有三人：艾施军、艾施全、艾施坤（艾国柱）。因为几年前的车祸，艾施军在坟里。艾施全起初在白羊垄散养土鸡，后来饲养土猪。余下一位，就是那传说中不要公职出门打工的傻子，艾国柱，出去十一年了，身上藏着方便面、香水、混合型香烟、烫发水的味道，以及数日不曾洗浴的馊味。他穿的皮鞋散发着新鲜的皮革味道。甚至可以依据这奇怪的味道断定那是双棕色的皮鞋。

　　艾家湾近三代的字辈是政、宏、施。政字辈只有七人，宏字辈二十一人，施字辈近七十人。犹如大树，节外生枝，枝繁叶茂。对于这些孙子辈的来说，人数众多，我不肯定自己能记得清，但对政字辈的来说，还是记得牢的，鱼先生想，我可以问他，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

2

　　促使我在还乡后专程去看一趟算命先生的（我走过东街近十间算命门面，只在鱼先生这间看见还有生意），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对地球上所有的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事情发生在老杨树镇，一个距离我工作的城市三十六公里的小镇。每周我去城里工作三天，回镇上休息四天（十年前，在老杨树边，倚靠着大礼堂的，只有几家路边店，旧轮胎悬挂在窗外，自来水不停从大红塑料盆溢出，冲洗着地上的羽毛与鳞片。一条有如潭水漆黑的柏油路奔向天边。现在它有三四万人。每天，几十架飞机从楼宇后悄然升起，银灰色的机身在地上留下巨大的阴影）。起初，小镇的人，张三或李四，每人只占有这故事的一部分，在某人开头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它拼凑成整体，就像是共同编织一床巨大而神奇的挂毯。最终，他们都觉得自己拥有故事绝对的私有权。他们越讲越多，以致内容早已超出原有事实，然而他们还是觉得远远不够。“这真是让人极为惊愕的一件事啊。”他们说。仿佛看见那布匹般的血，再次抖到白色轻卡的前窗上（车身在猛然刹住后前倾了一下然后才回位）。司机安房瞠目结舌。他不敢用雨刮器及抹布去处理，直到干燥的空气使血渍变成一块块发亮的胭脂色碎片，自然掉落下来。这个故事传播的半衰期是如此之长，以致在我无数次进出小镇无数次错过它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听说到它：

　　俊锋的妈

　　或者说，陈宗火的女人

　　一位五十多快六十岁的寡妇

　　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伟大经历

　　也没有哪怕是微小的一桩丑闻或一场闹剧——

　　只要是对自我稍加重视，人便容易出现这样那样俗气或华丽的悲剧不是吗

　　——她穿着藏青色或靛蓝色的衣服（有时褂子上染着瓢虫那样的圆斑）

　　像枯叶蝶、尺蠖那样

　　作为一只拟态动物，隐身于人们眼前

　　时光一次次在墙壁以及墙壁的空隙上流逝

　　死亡像一艘极为平安的船缓缓驶来

　　那个她——人们最终因为某件事记起她时，要想很久很久，才能勉强得出一个结论

　　在这世上唯一的使命，就是不停惦记她两个儿子中的一个

　　像悬崖边的少女，双手合十，低首，颤巍巍地惦念走在钢绳上的情人

　　星期四的下午，在给他打过电话后

　　她感到一阵慌乱

　　这是一种基于对话的逻辑过于正确的慌乱。这个女人在儿子的应答中读出间谍试图通过岗哨时会表现出的忍耐，他们点燃长长的雪茄，摇着礼帽，表现得十分配合，仿佛愿意在这里待上一个下午。这和往常可有点不一样。往常，他总是烦躁地说“就这样”，挂掉电话。有时，听得出来，他摁的是免提，人走来走去，总要在她说话后很久，要经过一阵可怕的静默，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一项义务要尽，因此回答：哦。有一次在等待答话过程中，她眼见着一枚国家的火箭在电视中起飞，在近乎静止地上升很久后，悄悄消失于太空。他是如此不愿搭理她。起先他们一周通三次电话，后来降为两次、一次。都是她打过来。“一周一次，就这个点打过来，懂吗？”他说。

　　今天，他对答如流。

　　就像足疗城门口穿大红袍子的迎宾一样温柔。甚至是带有一丝惶恐的温柔。

　　这样的慌乱出现时，多数时候只为证明她是一位敏感多疑的女人，然而有一两次——比如他奇形怪状地微笑多日后，被她挽起裤腿，发现那条腿已肿胀一倍，布满黑色的瘀点（“要是长坏疽这个人就废了。”陈宗火叫骂着，背着他朝卫生院狂奔，而他歪着头，眼带一丝醉意，嘲讽地看着跟在后面奔跑并受到巨大惊吓的她）—便足以证明他是铁了心的叛徒。和他两位夭折的哥哥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从出生起，他的眼神就不对。两位哥哥先后死于传说中的被褥杀（一种发生在睡眠时的莫名其妙的呼吸衰竭），这使她以及陈宗火更为紧张。他就像他的哥哥一样不声不响，似乎在一心等待死神的到来，仿佛那才是他的亲爹，他在等亲爹来接他走。仿佛这等待就是他的事业，而她和陈宗火耽误了他很久很久。

　　她重新打电话过去，期望能得到他的批准。

　　“我又没事，你来看我干吗？”他说。

　　“我就是觉得你有事。”她说。

　　“你觉得我有事，就有事啊。”他说。

　　“是啊。”她说。

　　“我没事。”

　　“你一定有事。”

　　“嘿，我骗你干吗？”

　　“你有事。”

　　“我说了没事，没事就是没事，我骗你干吗呢？”

　　“没事，那你咳嗽干吗？”

　　“咳点嗽不很正常嘛。你不也咳嘛。”

　　“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理呢，我瞒你干吗？”

　　“反正我就是要来。”

　　“别来了。”

　　“你别管我。”

　　“我一再说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懂吗？要是有事你来也就罢了，没事你来干吗？”

　　“就是没事，我去看你一下也不行吗？”

　　“不行。”

　　“我偏要来。”

　　“你这死老女人怎么这么烦呢。”

　　“我来不是看你。”

　　“那你看谁。”

　　“我来看别人。我看别人。做好人好事，带东西去看别人还不行吗？”

　　“好，你就去看别人吧。”

　　她以为他挂掉电话了，又听里边传来恶狠狠的一句，“你他妈真有病你知道吗？你真他妈有病。”她失神地站着。不是回味来自儿子的羞辱，而是和往常一样，任自己和自己辩论。第一个她就像是他的继母，或者说是隔壁的婶娘，第二个她是他的亲生母亲。第一个她说：我从不让我的儿子笑话。第二个她脸涨得紫红，忍受着第一个她连篇累牍的数落，最终顽强地说：又能怎样呢，我去又能损失什么呢，不折一分田一分地。因此，这个女人最终是凭借自己心里忽闪不停的不安（也许仅仅是因为当日饮茶过量才导致的这心悸吧），在这个下午昂首奔向十几里外的老杨树镇的。

　　“她就像是只猴子从巨大的载重自行车上跳下来，”开面馆的秋晨说，“她说她打算回去，因为她想起来，上一次她儿子也是这么说她的。”面馆像岗哨开在村道尽头、距离老杨树镇柏油路只有十几米的地方。要到两个月后，俊锋的妈才会再来这面馆一趟，当时她看起来饿极了，狼吞虎咽，鼻尖和额头不停地出汗。“我做的面有这么好吃吗？”秋晨说。

　　“可好吃。”俊锋的妈说。

　　吃完后，她直视贴在冷柜侧面的海报（在那里，潘玮柏正仰头痛饮一瓶可乐），悄悄将餐巾纸挪向桌边，抓进裤兜。“一大沓，有十几张，”秋晨说，“她以为我没看见，或者说，以为我看不见，再或者，以为我看见了也不会说。她可是以为对了。当时我想，都这时候了，还知道占便宜，那就说明这个人没事。”

　　她扶着自行车，对秋晨说，上一次也是这样说，你这死老女人怎么这么烦呢。他越是这样说，她便越是要来，但上次来时什么事情也没发现，他像是被污蔑了一样，极为愤怒地咒骂她，叫她滚回去。因此她在犹豫，这一次会不会和上一次一样。秋晨忍不住想提醒她（就像知道谜底的人奇痒无比，想对即将走错方向的人做出暗示），然而，在就要接触到对方胳膊时这名厨娘还是停下了。如果告诉对方……秋晨预测不到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风险，或者不带来什么风险。没有比伪装成不知情者更安全的了。秋晨清清嗓子，像上帝一样，慈悲地看着对方在原地打着转儿。她看起来只有自行车那么高，想起她如何骑上去都是很滑稽的事，然而她真的骑上去时是那么庄重。她在看了眼时间以及自己已走过的路程后，蹬上几步，提起右腿越过车架，稳妥地骑向镇上。还早，她既像是和秋晨说话，又像是和体内养着的一个小人说话，就快到了呀，再说，这镇上凭什么就是你一个人的镇上。在这过于光明的下午，镇上的人在失望中走出门来。二十分钟前，派出所和交警中队的警车开出来，鸣响警报器，守在几处路口，拦截车辆。他们的对讲机不停响着，就像有一支舰队要哗哗地驶来，然而谣言只传了几分钟便停息了：并不是什么开国上将而只是一批人大代表要打这儿经过。情况就像预料的，在一辆开道的警车疾驰而去后（它的警报器只是哇地叫了一声，非常突兀），一辆浅棕色的中巴车紧跟着跑了过去。仅此而已。然而他们多少还是朝后边望了一眼，直到寡妇骑着自行车疾驰而下。

　　她嗖地就飞了过去。

　　那些认识俊锋以及她的人，禁不住半抬起手，朝前挪动脚步，然—而很快便被一种痛苦挡在无形的界线内（就像是水族馆里的鱼焦急地挤向玻璃墙，然而知道自己无法唤醒那匆匆行走在透明海底隧道的懵懂的游人）。在寡妇那张发皱的脸上既没有悲痛，也没有不悲痛，有的只是毛主席所说的认真二字。她在极为认真地骑车，朝着儿子工作的地方。自行车掠过寂静的街道，快得看不清车轮上的辐条。对人们来说，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很难去和当事人分享的痛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市侩的痛苦。上一次他们如此痛苦，还是看着一位父亲眯着眼，叼着烟，以一种好奇的心态挤向塘岸（他不知道自己何以一下拥有如此大的面子，会让人们一个个让开他。他的独子作为死者，正像一条剥毛的死狗，淌着水，躺在草地上等着他）。

　　

　　从这个下午起，镇上的人和秋晨一样，都只能是带着无用的悲伤，远远站着，看着她一步步闯进事实，沉溺于事实，在事实中挣扎，并在挣扎中沉沦。那后来发生的悲剧就像一把锥子，戳穿人们的内心。它看起来是如此意外，然而又像是命中注定。

　　寡妇将在这趟旅程的尽头听说：

　　她的儿子，三十三岁、至今未婚的俊锋，将在三个月后准时死去。

　　这是经过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博士生导师，一位是硕士生导师）反复测算出来的结论。那天，他们像将军一样从医学院大巴下来，身后各跟着十几位狐假虎威、不时睥睨地看往群众的学徒。本地卫生局长像条狗一样，亲自带路。在跳上镇卫生院那污秽不堪的台阶时，他们的大褂下摆翻滚起来，阵势煞是了得。因为来者太多，病房内的另外三位病友被赶出去了。俊锋出现短暂的兴奋。他内心闪耀着一种能为医学界做点什么的光荣，他对医学一无所知，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一具宝贵的活体。未来，也许还会是一具宝贵的尸体，长久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而在整个养病期间，他死气沉沉，身体仿佛早已躺在停尸床上，只等呼吸慢慢耗尽）。同样感到荣耀的是镇卫生院管放射的刘大夫，正是她慧眼识珠，从一堆影像里发现了这一疑难病例。随后在结研所（结核病研究防治所）、市二院做的系列检查（包括痰培养、增强CT、CT引导穿刺、气管镜、骨穿、淋巴结活检及七十多管的抽血等）证实，它

　　既是肺结核，又不是

　　既是肺栓塞，又不是

　　既是尘肺，又不是

　　既是间质性肺炎，又不是

　　既是细支气管炎，又不是

　　既是真菌感染，又不是

　　既是肿瘤（肺癌、淋巴癌），又不是

　　既是血管炎，又不是

　　既是IgC4相关性疾病，又不是

　　这是一种似曾相识、模棱两可、可以诊断又无法诊断的严重的病。它具有多重相似性，然而又总是从内在的某处否决它就是具体的某种病。也许未来的医学杂志会给它一个响亮的名分，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目前，临床大夫只能是安慰性地给病友吊些消炎的药水，或者为了对付一下咳嗽，开点阿斯美。每天，他就像自我蒸发一样，不可逆地瘦上一圈。因为自身无能为力同时为对方省钱计，他们让他返回镇卫生所。医生一开始瞒了俊锋一个月，然后他又瞒了家人差不多两个月——她总是有理由让他感到羞耻[要么穿一件背部印着厂家名字（譬如“雪津啤酒”）的全涤纶蓝色劳动服，要么穿着那双冬瓜绿解放鞋]，因此他一直拒绝她进镇，以免损害他作为镇里人的身份——直到她在强烈的不安主导下，自行闯到镇上来。两位教授翻出压在床底的CT片，对着亮光举起它，互相指指点点，你看，密密麻麻的，比以前那张有很大进展，而且还在发展。这让俊锋想起以前几次所受的惊吓。他去结研所门诊检查时，等化验结果等了一周多，当他重新挂号找到大夫时，对方忽然焦急地说：你去大医院住院吧，我们是小医院，这样查一项，那样查一项，都是一周后取结果，都把你耽误完了。还有一次，在市二院，管床大夫看了验血结果，痴立好一会儿，才说，怎么就重成这样了呢。那天，汗沿着俊锋的头发湿溻溻地涌出来，他全身像是出了一层黏稠的热泥。然而也正是从那天起，他彻底地对生死置之度外。就像是沉迷于游戏一样，他沉湎于对死亡的等待。他恢复了超然的特性，既超然物外，也超然于自身。他戴上耳机，长时间躺着，听一首旋律悲壮但没有歌词的歌，仿佛那即将到来的、即将在自己身上应验的死亡在这反复播放的歌声中获得了一种神性。直到难以遏制的咳嗽又将他掀翻开来。他总是命令自己，忍住不咳，忍住，然而就像赌徒输红了眼，他总是被那难忍的奇痒击败。

　　他给镇上几乎每个家庭都切过肉。在超市，他穿着一件白褂子，掌管肉案（和医院柔和的白大褂不同，这件白褂子布料极厚，看起来像是桌布改成，而且经常起毛）。人们喜欢找他，是因为只要走到那里，他就知道从哪块肉里切出自己需要的那块来，然后按照他们的心意切丁、切块或者切片。肉分里脊、通脊、五花等二十余种，定价各自不同，然而顾客无论是要多少钱的，还是要多少斤的，他都能一刀切准，误差小至可忽略不计。后来大家认为，也许是为了避免与人做过多交流，他才反复钻研，下刀下得如此精准。这是一位间或轻咳一声、不爱说话的小伙子。他的悲剧诞生于一个上午，正在他一边咳嗽一边将一扇猪肉分开时，斩肉斧停留在半空，打他喉内飞出一块黑红的血团——有李子那么大，或者有较大的樱桃那么大。他眼睁睁看着它飞到猪肉上：一道明确的飞坠而去又像根本不存在、只是一阵幻觉的弧线。他对着那咳出的东西发怔，好像在分辨那是猪肉本身有的还是就是他自己的。他甚至伸出食指去摸。还嗅了一下。他没有表现出慌乱，而是用一张纸列出最近两天的进食，查找有无西瓜、番茄、草莓、枸杞等容易引起混淆的内容。直到从镇卫生院出来，他才有点虚。他对学徒小亓说，他感到有点不真实。“仿佛世界跟自己无关。”他说。那天，阳光太过猛烈，因为热浪，事物都在变形，大中午的，保安躲在阴暗的地方，卖煎饼的汗如雨下，公路上车水马龙，而他和小亓则拿着一张让医生不得不选择措辞的胸片。在拍过胸片一小时内，他就等到结果。

　　刘大夫让实习生来叫：陈俊锋，陈俊锋的家属在吗？

　　在。俊锋说。

　　你是陈俊锋的家属吗？

　　我是。俊锋说。我也是本人。

　　你来一下。

　　这意味着他拥有了某种待遇。别人都是领了片子去看门诊大夫，而他要先被放射科的大夫召进去端详一下。刘大夫很多话只说到一半。她说还要和门诊大夫商量一下。门诊大夫让他最好能及时去结研所查下结核，同时到三甲医院查下恶性病变的情况。那时他还不懂恶性病变意味着什么。他慢悠悠地去结研所挂号。就像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病症。他选择了结核，然而结研所那慈悲的女大夫将他轰走。

　　教授们肯定了前任医生的做法。这让跟随而来的市二院医生以及镇卫生院上下都感到释然，他们沉浸在被赞许的喜悦中，明显话多起来。就是在这天，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和举止的乡土本色，因为有京城来的权威，在乡党面前暴露无遗。然而他们还是要将这件事谈论很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许教授和高教授的肯定，特别是高教授，他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在是否对患者进行胸腔镜手术以及创伤更大的开胸手术上，他们举棋不定，眼看着时间在自己的犹豫中悄悄而且是坚决地流逝。今天，两位教授非常肯定地认为，他们选择放弃是对的。如果做手术，患者的寿命会结束得更快，而且即使是经手术取出更大的肺组织，也不见得能得出比之前更好的结论。一切无济于事。没办法。教授们将手插进衣兜。就像无法让熊从铁蒺藜中爬出，或者让骆驼从针眼穿过。

　　

　　教授让跟随而来的、每一个执业未执业的弟子，走上来，在已经撩好衣服的俊锋的精赤的脊背上听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些微的歉意，举着听诊器的听头，一一领悟导师提及的这种怪病会出现的典型性反应。他们用眼神向已经体验过的同学示意，是的，是这样。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很久，只有俊锋一人有理由沉浸在可怕的病情里。然而就是他自己，也变得无所事事。最后，仿佛是为了解决某种置身事中又不能发言的无聊，他问：“大夫，请问我的病应该怎么治。”两位教授仿佛看见实验托盘里的青蛙说话，互相看了一眼，最后由那位一直面无表隋的答话：“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俊锋没有再说话。

　　在所有来者都听完那神奇的湿罗音后（包括毕业于农校的卫生局长），仿佛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两位教授找来纸笔，对照一沓血检单与CT影像，粗略地计算起来。他们不时小声争执，在纸上涂画（有时，其中一位还会长时间瞪着对方，仿佛在等待对方的意见，而其实是在使尽全力让自己思考）。他们就像在做一道我们在小学都会遇见的数学题：假如，游泳池内有一进水管，8小时可注满空池，池底有一出水管，6小时可放完满池的水，请问在池水还剩一半的情况下，游泳池里的水需要多久才可放完。100天，他们将下面画了两道横线的结论交给卫生院的医生，误差：±2。在他们走后，整个卫生院都陷入到难以忍受的寂寞中——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不遇的盛景（虽然本地建院还不到五年）：这个行业内最顶尖的业务人才，国际级的权威，可能给中央领导瞧过病的国医，到访。然后，不曾吃饭与合影，走了（卫生院唯一能保存到的是他们留下的那张纸，纸上并不像想象的充满方程式或坐标，倒是留下好几行俄语）。如今，水泥地面还是那么光滑、阴凉，散发着一股拖把擦过的腥味。墙体下沿那一米高的绿漆已然陈旧，甚至连时光也是旧的。

　　镇上有些人再度留意到俊锋的妈妈时，她已经在往回跑。想来她已在超市听说儿子的消息，自行车也已扔下了。她返身朝着自己刚刚路过的卫生院跑去。她夹杂在一堆横冲直撞的摩托车、电动车以及装了电瓶的三轮车当中，像是在深水中迈开双腿那样，艰难地朝前跑。她身体前倾，双手提至胸前左右摇摆。我们很少看见年近花甲的女人跑步，今天当她跑起来时，才知道她甚至不如一名一只脚高一只脚低的瘸子。她的双腿始终不曾同时离开地面，整个人就像是左右扭动着扭向前边。她的脸哭丧得厉害。儿啊儿啊儿啊，在接近卫生院时，她连声悲啼，儿啊儿啊儿啊儿啊儿啊儿啊儿啊。这一次那当儿子的没有再掸开她，而是任她扑在自己身上，不停抓扯着被套。他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发出那种再也瞒不过的叹息。那长长的叹息，就像气球戳破了，充满对她的责怪，也充满对命运的责怪。

　　这种痛苦从此像是在她身上扎下了根。

　　每当人们，或者说，每当她自己认为，她已经正常了一点时，这痛苦便像狰狞的长着尖利指甲的悟空，抓紧她的脏腑。她揉搓着头发，跌跌撞撞走向墙角，蹲在那儿，左右躲闪着——就像还有一个年轻的劳力从外边反复地踢她。她左挨一下，右挨一下，反复挨着揍。她龇牙咧嘴，欲哭无泪，脸扭曲成一团，像是受了寒那样长时间发抖。人们被这可怕的窸窣声、被这无法释放的痛楚吓坏了。直到十几分钟后她发出哎呀、哎呀的低喊，它才有点消退的迹象。如果我早点识破你这鬼东西的诡计，这场悲剧也就可以避免了，她责备着儿子，以明确的态度宣布接管他，而后者轻蔑地看着她。就像一把锁明明谁都开不了，然而每个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而且只有自己能开。都去尝试。有时她会痴立于走廊的窗前，望着远处大烟囱冒出的生生不息的白烟，自言自语，我真该死啊，到这么晚才知道消息，我儿子都要死了，而我还活着，我真该死。每一次，当她去纠缠卫生院的医生与护士——她对他们说，你不要看我像是没有钱的样子，我有，我有两幢屋——时，都会给自己带来新一轮的痛苦。她抓着他们的衣袖或者裤脚，恳求他们救救这个儿子，招来的不过是他们对死讯的一次次强调。而在两个月后，正是他们，这些说话虽然冰冷但仍算客气，还给她从饮水机里接水的天使，将她粗暴地摁倒在卫生院门前的一扇门上，借着吸顶灯，将指头那么粗的管子插进她的咽喉，直接捅下去，让水灌进她的胃里。水从她的嘴角、从管子口、从戴着橡胶手套的医生手里源源不断地流下来，沿着她的身体、门板的蛀道与裂缝以及台阶流下去，流向昨夜刚燃烧过的、尚留有一丝焦煳味的黑色泥土。她侧躺在浸得发亮的门板上，露出肚脐和蹭掉鞋袜的赤脚，像一头因受伤而昏迷的野猪，在众目睽睽之下，可怕地抽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她恳求之后，他们说。暗示她最好能带儿子回家。

　　“就不能开药吗？”她问。

　　“该开的药已经开了。”

　　他们还想说，在目前情况下，任何的下药，都不仅仅是对病情的耽误，还可能是对潜伏着的病灶的激发，比如激素。这是教授说的。然而考虑到她并不懂，他们并没有转达。

　　当三十一岁的女儿冬梅和二十九岁的儿子志锋姗姗来迟时，她将全部怒火发泄在他们身上。在这几个孩子当中，她最疼爱的便是最怪的俊锋，而且这种偏心是公开的，屡次声明过的，仿佛怕冬梅和志锋记不清。我就是要对他好，偏要对他好。这种待遇上的不平等从他们的童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冬梅和志锋感觉自己就是哥哥的奴隶、童仆和下人。他们明知辩护没有用，然而少不了还是要嘟囔几句。一个说要将孩子放进托儿所，总不能将他丢在外边不管吧（志锋那出自市郊的妻子附和，是啊是啊），一个幽怨地说，你瞧，我自己也病得厉害，昨天还吐得一地都是。自从陈宗火得脑溢血死亡后，冬梅就病倒了。这个病虚虚实实，既不像冬梅自己说的那么夸张（她说脑部的血管纠缠在一起，越缠越紧，就像系鞋带一样），也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诈唬（检查得出她血压确实偏高）。冬梅至今还活着，然而这种活就像是巨大的负担，极其残忍地压迫着她——人们从没见过一个人对死亡恐惧得这么早、这么深、这么细致以及这么持久。她在无时无刻地战栗。在血亲接踵而至地死亡后，她继承下他们的遗产：脑溢血的种子、急剧消瘦以及急性精神病的种子。这些在亲人身上开花结果的惩罚，这些似乎是不可逃脱的厄运，一寸寸地逼近她。她从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离亲人这么近。她想自己笃定会以他们的方式，在众人眼前极其羞耻地死去，死于括约肌失禁所排出的粪便中。“我身上长满了这些基因。”她向邻人诉说。而他们对这日复一日的哀求与骚扰已感到厌烦。根本而言，她得的是疑病症。而在这狐疑的历史里，只有一次是完全正确的：她疑虑自己得了疑病症。然而她又否决了：这怎么可能呢，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实打实的反应，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她时常停在半路，摇摇晃晃地，感觉世界与路人像裂开的岛屿，在自己脚下急速地退远——我是如此孤独啊，她开始哭泣——直到骑在脖子上、掐住她咽喉的死神带着后会有期的狞笑又飘走了。

　　

　　“像你这样年纪的，得的多了，医院到处是，你没看到吗？”今天，当妈妈的这样恐吓女儿，以警示她的不能及时到来。接着她又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早些中风才好啊，你这样不疼你的哥哥，你哥完全是因为你们的懒隋与疏忽才得的这绝症啊。”

　　和童年时一样，冬梅嘤嘤地哭起来——用陈宗火的话说是，很不争气地哭起来，就让她哭起来吧，谁都不要理她。她会待在一个角落，慢条斯理地哭起来（就像有些讲究的人在餐馆花上个把小时吃碗面），直到眼泪风干成盐渍，自己久久坐在那里出神，已忘记因何而哭甚至已经哭过的事实，才会站起来，走向家庭，对每一个人的话进行应答，讨好每一个人。就像她还是那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然而今天，哭泣并不是一场洗涤、一场逃避或者说是一场和自己玩的游戏，今天，母亲的话踩到她命根子上了。母亲的话扫走她的最后一丝侥幸，使她的心灵之船开始致命地摇晃：你没看到吗？像你这样的得的多了，我跟你说呢，你没看到吗？

　　面对这样尖利的辱骂，志锋只是瞟了眼自己的妈妈。你这样说有意思吗？他背着手走进病房。

　　志锋你来了啊。俊锋试图坐起来，然而因为气力不足，又滑了下去。

　　是啊，哥。志锋将他扶好。

　　坐。俊锋说。

　　志锋用手套掸掸床，坐下来。半抬着头看着窗户。不久他拿出手机，悄悄划过触摸屏。不能说他对待哥哥冷漠，他们内心深处自有一种默契的亲密，这种亲密无须通过拥抱或者嘘寒问暖来兑现落实。也不能说他对哥哥不冷漠。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而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就会对原来的家庭疏远一些。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这世上最亲密的是他的伴侣。因为他们可以赤条条相见，让彼此咬合在一起。他们在言行上的放肆与猥琐（那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边无际的自由）是经过道德允许的。何况在市郊由他亲热的大舅子赠予的大房子里，妻子还生下一儿一女。在俊锋睡着后，他悄声对妻子说，你看，待在这里也无所事事，不如回去，回去还能做点好吃的，我的意思是——他抬高声音以让进来的妈妈听见，不如把哥接回去，回去还能给他做点好吃的。

　　寡妇阴沉着脸，带着全部的痛楚看着因为睡过去而获得片刻安宁的长子，掖了掖被窝，顺便把床底那一袋子的影像取出来。“你能带它去找找市里的医生吗？你现在是城里人，总会有办法的。”她对着志锋说。

　　“不好找哇。”

　　“你找找你两个舅子，他们都是能耐人。”

　　志锋放下手机，抬起眼皮。刚刚他还对着它会心一笑，就像他和手机里的朋友是在面对面聊天。“你就知道玩手机，一天到晚玩手机，”她接着说，“你就不能少玩一下手机，你只有这么一个哥啊。”

　　“我知道。”

　　“我又没要你背着他去市里。我只是一”

　　“我知道，你看，结研所去了，市医院去了，北京最好的医生也来了，都说没用，你还要我怎么找。”

　　“你再去找找别的医生，说不定会有别的办法呢。”

　　“这是确诊了的事，再找还不是一样。”

　　“你怎么知道就一样呢。说到底你就是懒，就是不愿意动一脚。”

　　“这不是我懒不懒的事。”

　　“你就是不愿为你哥出哪怕一点力，你要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

　　“我没有，我只是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没有办法的事为什么总要去做。”

　　“怎么没办法呢，没去做就说没办法，说这样的话，你好意思吗？”她号啕起来，“你过得去吗？”

　　志锋猛烈地摇头，老妈就是这样犟啊，牛一样，哗地一下取走那袋片子，快步走了，回来了，结果还不是一样，你非得让我做无用功。他在市一院挂专家号，当天挂到三天后的，那医生看过片子，倒是兴致盎然，拿手机每两格每两格地拍下来。“这还得研究，如果你能去二院将病理切片借过来就好了。”他说。在问过怎么借的程序后，志锋说好，出门给妈妈打电话：“要细心调理，他们说，尚有一线希望，得靠调理哎。”他回丈人家哄了一会儿儿子，按妈妈要求，去买了一块玉及一只铸着唵嘛呢叭咪吽字样的铜铃，方才回到镇卫生院来（“买玉有什么用？”他说。“又不要你出钱，我出钱。”她说）。倒是他岳母，大清早的，去庙里给俊锋烧了个香。这边厢，冬梅每天都沉重地坐在床边，像情报人员一样，细声细气地探问兄长有什么反应，从前是什么反应，以后是什么反应，以与自身已出现的一些征兆比对。“有时，我也有一点咳。”她说。而他们的妈妈，总是可怜兮兮地询问他：“你要吃点什么呗，孩子，你要吃什么我就去买。”他不会回答她。他总是挺着眼球望着天花板。眼球像是卡在鸡屁眼里的半只蛋。他已不怎么能活动了，除非是来上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猛然地、简直是不受自己控制地坐起来，每当这时，寡妇便冲过去，用空心掌拍打他的背部，以让他咳得更顺畅，儿啊攒劲咳，把痰咳出来就好了。他咳的频率越来越密，时间也越来越长。那咳嗽有时像是诸葛连弩一发而不可收，有时像一段呜咽催人泪下，有时像煤气灶上的火石冒着火星，不时弹响着，有时像风在涵洞快速抽送，飞沙走石，有时像车辆在雨天艰难爬坡（车轮在飞速旋转在它自己制造的越来越深的车辙里徒劳地挣扎），有时像铁锹在被降水侵蚀后只剩一地颗粒的水泥路上铲刮，有时像一截发烫的肠子翻卷起来，有时像水银在封闭管内冲突，有时像黑夜中让人心惊的袭击，有时像肉体被悬吊起来在空中晃荡，有时像是一鞭子一鞭子结结实实的抽打，有时像动物在哀号（能看见龙被扎住尾羽，不停耸起上身，血淋淋地撕扯自己），有时像两列火车高速摩擦着彼此的残骸，有时像是明目张胆的杀害。每次，他们都要感觉到事主咳出一小截蚯蚓、一条黏稠的虫子、一团黑影或者一口红旗般艳丽的血，才肯罢手，每个人的咳嗽都是为了一个结果，没有没有结果的咳嗽，正如没有没有结果的革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咳嗽就是一座无法与之谈判的监狱啊，只有大理石不会咳嗽。

　　“我要死了。”在俊锋揪心地喊了一下午（因为发热，在这个初冬，他穿得只剩下一件青色背心，不停说着呓语），并且托熟人找市一院放射科的“看片专家”看过影像（他说：“无可救药。”）后，寡妇思量再三，决定将他接回家。那天，所有人都平静地看着裹得严严实实的俊锋被抬进车内，他们早已适应俊锋罹患怪病这一事实。他们就像蚌将砂粒包容进去那样，将这一事实包容进他们的生活，以为常态，他们的脸上显现出事情终于获得进一步推动的轻松（“回去养养说不定能养好呢。”这与其说是他们对寡妇的安慰，还不如说就是他们自己所乐观以为的），只有寡妇异常悲伤，她清醒地知道，从此，自己的儿子活一天少一天了。她找到卫生院后院的菜地，当着一堆废弃的针筒，痛哭了一场。

　　

　　车辆开到村庄时，她对迎上来的女人们说：“我就说他在召唤我，他只要一着急骂我，我就知道他是在召唤我。”她们想安慰她，却无从下手。“他和我们的语言就是不相同。”她继续说。只要眼睛稍微闭一下，一大团的泪水便涌出来。那辆乳白色的轻卡没有熄火，车身由于发动机的震动而嗡嗡地战抖着。志锋将俊锋抱下来。寡妇打开新屋的门。这是她当初做主给俊锋做的屋，上了瓷砖、铝合金窗、好漆以及洋气的吊灯，是留给俊锋结婚用的，她和陈宗火从不过来住一夜，而是宁可住在那烟熏火燎、老气横秋的旧屋内。每隔一段时间，她就到新屋打扫一次，跪在地上，细心地擦，就像俊锋随时会回来用它似的。然而直到病入膏肓，他才被接回到这里。轻得和一只鸡一样。志锋对那些叫他小心的人说。俊锋耷拉着头，眼神像两根短小的棍子在人们眼前随意晃动。在坐到沙发上后，有一阵子，他紧紧抿着嘴，眼睑恐慌地眨动，额头出满汗（像涂了一层明亮的猪油），而整个身躯在徒劳地挣扎。他就像被紧紧捆住一样，无法动弹。啊，也许需要七窍玲珑心才知道，那是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乡村了，好不容易逃出去，又回来了，而且是永远地回来了。志锋抽出皮带，在折叠椅那鲜红的椅座上猛抽一记，他彻底安静了。唉，我哥现在轻得像一只鸡一样。志锋就像是在介绍一件商品。总有一只枕头那么轻。

　　此后，俊锋像是受到谁的奴役或统治，不肯说话，眼睛像动物一样平静、痴呆、没有思想。他总是在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然而又对这种迷惘异常坦然。他听任道士在面前挥舞燃烧的符篆、母亲给自己戴辟邪玉佩、窗桶悬挂能化煞的铃铛、两三人给自己进服雷公藤煎出的药水，又听任它们从嘴角流出来。“咳嗽对他来说是操劳啊，就像我们做活儿一样操劳。”有时寡妇会这样说。这时她非常平静。然而很快她便被自己的大意给惊了起来，赶紧去捏他的手，就像他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样。在他用尽力气咳嗽——足足花了一刻钟，就像有一位中年男子弓着腰站在寒冷的野外，抓着冰冷的摇杆，试图将愚蠢而固执的手扶拖拉机摇响一样——并几乎将喉管咳破时，她心里起了漫天的仇恨。说到底他得罪谁了，曾经害过谁了，他咳出一口有乒乓球大小的血，血丝悬吊在嘴角，她战抖着用双手接住那有如黑汁的血，我儿子他得罪谁了，我们陈宗火家到底得罪谁了。她越想越气，走向村头陈宗功家。她走得那样急促，就像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仇恨的鸟儿在拎着她飞。

　　“有件事，今天我非说不可。”她说。

　　“你说。”已经很难起身的陈宗功说。

　　“当初埋宗火时，挖坟井，你女婿为什么要往井里扔一把铁锹。”

　　那块坟地是预留给我的，没想到宗火先死了，陈宗功默然以对，我女婿也是怕我死无葬身之地。

　　“有你们这样不讲理的吗。”

　　“我也不清楚当时的事啊，我身体也不好，没去。”

　　“你就说是不是有这回事。”

　　“有。”

　　“宗火是不是你老弟。”

　　“是老弟，不是嫡亲的，但也很亲。”

　　“是一房的老弟，还这样。你今天就说清楚，你们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害得我俊锋要死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四娘，”陈宗功的眼泪流下来，“我后悔。”

　　“后悔有什么用，我俊锋都这样了。”

　　“我女婿打工还没回来，如今你要找就找我吧。”

　　“找你就找你。”

　　“我也快要死了啊。”

　　“要死了还不知道积点德。”

　　“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四娘，你要骂就骂我吧，你不骂我不心安。”

　　说罢，陈宗功捉起寡妇的手，将那满手血污涂在自己花白的头发以及脸上。“你惩罚我吧，我不是跟俊锋过不去，要是能换，现在我就去换俊锋的命，”他大肆地哭起来，“你快找人打死我吧。”

　　“打不死你。”

　　寡妇甩着手回去了。一路上也大哭起来。你说他得罪了谁啊，他会得罪谁啊。看见人她就哭诉。一天后，她带着同样的仇恨去找镇上的超市。她寻思是超市那阴湿多菌的工作环境让儿子的肺失守的，然而在那里她一无所获：地面比想象的要干净与干燥很多，别说地板砖间的缝隙有污血，就是一根头发也看不见。可以想象，在盛暑，这里也不会有什么蚊蝇。小亓不在。出口处有两台收银机，长着横肉、穿着红马甲、因焦虑而眼部色素沉着的老板娘守在出口外，低眼扫视每个顾客的手提袋。为着避免对方发作，她又对每个人堆笑：慢走啊，小心台阶。有时还做出搀扶的动作。那些恼火的人会故意把手提袋在两只手间换来换去，然后交给同行的人，那眼神总是着急地跟着它，直到她抬起头，看见对方其实一直在审视自己，才羞愧起来。你他妈还不如回去开小卖部呢，人们抖着袋子走出去，既恨对方贱，也恨自己贱。偷一罚十，墙上贴着告示。这是因为超市失窃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业主感觉如果不这样，失窃的事会越来越多。今天，当她听说有一位衣着贫寒的农妇踮足朝肉案内部长时间观望——员工们用眼神接力，像传递烽火一样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他们唯一的封邑主——时，她快步走来，扳过对方肩膀。她们凶狠地看着对方，一个疑心对方是贼（要不为何如此鬼鬼祟祟），一个疑心对方一开始就想推卸掉全部责任。“你要买点什么吗？”老板娘问。

　　“不买什么，”俊锋的妈庄严地说，“就是看看。”

　　她没有透露身份。她想这样的事还是回去再和年轻人商量下，也许志锋以后会看出名堂来。您就等着吧，她走向老杨树镇的街道。在她走后，超市的员工告诉老板娘，这就是俊锋的母亲。这一天雾霾很重，像有一伙妖精在老远处吹烟，地上尚有积雪，满街飘浮着浓烈的制作熏鸡用的化工香味。俊锋的妈妈将自行车停在本村人热爱开的彩票店门口，热爱吃烟已经将牙齿吃得漆黑，然而还是那个信得过的姑娘。热爱问：“俊锋现在好些吗？”

　　“还不是那样。”她说。

　　“能想到办法吗？”

　　“没有办法。”

　　“我就说，下雨时，俊锋总不打伞，就那样淋湿着走过去。”

　　经指点，俊锋的妈妈走进北边的宏广胡同，那里有一溜的红砖平房以及见缝插针建起的石棉瓦顶柴房，偶尔还有鸽笼与鸡埘，道路中间流淌着公厕溢出的尿溺，就是在这寂静的胡同里头（在巷道继续朝东拐后），藏着一个庞大、梦幻般、居住在五六公里外的她此前从未听说的地下市场。俊锋的妈妈在走进这由礼帽、毡帽、韩版针织帽、披肩、围巾、丝巾、呢子大衣、羽绒服、鸡心领毛衣、鄂尔多斯羊毛衫、衬衫、马甲、睡衣、保暖内衣、文胸、内裤、情趣内衣、蕾丝内衣、单肩包、斜挎包、手提包、哈伦裤、垮裤、皮裤、牛仔裤、铅笔裤、休闲裤、灯芯绒裤、打底裤、连衣裙、羊毛呢子裙、毛衫群、丝袜、蕾丝袜、短靴、雪地靴、圆头皮鞋、高跟鞋、绣花鞋、运动鞋、旅游鞋、口红、面膜、深层补水套装、傲肤霜、香水、爽肌水、玉兰油、车载音响、MP3、MP4、音乐手机、智能手机、触摸屏手机、台灯、煤气灶、抽油烟机、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不锈钢锅、折叠桌椅、扫帚、拖把、墩布、围兜、桌布、毛巾、碗、碟、筷子、刀叉、勺、保温杯、玻璃杯、洗洁精、洗衣液、84消毒液、樟茶鸭、烤鸭、茶油鸭、鸭脖、鸭舌、来子熏鸡、德州扒鸡、童子鸡、鸡翅、鸡爪、猪头肉、猪耳、猪肝、猪肚、猪蹄、猪尾巴、鸡蛋、鸭蛋、皮蛋、干豆腐、五香豆腐、卤水豆腐、蛋糕、南瓜糕、蜂蜜糕、馒头、戗面馒头、花卷、包子、肉饼、葵瓜子、外号叫牙签的葵瓜子、西瓜子、南瓜子、水煮花生、柴锅炒花生、盐煽花生、开心果、松子、板栗、纸核桃、山核桃、新疆核桃、和田大枣、葡萄干、榛子、杏仁、木耳、丸子、带鱼、冻虾、虾米、武昌鱼、乌江鱼、鲫鱼、鲤鱼、鲶鱼、死气沉沉的螃蟹、鱿鱼、墨鱼、海带、白萝卜、胡萝卜、大葱、大蒜、生姜、番茄、圣女果、洋葱、豆芽、芋头、红薯、马铃薯、黄瓜、红辣椒、青辣椒、蘑菇、菠菜、油麦菜、圆白菜、小白菜、菜心、莴苣、铁棍山药、草莓、山楂、白梨、雪梨、香蕉、帝王蕉、红提、猕猴桃、金橘、蜜橘、沙糖橘、脐橙、血橙、沙田柚、富士、红富士、栖霞富士组成的琳琅世界时，花了眼。

　　

　　（往昔，我曾和—名想做女人的男人聊天。这位孤独的中年人一直紧张而拘束，直到讲到菜市场时，光芒才从他眼神中闪现出来。“你知道吗？只要—走进去，所有的烦恼便一扫而光，那种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吗？好极了。”他的语速骸陕，就像我会和他争辩似的。他是如此想说服我。我告诉他我懂一那种圣光，高潮，一种温热、电击般的感觉，友好与团结的氛围，万物触手可及的富足，美好生活的野心以及创造的喜悦，历历在目——我说我完全感受到了那种来自主的安排与补偿。）

　　这些五颜六色、由五湖四海至少是四乡八里汇聚而来、需要及时交易出去的产物，像新大陆，冲击着寡妇贫瘠的灵魂（很多年她躬耕于乡野，只熟悉村头后来改为小超市的日用百货店）。她觉得集市太过漫长，怎么走也走不完。她这样抱怨着，像一位即将失身的少女，又像一位女王。所有店主都像奴才似的大声招呼着她。我只是来看看，女人们在走向市场时这样警告自己然后在走进去后感慨，光是欣赏就够了啊光是欣赏。俊锋的妈妈抓起一把蒿子秆，掂量着，就是这样的东西也要6.98元一斤也就是7元一斤，她将把这过于不可思议的发现讲给热爱听。然后，她终究未能抵挡住来自商品的连番诱惑，在一件印着泰姬陵图案的棕色丝巾面前吞咽起口水来。

　　“你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店主走过来，将它从她的指间抽出来，抖开，披在她肩膀上，又将镜子移向她，“你看看。”她像是被对方控制了，这种感觉很不舒服，然而她又看见一个想象中的自己。店主在她的默然中找来橙色、红色、蓝色等各式不同的丝巾，她礼貌地拒绝了。这或许会使她的支付多起来。她并不会讲价，因此始终嘟囔着，显得特别的扭捏与难为情。

　　“然而什么，”店主问，“你说然而什么。”

　　“然而太贵了一点，”她说。我只有这么多，但不意味着它就值这么多。她为此非常抱歉，并甘心忍受对方的鄙夷。她在等待的时候说：“我真的只有这么多。”

　　她们不欢而散。带着差不多是共同的失望。

　　在她即将游荡出这条巷子时，她才想到此行的目的。在身后，是那比她要年轻二三十岁的女人的熟练的忏悔声。她曾驻足，然而还是朝前走了。在这蜿蜒集市的尽头，一棵杨树对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身前披着一件尿素袋改成的围兜。她不停刨着萝卜。每当有人问过来，她便转动门球，招呼屋内那以准确闻名的算命人。那董先生并非瞎子，只是患有夜盲症。后来当寡妇将钱结算给他时，他差不多是举着它贴在眼前看。这一天，他似乎深刻读懂了对方的忧郁，他说，她就像背着几具尸体那样沉重地走进来。

　　在煞有介事地吟唱一段后，他按住二胡，说：

　　“真要我说？”

　　“你说吧。”

　　“说实话？”

　　“说实话。”

　　“那我说了。”

　　“说吧，求你了。”

　　“你家今年必要穿一件孝服。”

　　“去年穿了的，今年还要穿？”

　　“还要穿。”

　　这句话就像是一块糖，俊锋的妈妈咀嚼很久，才算是将它消化清楚。她长叹一声，想起多年以前同样是算命先生对她的诅咒。“先生啊，这是给你的钱。”结清后，她沿着来路走回去，却怎么也没找到那家店，它就像一朵花消失于花海中那样。她问了别家的价钱，甚至要二十元，便连往下讲价的兴趣也没了。直到原来的店主抓着扑克牌匆匆跑来。“十元给你，不能再少了。”

　　“不。”

　　“你看——”

　　“我只有七元。”

　　店主将丝巾折起来，她说：“是那条棕色的，我穿橙色的不合适。”因此店主又给她换了棕色的。她回到彩票店，和热爱比较了很久这条丝巾。热爱说就是七元也不值得，可是要说亏能亏到哪里去。“你看看手感，这手感还是很不错的。”热爱说。

　　“我也是看手感不错。”她说。

　　在骑出柏油路，骑进村道时，因为饥饿，她进秋晨的餐馆饱食一顿。“没有办法啊。”在秋晨并无询问的隋况下，她这样说，同时往下扯那齐臀的衫脚。她骑匕车，用前掌或者说是脚趾蹬着脚踏，一米—米地前进，像是背剑的乌鸦慢慢消失于那持续五天、平静得怕人、像是隐喻着什么可怕的事的雾霾之中。回家后，她将自行车扛进去，立起车支子，锁好车锁，然后取出保鲜膜裹好的半只西瓜（它一共花去十五元四角，在镇上时她刻意没让热爱看见）去了新屋。“俊锋啊，没想到这个季节还有西瓜，可惜一路上磕磕碰碰的，磕破了，”她用勺子挖出一块，喂给对方，“张开嘴。”

　　他张开嘴。

　　“张开牙齿。”

　　他张开牙齿。

　　“咽。”

　　他开始咽，然而食物在那里纹丝不动。

　　“用力咽啊，儿。”

　　他用力，然而力是虚的。她将那一小块西瓜戳烂，用勺子推下去，他呛咳起来。此后她都是将西瓜捣成汁，舀给他，然而总是从嘴角流出来。像往常一样，她说：“俊锋啊，晚上想吃点什么，你想吃什么我就去做。”接着又说：“要不我们吃水煮煎蛋。”还有：“我忘记了是加葱还是不加葱。”

　　他什么也没说。

　　“我哥现在连同意和不同意的力气都没有了，”志锋握着手机走进来，说，“妈你回来我就可以走了，我还有点事。”

　　“你走吧。”

　　“我不吃晚饭了。”

　　“我知道。”

　　寡妇明知徒劳但还是细致地做了一顿晚餐。每做好一道菜，她便拿抹布轻轻搓手，找空碗将它盖好。她做了他平生最爱的几道菜：炒腊肉、韭黄炒鸡蛋、酸辣土豆丝及水煮煎蛋。往昔，每当他在她面前吃饭，她总是认真观察他的欢喜与厌憎（对他厌憎的，她也坚决地厌憎），而对志锋与冬梅，她则需要他们不断提醒。在揭开盖后，热腾腾的蒸汽以及只有黑土香米才有的味道从电饭煲内飘出来。她将米饭舀进蛋汤，拌匀。“多少吃一点吧。”她将枕头垫在床头，将他抱起来，靠好。他试图想表达什么，然而考虑到表达的程序过于复杂，因此又放弃了。他侧着脸，让眼睛停在某一个视点，对她置之不理。不一会儿他闭上眼睛。是想睡了。她将他移正，就着开水瓶的热水蘸湿毛巾给他擦脸、擦背，然后细心掖好被子。又给他插着吸管的保温杯重倒了一杯温水。回到老屋后，她将菜摆在餐桌上（唯有炒腊肉放进电饭煲的蒸笼加热）。出于心疼，她好好整了一桶猪食，去猪舍犒劳这些天来由别人代喂因而变瘦的两头猪。当她敲打木勺，哕哕哕地叫唤过去时，它们翻滚着爬起来，一跃而起，直立着趴在木栏之上，对着她焦急地抽动那粉红色的鼻子。她还换好院子里钨丝断掉的灯泡。回来后她不停调收音机，传来信号那独有的明亮与衰弱的喧嚷声，营造出群贤毕至、高朋满座的氛围：

　　

　　|中年男音|有人说毛主席的稿费至少有几千万元，那么真实的稿费是多少呢

　　|电话采访|如果再创了新低，那是不是短期内我们没有了盼头

　　|藏族歌手|喜马拉雅，我的天堂；雅鲁藏布江，我的格桑花

　　|电影原声|他没死……为什么，为什么瞒着我们，是谁给他吃的

　　|中年男音|即使这种坚持是一种痛苦，但它也是你成熟的选择

　　|剧院合唱|歌词不明

　　|台湾歌手|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等待你去踏着，踏一个软而湿的金缕鞋

　　|翻唱歌手|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都是伤悲，让我独自去忍受

　　她走到昏暗的灯光下，坐在餐桌边，倒好酒，像往日一样，慢慢地，按照从好到坏的顺序，在碟子里挑挑拣拣，将它们吃下去。残渣归于有缺口的白色小碗，不舍得扔的归于红色小碗。她慢慢地饮酒，慢慢咀嚼。那口腔像台碾轧的机器，碾轧着这些食物。直到所有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在这咀嚼的过程中，有时她会停住，长久发呆，直到回过神，又继续咀嚼起来。这是一个人吃饭常有的事。门开着，正对着原野，暮色四合。黑夜像决堤的湖水，涌到面前。她打着饱嗝，从地上又取出一瓶来，那瓶子是青色的，蒙满灰尘，她用衣袖将它擦干净，晃荡晃荡，旋开瓶盖，嗅嗅那琥珀色液体的味道，确信是它后，举起瓶子，咕咚一口饮下去。也许觉得这毕竟是私隐的事，中途她擎着瓶子去关门。就在她步态蹒跚，摇摇晃晃，快要扶上那枞树门板（十来分钟后它将被一伙着急得上蹿下跳的人拆下来）时，一股深刻的像是即将临盆的绞痛压弯她的腰。她蹲着，让头慢慢挨着门槛，咬紧牙，试图忍住。汗水像雨一样滴落在地。然而，那一道伴着呛人剧臭的食物浆水，还是猛烈撬开她的嘴，从中喷射而出。

　　已经有十二年没人喝农药了。

　　光是这个消息便足以使人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上一次他们如此紧张还是入赘的巴图掉入十几米深的水井。就像死神他老人家这会儿已拖上麻袋（它在满地潮湿的松针与落叶上擦得哗哗响），正从不远的未来，从那能分辨出枝条与身影的迷雾中，走过来。她的彷如中蛊的反应——肌肉震颤，眼白外露，以及动物般的嚎叫——吓坏了最先赶到的几个人。快，快，到处是焦急却无法明确内容所指的喊声，快。有一伙人提着应急灯、手电筒奔向赤脚医生与司机家里。不约而同。而司机安房其实是手机通知到的，当他开着轻卡奔来时，还有人朝他家跑去，即使车灯已经照射到他们，同时他们也退向一边以让它开过去。有一人从田埂抄近路跑向一公里外的村委会，试图踹开门，以找出一堆文件里的一本《农药中毒急救手册》。

　　到处充满呵斥声。纯粹是认为这样做也许会有点效果，有人将她移开，扒下她的外衣，向着她的额头、脖颈以及上身不停浇水，同时擦拭那不停从嘴角溢出来的食物残渣与白沫。有的人则挥舞上衣，试图使空气流通。门板拆下后，他们将她抬上车。有人举着手电筒照耀着路边的乱石堆与野草，在车前跑，好像这样司机就会看得更清楚，直到车辆轻松超越他。直到这时，人们才稍微松下一口气，喘息着，和姗姗来迟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着汽车在黑夜的雪地里滑来滑去（就像是电视里那由劫匪开着、抢劫而来、匆忙逃亡的车），奔向救生的卫生院。在将寡妇活着拖回来后，它就坏了。

　　安房让它停在寡妇家后门。

　　当然他也可以将它推回家一那意味着修理的方便，有很多人主动提出愿意帮忙—但他还是以疲倦为由，将它留在这里。这是一个小小的示威：就看以后还有人愿不愿救死扶伤了。他将志锋给的路费先推回去，他说：再说。而那些守护着寡妇的女人，则趁她睡熟（现在她的呼吸可是均匀又平稳），议论起来：农药的喝法有几种，一种是不喝，一种是喝，一种是当别人的面喝，她的是不当别人的面但是知道别人会发现。门开着。灯亮着。只有瓶底那么一点，而且晾那么久，潮吸日晒的，毒性早已分解。她呀，是需要表达出点什么，是要疏通，然而又不想因此丧生。

　　这是一种仪式。

　　她们轮班值岗，守候数日，直到她能下床。她拄着拐杖，在别人搀扶下，去视察了自己的儿子。还是那样子。缩了一点。她看到每一个人都说，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啊。看见一个就说一遍。因为畏冷，她们在厨房支起煤炉，用通条将炉火戳得极旺，围着她一起烤。有人说煤烟会对身体恢复不利，她说没事。她在哆哆嗦嗦地喝过热开水后，将手展开在煤炉上烤，凄苦地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她们沉默不语。只剩她长时间地在程序性地吟唱自己的无奈与绝望，那时高时低的哭泣让她们揪心。最终为着将她从哭泣中引导出来，菊嫂说：“四娘你还想死吗？”

　　“不想。”

　　“为什么不想了呢。”

　　“痛。”

　　“怎么痛。”

　　“好痛，钻心的痛。”

　　“我怕你还是想吧。”

　　“不啊，我不。”

　　从她急于争辩的姿态看，她对这一趟折磨还是心有余悸。因此众人都笑起来。她倒是没笑，不过也没再哭。“你们别着急我，”寡妇向她们点头，接着询问，“啊，你们吃糖不。”都说不吃。不吃不吃四娘你别动我不吃的啊。然而她还是起身了。有一人站起来想扶她，被拒绝了。我走走更好，她这样说。她摇摇晃晃走过去，打开橱柜的门，拉开中间抽屉，翻来翻去。大家继续在煤炉上展开自己的手。有的发呆。有的看着她。她翻出一把红塑料柄切肉刀，看了好一会儿，就像在判断是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她用食指的最上一截抚摸刃口的锯齿，然后对着脖颈一把割去。割一把稻草，割一把麦子那样，她反复割着自己，不得要领地割着，直到终于划破大动脉。她们根本没办法起身。她们脸色煞白，全身震颤，死死坐在那里，怎么也站不起来。此后一周，她们都是这样，就像是瘫痪了。鲜血，像早上升起的国旗，被卫兵戴着洁白手套的手猛然抛撒出去。人类的血真多啊——通过这源源不断涌出的血你可以判断若不是采取自裁她原本还可以活很多年——就像是无休无止的水从破了口子的塑料水管里冲出来，极大的冲力带动水管像蛇一样疯狂地扭动。这是很久未曾听说、只应古代有的自杀方式：自刎。

　　不用想了。没办法救活。没任何可能。

　　寡妇单手扶着灶台、门框，艰难地走出去。就像走出去能使自己获得解脱一样。她捂住咽喉，将门外空荡荡的竹架推倒，然后扑向已经修好正准备开走的白色轻卡。安房猛踩刹车。车从此又停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他们小心站着，不时抬起一条腿，以让那鲜红、冒着泡儿的血从鞋底流走。尸体趴在那儿，最后抽搐了一次。

　　

　　俊锋把剩下的日子过完，按时死了。

　　对母亲的死，他没有表态。在最后一次为他清理身体时，弟弟志锋终于忍耐不住，对他实施残酷的辱骂。志锋捏着沾着他粪便的卫生纸，凑向他眼前，大声说：你害死了妈知道吗你害死她了。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既不愤怒，也不委屈，不害怕也不羞愧。他是瘦到尽时才死的。那张皮本身就像是淋湿的裹尸布，紧紧贴在凸起的骨架上，显现出肋骨间那层次分明的空隙，让人生畏——或者说，像拓片一样，拓出一副骷髅的模样。他的胡子像一把草，种在高傲的下巴上。眼球特别大。总有台球那么大。志锋说。

　　在告别的时刻，冬梅来了，她想刺探到一些人之将亡的信息。他的嘴唇微微开启，她侧耳去听，从那气息中猜测到他有一个令人费解的恳求。她为此询问他，然而没有回音。她转到床那头，找到他枕下的手机，将连接着它的充电器插上墙体的插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哥哥死了。

　　在那段时间，老杨树镇先后发生两件奇闻轶事：一、在瑶河的冰面上发现一只一米长的巨蜥，尽管人类对它发出上百次召唤（他们相信它和外星人一样，能听懂人类友好的信号），它还是不敢上岸。在冰上忙碌地转了很多圈后，它索性死了。二、一辆卡车撞向大礼堂，司机阵亡，几十条狗从车厢跳下，像野马成群向东奔去。这两件事都没有寡妇的自杀来得让人震惊。很多人说，我真想为这件事好好哭上—会儿。